“赶江南”运动是境内继“大跃进”后又一次冒进运动，给建湖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县委1964年3月2日在中共建湖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是这样总结的：“1960年，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要求，开展了‘创造小江南，全面赶江南’的群众运动，对于鼓舞人心、推动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全县农业生产有了回升，粮食总产量达到26359万斤，比1959年上升2.2%；皮棉总产量达到34900担，比1959年上升51%。但是，由于我们要求过高过急，措施不切合实际，再度犯了生产瞎指挥的毛病，创造‘小江南’，又刮了‘共产风’，给恢复发展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赶江南”运动的由来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建湖县在盐城地区范围内搞得是比较“出色”的。到了“继续跃进”的1959年，“大跃进”引发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出来。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县委根据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大力贯彻《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开展了以“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和整账建账，清理农村财务”为主要内容的整社工作，对农村“大跃进”出现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等作了初步的纠正和处理，以调整人民群众因“大跃进”引发的不平衡心理，县委和各级干部也期盼上级能对“继续跃进”有一个“降温”的部署。但是不久，中央下达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仍未摆脱高估产、高征购的标准，除基本建设投资“降温”外，其他基本保持1958年北戴河会议所要求的水平，要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反“左”转而反右，继续“大跃进”。8月，中共江苏省委遵照党中央“反右倾”精神，对全省今后一段时期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继续跃进”作出具体部署，决定在苏北重点农业区的盐城地区发动一场“学江南、赶江南”运动。12月，中共盐城地委根据省委指示要求，制定下发了《关于动员全党全民树雄心，立大志，“跳出盐城赶江南”的决议》，明确了“赶江南”的任务内容与标准，把“赶江南、赶苏州”作为今后二、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据此，是月23日，中共建湖县委发出《关于贯彻地委“跳出盐城赶江南”决议的决议》，并按照省委书记江渭清“建湖要争取变太湖”的指示，正式提出“跳出盐城赶江南，建湖一定变太湖”的口号，“赶江南”运动在建湖全面展开。

　　1960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赞扬盐城的“赶江南”运动。他说：“苏北人民发动起来了，上自八十三，下至手里搀，都发动起来了，生气勃勃。”

“赶江南”运动的部署

　　1959年底，县委第一书记参加由地委第一书记带队的考察团，到苏州地区参观取经，分别寻找赶学目标，最后确定建湖县赶学吴县。考察团讨论时指出要吸取过去全面出击“大呼隆”的教训，决定“以点带面”，先搞“小江南”示范，再全面推开，实现“一年接近，二年赶上，三年超过江南”的目标。苏州之行后，县委对“学江南”、创造“小江南”作出部署，即近湖公社为县定“小江南”点，各公社有“小江南”大队，大队有“小江南”生产队，生产队有“小江南”丰产区。目标定为“一年赶上，二年超过吴县”；当年三麦要达到亩产千斤，水稻破双千，多种经营大发展。在措施上，根据取江南之长、补建湖之短的精神，在水、肥、土、种上大做文章，实施方法与1958年“大跃进”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招，如开发荡滩资源、创建“三百”基地（即百里家禽场、百里菱带、百里荷花溪）；家禽养殖达到20万只规模；大田田块每亩要搞1-2个草泥塘等等。总之一句话：反右倾，鼓干劲，组织千军万马，层层创造“小江南”，继续“大跃进”。

“赶江南”运动开展情况

　　1959年12月25日至27日，全县各公社都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参加的誓师动员大会，通过一学（学习地、县委“赶江南”文件），二议（讨论要不要、能不能、敢不敢、怎样赶的问题）、三订（订出学、赶措施）、四做（领导和干部放“小江南”样板）、五竞赛（开展创建竞赛），分析“赶江南”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提高认识表决心，鼓足创造“小江南”的干劲。全县成立“赶江南”突击队2200多个，创造“赶江南”标兵田10万多亩，掀起冬春季“沟脱壳、塘翻身”，千沟万塘取肥造肥的高潮。对于大搞“小江南”标兵田，仍采用1958年“大跃进”做法，随意抽调劳力突击协作，不讲科学，不讲成本地蛮干，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现象时有发生，再度刮起了浮报虚夸、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创造“小江南”，从1960年的档案资料查看，轰轰烈烈的场面不少，如县委第一书记发表创造“小江南”、大搞草泥塘的广播讲话，全县掀起大搞草泥塘热潮；召开6831人出席的县“赶江南”群英会，交流创造“小江南”的先进经验；动员全县3720名超龄中小学生辍学离校，充实“赶江南”第一线；组织“三百基地”流动现场会，部署沿冈沿荡11个公社、63个大队“三百基地”创建任务等等。而实实在在的成果很难找到，只能在各级领导“小江南”试点上才能看出点成效。群众用4句话12个字来形容，即“吃小灶，特殊化，无真功，花架子”。近湖公社高马大队是县委的“小江南”试点，为突击完成电灌、草泥塘和平田整地等任务，组织县直、湖垛镇等单位1000多人的队伍支援，工地上成立了“小江南”办公室。试验田的化肥尽量用，资金贷款随意放，虽然条件优越，但因盲目蛮干，乱子还是出了不少。如水稻过于密植，加之用肥不当，造成疯长拥挤倒伏，无奈动用大批毛竹搭成架子，用鼓风机向田里吹风。群众说：“如此‘赶江南’，等于是空谈。”一年下来，试验田指标落空，未给高马人带来多大实惠，反而欠下一屁股贷款债，最后绝大部分通过社会减免来了结。除“小江南”丰产田外，一般大田的增产措施就差劲了，靠公路边的搞得还像个样子，地处中间的田，耕作、施肥、除草等就马虎了，有的甚至抛荒，而估产、报产还是那么高，难怪群众意见大。

“赶江南”运动的结果

　　1960年由于天灾（夏季发生洪涝和虫害）人祸（搞“小江南”蛮干），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全县粮食总产12412万公斤，比1958年减少了6392.5万公斤，下降34%；单产91.5公斤，比1958年减少47公斤，下降33.9%。从年初开始群众口粮就实行了低标准，最低时人均每天五两六钱（折合现制0.4市斤，一说为公制）。农村公共食堂一天只能供应社员三顿稀粥，少数的甚至只供应两顿。由于生活差，群众体质普遍下降，浮肿病、消瘦病、青紫病和妇女子宫下垂病大量发生，仅卫生部门诊治的病人全县就达28417人次。人口出生率出现负增长，劳动力出勤率降至68%。在这种情况下，“赶江南”运动是无法坚持多长时间的。

　　随着中央实施调整方针，清算退赔“五风”造成的损失，特别是贯彻实施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称“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学江南、赶江南”运动才逐渐冷了下来。1961年春，地、县委对创造“小江南”运动作出简要总结，以后就很少提及了。

　　当然，历史地看待“学江南、赶江南”，包括“大跃进”，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迫切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决心和积极性。运动中一些有益的做法，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实行河网化、条田化，开发荡滩荒地，发展多种经营等，至今仍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运动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为我们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