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从阜宁师范毕业后，回到我的母校任教初二语文。其时教育界一片乱象，正在“批林批孔”加“评法批儒”。主要批判对象是孔子以及《论语》，另外兼批《三字经》、《神童诗》。这些东西，我们读书16年，从未碰到过，因而感到很新鲜，也就批得津津有味，甚至不知不觉中就中了“毒”。《三字经》朗朗上口，讲得蛮对，且语言极为精炼。《神童诗》也写得不错，且十分容易记诵。心想要不是大批判，我们哪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文革初期的1967年批判反动影片，让我们免费或低费看了文革前拍摄的许多故事片，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读高中时，既无钱又无时间观看二角钱一场的电影，这下终于补上了。同样在这场“批林批孔”中接触到了不少古典文学。其实“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当时的宣传）”，和孔子的关系实在疏远得很，但是我们终于模仿两报一刊的口径，将林彪和孔子绑在一起狠批了一通。学校规定，每个班级每学期至少要出两期大批判墙报，让学生将自己写的或是抄来的大批判文章贴在后墙上。教师是每月一期，不断更新，贴在办公室的后面。

《论语》不好批，许多内容不懂。当时的权威是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杨荣国，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被解放的“革命知识分子”，似乎是由他评注《论语》，逐条批判。北京大学的冯友兰作为旧学权威，也是站出来的批孔积极分子。当时的领导干部系由造反派“搭班子”而成，这些干部也不懂。我县当时的教育界负责人文化程度不高。他到我们中学宣讲批孔，批判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了半天，也未起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效果，连这几个字的顺序都搞错了，还读错了一个字。他始终说“己不所欲，忽施于人”，我们在底下听了，感到蛮搞笑的，又不敢笑。

高中班的同学搞样板式的批林批孔大会，一位女生读着教师写的讲稿，将“孔子杀少正卯”，读成“孔子杀少正卵”，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位男生将毛主席诗词“今日欢呼孙大圣”，读成“今日欢呼孙大怪”，更是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杨荣国的评法批儒也非常有名。我们便按照他的理论，对自己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往往看法不同，同事们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好像一部中国历史仅仅是一部儒法斗争史。为了补充知识，我曾经订过几期“学习与批判”，从中了解了不少经帮派文人选择性地删改、涂抹过的“历史”，当时读得非常投入，自认为“受益匪浅”。还记得当时江青在天津的小靳庄搞了个“赛诗会”，用诗歌形式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我们学校也想搞，未搞起来。

课也是上的，但经常搞活动。那时特别提倡搞“启发式”教学。毛主席读过民国初期的师范，似乎很懂教育的，也提倡启发式，我们都认真学习，奉为圭臬，于是就搞“启发式”。后来上级来听课的人又说：“你们太庸俗化了，将启发式搞成了问答式了。”听者唯唯，觉得学习毛主席指示也挺难的，以后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启发式”了。

那时最时兴的就是“开门办学”了，具体做法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备好课后将学生带到田头或农场听老贫农讲忆苦思甜的故事或者土改往事，然后让个把同学发言。“请进来”则是备好课写好教案后，老师不讲，却到社会上请插队知青或老干部、老党员、老退伍军人来校上课，尽管是煮出饭来炒着吃，但这是硬任务，必须完成的，而且学校留饭，上课者可以和请来的人共进午餐。虽然是两菜一汤，相当于今天的工作餐，但毕竟有荤有素，打了一顿不错的牙祭。我们班经常请的是一个无锡来插队的女知青，她也是个老三届学生，下放到我们公社。我当时最不明白的就是我当老师了，反而没资格上课了，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学生，只是继续在生产队劳动，就算“贫下中农”，难道我到东台、阜宁读了二年书读错了么？想当年的1969年秋，我刚回乡不久，就当上了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进驻供销社搞“一打三反”。学习两年后，忽然又失去了当贫下中农的资格。其实这个“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个标标准准的“工作组”，却又不准叫“工作组”，也许是避讳刘少奇1966年春天派驻的“工作组”吧。其实，我党从建政初期到现在的几十年中，派过多次工作组的。

吃忆苦饭自然少不了。一学期一次，将麸皮、稻糠、豆饼、青菜熬出一大锅来，分到各个班级当中午饭，每人必须吃。虽然难以下咽，大家倒是吃得有滋有味——估计是装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吃这个忆苦饭的标准表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反正觉得比我1960年春天吃公共食堂时的伙食好。那时生产队公共食堂供应的是每天三两黄面糊糊，我一吃下去就头晕，所以常常不吃，宁可饿着肚子到田里去挖荸荠、三棱草果子嚼。后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这个“倒头”黄面，既不是麸皮做的，也不是豆饼加工的，而是东北人将玉米粒扒完了的发霉变红的棒头芯子做的，骡马也不肯吃。

还有一些例行活动。每年夏、秋两季必得放忙假，时间每次两星期。学生回家到所在的生产队去劳动。公办老师则由学校组织起来，到邻近的生产队去帮忙干农活。生产队长挺照顾我们的，从不安排我们干重活、脏活。夏天让我们到地里去拔蚕豆，摘角子，点黄豆，秋天则让我们在农场上翻场、晒草，活儿很轻。队长还专门安排一人为我们烧中饭，活未干多少，还占用人家一个劳力，实在让我们觉得内疚。

每年春季的清明以后，必得停课几天，去挑秧草，就是到野地里挑野草，送到生产队做绿肥。学生背着草绳编的大网包，到野地里转悠，挑满后到学校里由老师过秤。每人都有任务，挑多了受表扬，挑少了挨批评，有的学生干脆将家里人挑的青草背到学校充数。冬天则要利用几个星期天，组织学生去打楝树果子，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反正就是完成任务，往往跑得很远很远，还要步行十几里、二十里将几十斤楝树果子背回学校过秤。这时的教室讲台前，一片金黄，楝果堆成一座小山，整个教室充满了一种苦涩的怪味，呛人鼻孔。后来得知这些楝果被供销社收购后当成工业原料去做肥皂、酿酒了。当时有一种XX大曲，据说就是用楝果酿制的。这些活动都刨除以后，一年下来，学生上文化课的时间实在有限。而且教材也改革了，特别是物理、化学课，干脆取消，而是改成“三机一泵”，教学生学习柴油机、蒸汽机、电动机、农用水泵的操作方法，什么原子、分子论，牛顿三定律，酸、碱、盐，元素周期表，统统不要，极端的实用主义演化成了蛮干，还被吹嘘为“贫下中农上讲台”，“教育革命结硕果”，让这样的学生去上大学，搞基础理论研究或是搞科技创新，真正是“天方夜谭”了。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也是当时的重头戏。1973年前后，每个学校都要聘请几名大队干部或者老贫农进入学校领导班子，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村办小学的公章都换了，换成上述的“领导小组”。随着教育革命的不断深入，全国响应山东省教师“侯王二同志”的倡议，村办小学此时已全部下放到大队来办。民办教师拿工分自不待言，便是公办教师也将每人工资发到大队，大队统一记工分，年终决算。也未见他们怎么领导，多半流于形式，只不过学期中途和结束，请他们吃顿饭而已。不过我当时认为还不错，并发自内心地讴歌这个“新生事物”。那时省里要编写一本歌颂新生事物的诗歌集，县里落实要每个语文教师写一篇歌颂新生事物的诗，我并未写过什么诗歌，奉命行事罢了，后来居然被省里录用了，是我县唯一一首被刊用的诗。诗的题目是“聘书”，原文照录如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喜得胡子翘/乐得笑弯了腰/没想到老汉六十三/还聘请咱把学校管/当年放牛学堂过/趴在窗口好眼馋/地主举鞭高声骂/穷小子也想握笔杆/毛主席让咱学文化/扫除文盲把身翻/如今肩上担子重/管好学校当模范/。当时并无稿费，江苏人民出版社寄了几本书给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排成了铅字，也曾心头窃喜了好几天。

我们刚走上讲台的那会儿，正是教育领域的多事之秋与灾难之年。1973——1974年，连续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黄帅事件”、“马振扶事件”和“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先是《人民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为题发表了北京五年级小学生黄帅的数篇日记，并加了“编者按”，提倡“反潮流精神”，大批“师道尊严”，其实就是鼓动学生不学习和老师顶牛。本来学生已不肯学习，教师已经灰头土脸，有了黄帅这个鲜活的榜样，当时学生动不动就来个“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因而学生更难管教，班主任也更难做了。

1973年7月，又发生了河北省唐河县的“马振扶事件”，1974年初经江青派谢静宜、迟群来调查后，专门发了中央文件，将事件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学校对学生实行了“法西斯专政”，县里立马将校长和班主任逮捕入狱。我县教育局派专人来传达中央文件，公社领导陪同，学校领导立即落实。还好，学校领导适可而止，没有掀起新一轮的斗教师的运动。但是新老教师已是战战競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特别是那首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能当接班人。”——经过中央文件的肯定，立即像瘟疫一样，很快传遍全国，流毒多年。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块石头就是“张铁生事件”了。1973年，辽宁省组织了一次高考。初中生张铁生应考时在物理化学试卷上答了3道小题后，感到下边的题目都不会做，于是顺手在试卷的反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讲自己在农忙期间没时间复习什么的，后来被毛远新、江青等人利用，在全国掀起了滔天恶浪，说组织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反攻倒算”，从此以后，“0分有理，白卷光荣”甚嚣尘上，谁还敢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结果当年的辽宁省，考分越高，学校越不敢要。张铁生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教育路线，教育领域也就成了重灾区。

如此反复折腾，连我们这些青年教师也从大张旗鼓的践行者变为被动消极的思想者。大家心头都有一丝隐忧，我们的教育向何处去？我们的国家向何处去？所以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大门一关，连学校领导也跟我们一起议论文革和批邓的不得人心。因为邓公复出后，全国各条战线刚刚出现的一线生机又立即被打压回去，大家的希望转眼变成了失望。但是渺小的个人面对强权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当一个“人随王法草随风”的无聊的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