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就是“吃”文化？

 

近来听说一个段子，说是一位外国友人跟我们一位中国人开玩说：“你们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文化！”

 

他还旁征博引举例说明：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混得好、行得通、受欢迎叫吃香、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行不通、不受欢迎叫吃不开，受到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男女偷情叫吃野食，捞份外好处叫吃活食，受损失叫吃亏，男女之间产生嫉妒情绪叫吃醋，挨批评叫吃板子，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工作量不足叫吃不饱，难以承受叫吃不消，把握不定、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叫吃不准、吃不透，稳定人心叫吃定心丸，挨枪子叫吃花生米，浸入水中叫吃水、吃载，忍受辛苦叫吃辛受苦，被人诉讼叫吃官司，说话结巴叫口吃，认定、确认叫吃准，经济或形势紧张叫吃紧，费力不被表扬叫吃力不讨好，受一次挫折长一分见识叫吃一堑长一智，干活大呼隆叫吃大锅饭，不劳而获叫现成饭，办事不力叫吃干饭的，吃了亏无处申诉或不敢声张叫吃哑巴亏，比喻在政府部门任职叫吃皇粮，事后懊悔叫吃后悔药，做教书工作的叫吃粉笔灰……。

 

我们这位中国人笑着拍拍那位外国人的肩膀说：“你啊，真是吃饱了撑的！”

 

生命从吃字开始，到不吃终结

 

中国文化果真是吃文化吗？我赶快回家翻辞书。

 

吃，在古书里写作喫， 汉字简化后才把喫写作吃，形声字，从口，契声。吃的基本字义是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和喝，也指依靠某种事物生活。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吃”字有11个义项，以吃字打头的组成的词汇就有80多个。

 

吃，包括吸和喝。所以不少地方的人把吸烟说成吃烟，把喝酒说成吃酒，把喝茶说成吃茶。建湖就有“吃早茶”一说，那是断然不会有人说“喝早茶”的。当然，建湖人所说的早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其实就是指早饭。

 

人的一生从妈妈肚里出来吃奶开始， 一直临终到断茶汤为止，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吃”字。生命从吃字开始，到不吃终结。生命，离不开吃字。

 

民以食为天，这确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

3 建湖人的问候语：（你）吃过啦？

 

翻完了一大堆辞书，我又回头来翻我编写的那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盐城方言大词典》，好家伙，我们这地方关于吃字的方言也有一大堆呢，要不，你看：

 

勤于付出叫吃苦，能力胜任叫吃菜，害怕对方吃逗，花力气、花工夫叫吃工，贪心、私心叫吃心，让人害怕叫吃神，费力、用力、累、疲倦、承受不了叫吃力，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身体体力消耗透支叫吃下头去了，受窘、受挫叫吃瘪、吃闷瘪子，吃饭不花钱叫吃白嘴，被人批评叫吃菜瓜、吃杵子、吃爬头、吃生活、吃麻疤子，自食其果叫吃包子、吃鹤子，精神不正常叫吃错药，有多少吃多少叫吃伙穷，丈夫靠妻子色相挣钱叫吃软饭，考试得零分叫吃鸭蛋，找不到人叫吃闭门羹，给别人使劲叫吃里扒外、吃家饭屙野屎，虽然吃得好但还是不上膘叫吃头子养猴子，事非经过不知难叫吃灯草放轻巧屁，无意中捡到好处叫吃屎吃到个盐豆子，什么好处都有他的份叫吃虱子少不了他一个腿，得人好处舌头短叫吃人家东西嘴软，重过程不重结果叫吃鱼没得取鱼乐，纵情享乐叫吃喝玩乐舞大刀，不回原地操旧业叫好马不吃回头草，边干边想叫吃住猪头想住六谷、吃住碗里看住锅里……。

 

建湖人还有一句招呼语也很著名，那就双方一见面，也不看是什么时辰，愣头就来一句：“（你）吃过啦？”要是认真考证起来，这句问候语好像既不是长辈们教的，也不是在学校里学的，所有的教科书上好像也没有。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反正人们都这么说着。2013年8月17日在建湖体育馆举行的迎驾之星巨星演唱会上，当着两三万观众的面，主持人教来自台湾的歌手张韶涵学建湖话，说的也是这句名言“你吃过啦”。

 

为什么要黑灯瞎火吃晚饭？

 

其实，考证起来，建湖人的“（你）吃过啦”这句问候语，是事出有因的，那“因”，就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所致，这就像我儿时老是揣摩为什么我们家老是要黑灯瞎火吃晚饭的故事一样。

 

那是六十年代初，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刚从浙江下放到建湖钟庄。为了苦工分糊口，远在浙江湖州航运公司当船员的父亲，总是选择农忙季回家度假（船员每年52个星期天加上法定假日可全年集中休假两个月左右），以便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每逢父亲回家，我们家就老是黑灯瞎火吃晚饭。一到要吃晚饭的时候，那盏平时放在手脚口里的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就不见踪影了，那时为了节约煤油，全家就用一盏灯。任凭妈妈和我们兄妹四人怎么找，就是找不到。爸爸总是若无其事地说：“吃饭还吃鼻子里去啊，要什么灯啊？”但吃过饭之后，也总是爸爸开口：“我就不相信，这灯又没长腿、没长翅膀，难不成还飞得了吗，你把我来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果不其然，不大一会儿，爸爸还真的把灯找出来了，总是不会耽误我们兄妹四人写作业。为什么一到要吃晚饭，我们家的灯就不翼而飞了呢？而吃过晚饭不长时间爸爸总是能找到灯呢？我们家为什么老是黑灯瞎火地吃晚饭呢？我不免揣摩起来。时间一长，是哥哥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当时乡下土灶，中午吃完饭，锅里剩点饭或是锅巴，晚上总是爬满了蚂蚁，又多又小又恶心，很难赶走或拣出。而爸爸却说这蚂蚁叫“饭蚂蚁”，是没有毒的，炒饭吃可好吃着呢，但我们兄妹四人刚从城里下放到乡下，一看见蚂蚁往往就吓得哇哇直叫，哪里还敢吃那蚂蚁炒饭？于是乎，父亲想出了一个绝招，就是一到要吃晚饭的时候，就把煤油灯藏匿起来，大家为了找灯急得团团转，饥肠辘辘，饥不择食，谁也不会想起什么蚂蚁来。就这样连续吃了好多顿蚂蚁炒饭后，我们还真的慢慢地适应了这道特色饭菜，再也不会看到蚂蚁大惊小怪了。

 

饥也择食有诀窍

 

俗话说，饥不择食。但我儿时那饥也择食有诀窍的故事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是吃瓜饭和山芋饭的诀窍。我的童年是靠“瓜菜带”度过的。那时我家住在浙江湖州城南一座不算高大的、名字叫做乔木山的山脚下的一排公房里，学校就在山顶上。父亲常年跑船，不大回家，母亲在南山上班，每天老早就走了。我每天早上总是一直睡到山上学校钟声敲响之时才一骨碌起床，锅里总是放着几个蒸煮熟了的山芋，或大或小或粗或细或红或白或甜或面。我总是背起书包，抓起山芋，砰地一声关上门，大步流星地往山上爬，一边低着头爬山，一边狼吞虎咽地咽着山芋，有时咽得直摇头。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瓜饭、瓜粥、山芋饭、山芋粥，那真是家常便饭。瓜和山芋，有的好吃，面，甜；有的不好吃，水叽叽的，吃到嘴里直想吐。一到吃饭时，我总是先尝一尝，如果是好吃的，我就说今天这什么破瓜（山芋）啊，这么难吃，还假假地把瓜或山芋搛到两个妹妹的碗里，妹妹立即反攻，把那破瓜（山芋）直往我的碗里夹，这时我就立即儿狼吞虎咽起来，还边吃边说：“你们不吃就算了，我就吃它，也死不了！”其实心里乐开了花：“这么好吃的破瓜（山芋）你们不吃，真傻！”反之，吃到不好吃的瓜或山芋，我就会反过来说：“哎呀，这瓜（山芋）就多好吃啊，起码这大半学期还没吃到这么好吃的呢！”这么一来，两个妹妹就会和我抢着吃。

 

     二是第一次装半碗饭的诀窍。小时吃饭每人一碗，再装，锅里往往就没了。所以我也总结出一套经验来，第一次装饭时，我总是找个借口装半碗或大半碗，而两个妹妹总是把第一碗装得满满的，还在暗暗地嗤笑我：“二哥真傻！”当我把那半碗或是大半碗吃完去装那第二碗的时候，我总是要把锅里铲得光光的，把碗里压得实实的。两个妹妹每每发出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有时干脆到我的碗里来抢饭。

 

     三是家庭饭票的诀窍。我兄妹四人，兄比我长两岁，两个妹妹比我小好几岁。历史形成的家庭管理模式，我们家无论是在浙江还是下放到苏北，家里的小事都是由我哥俩来主持。显然我是“二把手”。为了能保证多吃、吃好，我就想出点子来搞饭票制。兄妹四人，做家务发工分票，再凭工分票吃饭。但工分标准是我定，这里就有了大诀窍，比如扫地1分工，洗碗1分工，拎水10分工，喂猪食10分工，因为大工分值的活，只有我哥俩做，两个妹妹都做不动。吃饭的标准还是由我来定，比如一碗饭2分，一碗稀饭1分，但是一个鸡蛋10分，一块饼5分。说了这些，这里的奥妙，想必你也能猜出几分。

 

糠饼、焦屑、麦稔稔子及其它

 

在我儿时的食谱里，总是离不开榆树叶子饼、麦稔稔子、稻芽饼、糠饼、豆饼、焦屑、屑子之类。

 

我的童年是从米箩跌进糠箩里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带着我们响应国家号召，从浙江省嘉兴地区吴兴县（今湖州市）来到了江苏省建湖县秉文人民公社陆庄大队朱庄生产队（今建湖开发区钟庄社区钟东居委会）。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不饱肚皮。在我们家东边往牛桥方向走的东弯子上，有几棵老榆树歪在河边上，在我的印象中，那些树很难长出叶子来，每每到了冒绿芽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家伙就串到河边上，从河坎子上走到那榆树的下边，仰着脖子去抠那榆树叶子。我不去，就是隔壁左二拉子去，再不就是下场那徐大毛子去，所以一般都等不及它长出真正的叶子来，就被我们给它抠光了。把那榆树嫩芽抠回来，交给母亲，用米面或麦面一和，做饼吃，那真是香极了，好吃极了！     

春天到了，麦子还没成熟，稻子已经吃光，母亲就领着我们到麦地去捋麦稔稔子。人从墒沟里走，挑那相对成熟了些的、看上去黄炸炸的麦穗，把它们一一掐下来，放到身边的小篮子里。最后交由母亲统一处理，好像先是搓，把麦壳、麦芒搓掉，剩下一颗颗胖胖的、鼓鼓的麦粒，再用石磨子拐，拐出来的是一条条长长的条状物，青青的颜色，那就叫“麦稔稔子”。稔，音念rěn,但词典上说是指庄稼成熟，而我这里说的是指庄稼带熟不熟的。“麦稔稔子”，可做饼，可熬粥，可煮饭，有筋韧，有咬嚼，好吃极了。

 

还有稻芽饼，一般都是生产队在捂稻种过程中出现技术差错所产生的后果。那时种田，稻种都是圈在茓子里，用稻草盖起来捂，捂稻种的人根据经验用手插进去量温度，一旦失手，那稻种就冲掉了，没法出芽了，只好分配给一家一户去吃，那稻芽饼，甜津津的，吃得有滋有味。直到我后来当了生产队干部才知道，分稻芽时干部的心里在滴血呢！因为又是一季稻子给耽搁了，我们当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再说糠饼和豆饼。所谓糠饼，就是用皮糠做饼。皮糠，是在对米进行精加工时，从米身上剥皮剥下来的细屑。一般用来喂猪。在那个时代，平民百姓家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皮糠的，多数被干部们内部分配掉了。我母亲再低三下四地去说情，从这些干部人家的手里匀些过来，人家喂猪，我们用来喂人，当然，母亲会适量掺些米面的，所以一般的人家还吃不到呢！豆饼，是用大豆榨油的渣子压缩成饼状，圆形，直径大约二三十厘米，厚度大约两厘米左右，一般用来泡开喂猪，或是垩田。在那饥不择食的年代里，我们家经常用它来煮粥、煮饭，也一样吃有滋有味。

 

关于焦屑和屑子。实际上这两种食品可以统称叫炒面。炒熟的麦面叫焦屑，炒熟的米面叫屑子。我在钟庄中学读高中时，每个星期都要回家带上一瓶子屑子。那瓶子是姨父给我的，姨父在钟庄小街上的商店里当营业员，柜台上总是一顺排斜躺着几个方口瓶子，那是在销售几个不同品种的雪花膏，雪花膏卖完了，姨父就把瓶子送给我回家装屑子。每晚下自修后回到宿舍里，用小调羹从瓶子里把屑子再掏倒到瓷茶缸子里，用开水泡，再挑几粒糖精放入其中，又香又甜，那真是味道好极了。我们男生宿舍大概有30人，能正常吃上夜餐的最多15人，其中还要有六七人吃焦屑，当然还要有三四人吃饼干之类，那主要是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建湖来的几位同学。

 

油炸麻雀

 

要说我的童年的吃，不能不说油炸麻雀。虽然极少，但却是刻骨铭心。那时代，麻雀满天飞，农民住的是土草房，桁条多是毛竹，两头山尖子都用稻草或麦草披墙。毛竹从节往外那一段空洞，成了天然的麻雀窝，披墙的草也成了简易的麻雀窝，因为麻雀太多，而毛竹筒实在太少，麻雀们没地方做窝了，只好往披墙的草里一拱，既省事，又暖和，暂栖身吧。每年冬天，特别是下雪天的晚上，等到八九点钟的时候，男孩子们就手拿鱼钗出去掏麻雀子。因为太早了，一是跟着跑的小孩多，二是麻雀警惕性高，容易飞。那时我年龄还小，跟不上趟，加上眼睛视力不好，看不清麻雀，所以没法参战。但好奇心又不让我安心坐在家里，就跟着我哥一起出趟，他拿一柄鱼钗，带一只手电，他们都是自己用两只电筒壳子接起来，形成能放四节、五节甚至六节电池的超长电筒。我选用一根一米左右长的、没生锈的铁丝，圈起来，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出发了，跟在他们的屁股后边，到处跑。一般是三人一组，两人当枪手，我负责“收尸”。他们从披墙草里钗麻雀，一钗一个准，一般的一户人家的一面山墙能钗两三个。麻雀这玩意鬼精，它们只钻在避风的那面山墙上，迎风的那面山墙是不会钻的。比如说那天是西北风，那么西山墙上就没有麻雀，一般只有东山墙上有。一面山墙上一般的都能有十两个麻雀，但是有人在附近说话，再一钗接一钗地钗，一有动静，其它的就展翅而逃了。还有房主人听到有人钗麻雀了，也会从热被窝里钻来嚷嚷，说是钗坏了他们家的披墙草。我哥他们把从鱼钗上抹下来的麻雀交给我，我就用铁丝对准麻雀的眼睛，从这只眼穿进，从那只眼穿出，然后还继续套在脖子上跟着队伍前进。晚上回来后常发现衣服上血迹斑斑，所以一般都是穿坏衣裳。一晚上，头两个钟头，三人一组，可以钗三四十个麻雀。回家后立即动手，剁头，去爪，剥皮，剖肚，水洗，下油锅。那时油紧张，母亲怕我们祸害油，就把油给藏匿起来，我哥俩早就准备好了，把油偷偷地藏到一边。那时候没有椒盐麻雀这个词，椒是肯定没有的，盐也是粗粒的，但是哥们也知道把盐弄粹了撒在刚出油锅的麻雀身上，那叫个好吃啊！真是三生难忘啊！现在哪家饭店做的也没有那个好吃。

 

我在吃上有特权

 

虽然，大家都填不饱肚皮，但是，与我的那些小伙伴相比，在吃上，我还享有特权呢！

 

第一个特权在我二姨那里。我二姨在公社小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我每次去，二姨都要给我下一碗小面，有时在面上还要放几片熏烧肉，我每次吃完，都要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的，哎呀，那真叫个痛快啊！有时我事先在身边揣个火柴盒子（那时没有塑料袋之类的东东），剩着二姨他们不注意时，我就把那熏烧肉塞进火柴盒，带给妈妈吃，但妈妈每次都不吃，不是说妈妈不能吃肉，一吃要拉肚；再不就说你们小把戏吃肉，学习成绩马上就好了；等等。

 

第二个特权在我二姨父那里。我二姨父当时在公社供销社一家小商店里站柜台。商店不大，就是我姨父和一位姓戴的老头站店。我每次驾到，姨父都要给我一两块水果糖。那可是奢侈品啊，我舍不吃，有时放在口袋里都捂化了。当时有一种薄荷糖，不是正儿八经的糖厂生产的，而是个人用糖料子做的，不用糖纸包，我们称它为光身子，三角棱型，那薄荷味的冲劲可大了，我常把糖块压在舌头底下，到小伙伴的面前去吹口气，意思是炫耀我那薄荷糖的味道。

 

第三个特权在我外公那里。我外公在公社供销社的加工组里工作，说起来好听，其实加工组就是四个老老头，一个范爹爹、一个肖爹爹，一个钟爹爹，一个是我外公陆爹爹。常年的主要任务是炸馓子、做“金刚脐”，中秋节期间做月饼，前店后厂，一做好，热气腾腾的，就被立即抬到前边供销社的柜台里销售。加工组的管理是严格的，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吃过外公给我的完整的“金刚脐”或是月饼，或是馓子，吃的都是残缺的或是屑子。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月饼屑子，里边不但有红丝绿丝，还有桂花、杏仁等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好吃的东东，真的把我美死了。吃完以后，我感到实在无法用语言向母亲转述、向别人炫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慢慢地明白，那些残缺的或是屑子，都是我外公他们几个老老头人为地创作出来的，因为一成型就要过数入账了。可怜天下老人心哪，我的外公！

 

关于吃的规矩

 

六十年代初，我从浙江下放到苏北农村，年龄还小，哪里懂得那么多吃的规矩？

 

一次，我跟着二叔到一个亲戚家吃喜酒，那是“六大碗”，膘席，这是那个年代最算高档次的。“六大碗”中有一碗是肉圆，建湖人叫团子，说如“驼子”音。我觉得真好吃，就一个接着一个往嘴里送，我二叔急了，就噘噘嘴，给我使眼神，我以为他是鼓励我吃呢，我直直腰，一口气又吃了好几个，直到他伸手抓住我的筷子：“不要吃了，每个人只有三个，你吃几个啦？”这时我才知道，那玩意儿是按人头数数的，每人三只，我哪里晓得。后来他帮我统计了一下，我那一餐吃了16只肉圆。

 

说到吃字，我又想起了关于吃的几个讳语。在这方面，大人们的规矩也是挺大的，小孩一说不好，那就要挨打。

 

比如一家人正在忙着炸肉圆：

例1：妈妈问：馅心还有多少啊？

      爸爸答：马上就满了！

 

例2：一家人正月初一吃晚饭：

      姐姐问：锅里有了哇？

      弟弟答：对不起，满了！

 

上列两例中的“满了”，都是“没有了”的意思。过年的时候，没有了，千万不能叫没有了，只能叫“满了”。

 

再说一例，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越穷还越是喜欢忙年，蒸糕，蒸团，蒸馍头，一下子吃不完，当然也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但到了正月底，气温升高了，饼啊粑的所有面食品，都陆续开始发霉了。但是农村人不能说发霉了，那得叫“长财神点子”。

 

例3：二舅啊，你明个拢我家那块，把糕带点家去，我家吃不地，有的倒长财神点子了。

 

例4：你记得了哇，去年蒸那么些包子，又吃不地，最后净长财神点子倒得了，跟年子，无论如何少蒸点格。

 

还有一词叫“金得了”，指的是米面特别是糯米面做的食品因气温高而发黄。

 

例5：三十晚上搓四五筛子圆子，大年初一全出去拜年了，直到初五才家来，一望，整金得了，还不错，下锅一炒，放点格糖，还蛮好吃的呢！

 

例6：外公家来做的糍粑多好吃啦，可惜我家妈妈老是舍不得吃，到最后，还有那么些呢，全金得了，再叫我们吃，倒没人肯吃了。

 

 “四个一”与“四不够”

 

先说“四个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里当了几年生产队的会计兼大队团支部书记，我们大队是全公社最小的大队，只有四个生产队，大队一开会，就给我们吃一顿，平时在生产队里不敢吃，怕群众吵。大队里一开会，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加上全体大队干部七八个人，一般得有两桌人。大队朱书记常常鼓动我们拼酒，结果我得了个混名，叫“四个一”，也就是一斤大米烧的饭（不是一斤烧熟的饭）；一斤漂在锅面上的肉（指肥腻的肉，而不是瘦肉）；一斤六十度的白酒（那时代已经开始有55度的白酒了，再低度数的低档白酒好像没有）；一个小时全部吃完。有一次，开始时“参赛选手”也有七八个人，最后就剩下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陆和我二人，结果好像是各人把米饭都吃了，经批准协调，陆给我代吃了二两肉，我给陆代喝了二两酒。我在第58分钟时完成任务，陆在62分钟时才完成任务，所以我得了“冠军”，从此留下了“四个一”这个美名。

 

再说“四不够”。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末期。1977年下半年，全国停顿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并碰上了，我认为，与其说是“考”上，不如说是“碰”上了更准确。1978年春天开学，我是从挖棉花岭子的田间走进大学校园的，4月5日我还在建湖县钟庄公社朱庄生产队的田间挖棉花岭子呢，4月6日我就端坐在江苏师范学院盐城分院政教系的课堂里了，真的是极不适应。刚进校门，我们的吃饭是这样安排的，每八个人一个组，每组发给两块毛竹片刻制的筹子，一块是用红漆写字，一块是用绿漆写字，简称为红筹、绿筹。筹子上写上序号，如陆拾捌号，伍拾玖号，都是用繁体子。开饭后两位值日生一人去排队领饭，一人去排队领菜。正常的都是一筹8份，零头的，食堂人员一看筹号，就知道是几份了，汤是放在桌边的大缸里，各人自己任意舀。八人一组，围在桌边上，没有板凳，上千人全部站着吃饭、喝粥。刚开学那阵，同学们都是从各县来的，在盐城总有些熟人、朋友、亲戚要去看望看望，或者是那些熟人、亲戚、朋友要来请他们吃饭，所以像我所在的第二组，值日生把八盒饭拿来以后，往往都要缺席一人两人甚至三人，缺的人越多，我就心中暗喜，因为不管缺几人，也就是剩几盒饭，那都是悉数下我的肚。说实话那饭盒理论上说是四两，其实能有三两就不错了，所以不管剩几盒饭，我都是风卷残云大扫除。特别是星期日，一听说某某同学又要走亲戚了，我就暗喜一阵。

 

开学时间不长，学校组织召开座谈会，说是要听听我们这些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凭真才实学考进大学校园的学子们的心声，我发言时说出了臭名昭著的“四不够”，也就是觉不够睡，钱不够花，饭不够吃，酒不够喝！后来被副校长周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大批特批：我们政教系有个别同学不能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却胡说什么“四不够”！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的粮票收藏

 

我夫人给我起了个混名，叫“收破烂的”，我收了不少旅游门票、邮票、钱币、老书，收藏了别人写给我的三千多封书信，但其中最具规模的要数我那几大本粮票、油票为主体的“吃票”，我把若干票证分为用票、穿票、吃票，其中吃票又占大头。最吸引我眼球的是面值壹斤的山芋干票、面值二钱的粮票，面值壹角钱的侨汇券荤食品票，还有面值壹担的水票，至于豆腐票、豆制品票、盐票、糖票、肉票、烟票、酒票、鱼票、蛋票、糕点票那些大路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当然，面值为拾斤稻谷的、1932年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优待牺牲战士家属领粮券，面值为壹市升、壹市斗、贰市斗的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粮食库券及粮食库券领换凭证，票面还印着财政部长孔祥熙、粮食部长徐堪的签名和印章，也是极具收藏意义的。

 

我不但有新中国的“开门票”、“关门票”，而且有解放前中华民国时期的各种粮票；不但有各省市自治区发行的各种粮票，而且有县市区发行的粮票，甚至还有些公社、大队、煤矿发行的粮票；不但有解放军发的粮票，而且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用的以“天”为计量单位的粮饭票；不但有各种各样的人用的粗粮票、细粮票、面食票等等，而且还有一批马、猪、鸡、鸭用的饲料票；有的是部队的调拨粮票，一张票面值就是几千斤，上万斤。上海、浙江好多粮票的面值只有五钱，有的早期粮票一张票面只有二钱，我常试想，一根油条就是五钱，这二钱能买什么东东呢？总的来说，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区级市以上的发行的粮票，一般不限使用时间，但上海可能作为特例，它和面广量大的县级以下发行的粮票一样，不但限年，还限月呢，隔月就作废了。哈尔滨市直到1992年还凭票供应食盐、1995年还凭票供应面粉呢！

 

“文革”特殊年代的粮票，票面上还有不少印着毛主席语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备战备荒为人民”，等等，藏友们称之谓“语录票”。然而只有活到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才能感悟到“足食”二字的力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翻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花纸头，总是感慨万千，全中国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猪，每天三顿，怎么管理啊？我的妈呀，说说都让我感到头疼。

民以食为天啊！

 

我误入了吃的歧途

 

我是从饥荒的童年走过来的，是靠山芋揣饱的，靠榆树叶子饼、麦稔稔子、稻芽饼、糠饼、豆饼煮饭煮粥养大的，直到上大学，仍然是“食不裹肚”。然而，大学一毕业，我被分配到地委机关报当记者、编辑、科长。八十年代之初，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八百万人口的一个地区，没有电视台，没有广播电台，所有的媒体就是我们那张四开四版的小报，而且每周七天，只出三期，全年只有157期。现在同等级别的报纸，如果遇到什么市庆、报庆等重大庆典活动，一天出的报纸量可能就要超过我们当时出的一年的报纸量了。所以那时八个县、近二百个公社，谁家想在小报上露个脸，用篇稿件，确实绝非易事。因此我们这些报人就异常吃香起来。

 

“甲鱼汤，鳗鱼咸，螃蟹嗍了玩”。这是当时老百姓调侃官们的一句流行语。我们这些小记者们也在被调侃之列。我就是在那时走入吃的误区的。先在报社，后到市政府（行署改为市管县了）办公室，再到广电局、广播电台，再到镇党委，一路走来一路吃，终于跌入了吃的陷阱。

 

我上大学那年，是24周岁，体检时唯一不合格的是体重，只有95斤，身高1.72米，鞋子是40码。我大学毕业那年，体重102斤，身高1.76，鞋子42码。

 

我从小就瘦弱，膀子像芦柴，一阵大风能刮倒了。我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大队朱书记，身高一米八九，体重二百多斤，走路时，两条腿往旁边挪，站在那里，像铁塔似的，两脚分开，两手叉腰，任它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

 

可能是不良的心理暗示，也可能是吃的功夫到家了，我吃着吃着，没有几年，整个体形开始向朱书记的模样转变了。

 

吃啊，吃啊，1996年，我的身体发生变化，体重达到了170多斤，一查，坏了，吓得连化验室的主任都连连打招呼：“错了，错了，肯定错了，明天再重查一下！”接二连三地分别到几家医院又查了几次，结果大同小异：严重高血脂，立即住院。

 

从那时开始，整整五年，我没吃过一只鸡蛋黄，没吃过猪肉，特别肉白，没吃过一两白酒啤酒，更没吃过甲鱼、鳗鱼、螃蟹，特别是蟹黄，没吃过甜食。

 

但是血脂指标仍然居高不下，我的好朋友杨院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再这样长期地一点荤腥都不沾，只吃蔬菜，那你不要像牛羊一样，头上吃出角来吗？”

 

在他的开导下，我又开始适量地吃些“禁品”。目前，我的血脂指标还是居高不下，除了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打盹，暂时还没有其它不良症状。

 

我的吃喝观

 

1983年，我到滨海农村采访，县委宣传部倪副部长招待我，我三口喝掉三大茶杯，一斤半酒，事后哇啦哇啦吐得一塌糊涂，倪副部长打电话跟我们严副总编调侃：“你们小姜不错，难怪大学毕业才二年半就提拔当科长了，他到底是党员，下来都不吃群众一口水……”。严副总编说：“我们小姜还是可以喝两口的呀！”倪副部长说：“他呀，党风太正了，吃下去，又吐出来……”。

 

1987年，我在电台当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大姑家的几位表弟来看我，我用啤酒招待他们，我一人跟他们四人拼，结果还是我赢了。

我只喝酒，不抽烟。所以我常戏言：与人不足，劝人吸毒；与人不丑，劝人喝酒。早在头十岁的时候，我的父就曾棒喝过我：小二子，你给我立即戒酒！可我又是五十年过来了，也没把酒戒掉。我有句名言：戒酒太容易了，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

 

八十年代，我还经常在酒桌上调侃同仁：“吃喝也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啊，你看过《沙家浜》吗？郭建光不吃沙奶奶那‘一日三餐有鱼虾’，能有‘军民鱼水情’吗？”

 

长期战斗在喝酒第一线上，我还从实战出发，总结出了好多“饮酒文化”。例如一，喝酒分五阶段，第一阶段是慢声细语，第二阶段是花言巧语，第三阶段是豪言壮语，第四阶段是胡言乱语，第五阶段是不言不语。例如二，一两二两不算酒，三两四两漱漱口，五两六两精神抖，七两八两扶墙走，九两十两墙走我不走。例如三，……；例如四，……简直可以印一本《饮酒全本》了。

 

我在酒桌上经常戏言，我有三样东东不吃，那就是地上爬的汽车、水里游的轮船、天上飞的飞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的东东，我都吃。

 

                               2013年9月1日于三江阁淬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