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1962年来到厦门大学。次年因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加上厦大当局没有兑现当初的允诺，鲁迅决定离开厦大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鲁迅离开厦大时，校长林文庆为他饯行，席间鲁迅对厦大未能兑现诺言颇为不满。林也极傲慢地说：“厦大是私立的，谁出钱，谁就可以说话。”言下之意：你不过一个雇员，岂可与主人计较！鲁迅一听，立即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向林的面前一摊说：“我捐一个铜板给厦大，我要说话。”

    鲁迅驳斥林文庆时所采用的正是归谬法。这是一种间接巧妙驳斥的方法，它是由论敌的论点推导出错误的结论来驳倒敌论的。它先假设敌论正确，再运用假言推理的规则推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这种以退为进的驳斥方法常可出奇制胜，置论敌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所以为人们所喜闻乐“用”。下面谈谈构成归谬的四种方法。

    一、化虚为实

    明朝李贽写过一篇《赞刘谐》，说当时有个道学家，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孔子之徒，有一天他遇上了刘谐，刘谐对他说：“你这个人还不晓得我是孔尼的哥哥哩！”这个人勃然大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是什么人，竟敢呼仲尼之名而自称是他的哥哥？”刘谐说：“难怪羲皇以上的圣人都是烧着纸烛照着走路的！”这个人听了不敢哼声。刘谐巧妙地回避了“万古如长夜”中的“如”字，而把道学先生的“长夜”化虚为实，进而形象地描绘孔子之前出世的人们都是“燃纸烛而行”的。这就是构成归谬的化虚为实。

    二、同类比较

    唐代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当时有人以避父讳为由反对李贺考进士。韩愈为此写了《讳辩》加以驳斥。他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为乎？”韩愈由父名晋肃，联想到父名为仁，这样的同类事物比较推导出结论：“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这个结论便使敌论的荒谬本质暴露无遗，这是归谬构造中的同类比较法。

    三、逆向对比

    有一则古代笑话，说有个人在为母服丧期间偶食红米饭，一个腐儒大谬地说：“红米喜色也，岂居丧者所宜食！”这人反驳道：“那么吃白米饭的人，都有丧事吗？”这人对腐儒的反驳先由红米为喜色，想到与红米相反的白米是哀色了，再由此说“食白米饭者，皆有丧耶？”这样的反驳可谓曲尽归谬法的妙处。此乃归谬构造的第三法——逆向对比法。

    四、推至极点

    再看一则笑话：有一个人喜欢谈轮回报应，常告诫人们不要杀生，否则杀牛变牛、杀猪变猪，即使杀了蝼蚁也是如此。许文穆反驳说：“那就不如去杀人了。”人问其故，许文穆说：“这样来世还可变作人啊。”这个人讲杀蝼蚁变蝼蚁、杀猪变猪、杀牛变牛，许文穆就顺着这个思路从程度上推至极点——杀人，其荒谬便豁然无隐了。再如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里对“作品愈高，知音愈少”论的驳斥：“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的绝作了。”也是把敌论中的“知音少”推至极点“谁也不懂”，来暴露敌论的荒谬的。这是归谬法构造的第四法——推至极点法。

    以上诸法在归谬中常常综合运用，此处因篇幅所限，不再举例赘述。(1991)

附：人多就正确吗？１９３５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６月２６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２万多，他有８万多。”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人民政协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日Ｂ２版阿江《聂荣臻与林彪的三次激烈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