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农业部允许来自美洲的三种转基因大豆向我国出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实，它不过是人类史上无数次食物交流中的小涟漪罢了。如果没有大量的物种引进，美食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将难以想象！首先，八大菜系中的川菜、湘菜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两大菜系不能没有辣椒，而辣椒来自南美……

 

　　1、进口转基因大豆，史上无数次食物交流中的一次

 

　　前段时间，农业部给来自美洲的三种转基因大豆发放了安全证书，允许它们向我国出口。该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转基因大豆完全无害，有的人则认为转基因大豆存在致癌风险。有人认为中国土产大豆产量太低，早就满足不了国内需求，进口转基因大豆在所难免；有人则认为转基因大豆输入中国是“美帝国主义的又一场阴谋”，既会摧毁国内的大豆种植，又会影响我国的食品安全。

 

　　事实上，转基因大豆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或许会有潜在危害（虽然至今尚未得到科学验证），但是转基因大豆输入我国绝对不是什么阴谋，它只是人类历史上无数次食物交流大潮中的一个小小涟漪。

 

　　要知道，每个国家的食物种类都发生过变化，每个民族的食品结构都出现过变革，都有过引进和输出，而且还将继续引进和输出。

 

　　2、中国古人主食“五谷”里的小麦是进口物种

 

　　以咱们中国人常吃的主食为例，过去只有大米（稻）、小麦（麦）、高粱（黍）、谷子（稷）和大豆（菽），它们被中国古人并称“五谷”。可是现在呢？高粱和谷子的种植面积远远不如玉米，大豆也从主食变成了副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因为我们的祖先陆续发现并引进了产量更高以及更适合中国人肠胃的新型农作物，使后人的食物结构自自然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连“五谷”里的小麦都属于引进品种。按照考古发现，虽然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小麦种植，但规模很小，产量极低，种植区域仅限于陕西西部的一小块地方，始终没能推广到整个中原，更没有推广到中国南方。大约到了商朝，原产西亚的新型小麦和大麦通过中亚、新疆传入陕西，这种外来小麦的单产和适应能力远远超过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小麦，很快得到了生活在陕西一带的周人的认可。

 

　　周人管大麦叫“牟”，管小麦叫“来”，他们在《诗经·周颂》里深情地唱道：“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就是天帝赐予了大麦和小麦，我们进行了试种和推广。在周人的种植过程中下，土生土长的“国产小麦”很快灭绝，来自西亚的“进口小麦”凭借产量优势从陕西向内地慢慢扩张。

 

　　3、小麦直到唐朝才成为主要农作物

 

　　“进口小麦”扩张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在商朝，周人把小麦作为贡品献给商王，由于小麦非常稀有，商王不敢吃，拿来祭祀天地鬼神。

 

　　在周朝，小麦的种植区域已经从陕西扩展到河南西部，但是古老的种植习惯挥之不去，大多数炎黄子孙宁可种植谷子和高粱，而不愿或不敢种植小麦。

 

　　在春秋战国，南方人的主食仍然是稻米，北方人的主食仍然是谷子，很多诸侯国不懂得吃小麦，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南方用“鱼稻”待客，北方则“杀鸡煮黍”，小麦仍然登不上台面。

 

　　在隋朝和唐朝初年，除了陕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其他北方居民把小麦视为“杂稼”，也就是可有可无的庄稼。而淮河以南的居民则吃不惯小麦，认为它口感粗粝、缺乏营养，并把“麦饭”当成贫穷的象征。

 

　　直到唐朝中后期，小麦才真正成为北方人的主食。当时大唐国力强盛，长安成为世界第一的国际大都市，中亚和西亚诸国的胡人纷纷来到长安定居，他们以小麦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影响了长安居民，进而也改变了周边居民的饮食观念，使小麦的地位陡然上升。

 

　　4、药王孙思邈认为小麦有毒

 

　　可是从唐朝一直到明朝，淮河以南的多数居民仍然不能接受小麦，因为他们认为小麦有毒，就像现在一部分国人认为转基因食品致癌一样。

 

　　唐代名医孟诜在《食疗本草》里说小麦有毒，另一位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食治》里也说小麦有毒。宋朝文人方勺在其笔记《泊宅编》里说小麦有毒，宋朝另一位文人温革在其笔记《琐碎录》里也说小麦有毒。明代杭州有个美食家高濂，著有一部《遵生八笺》，专谈怎样养生，他说小麦味甘、性凉、无毒，但是磨成的面粉却有毒性，不能常吃，更不能配猪羊肉同吃，否则会脱发、长疝气、小便阻塞，非常危险。甚至到了清朝，一个名叫王士雄的南方医生也说面粉是有毒的，不能吃，谁要是吃了，必定得病，轻则感冒拉稀、染上脚气，重则肝胆肿胀、肠胃溃疡。

 

　　要想知道小麦是不是真的有毒并不困难，譬如说可以仔细观察常吃小麦的居民是否比不吃小麦的居民更容易得病，也可以拿出神农尝百草的勇气，自己试着品尝品尝。但是古代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不懂得观察验证。

 

　　袁枚是清朝美食家，多才多艺，博学多识，他在陕西做过官，常吃小麦，后来去南京隐居，翻看古人医书，发现药王孙思邈说小麦有毒，竟然吓坏了，从此再也不敢吃小麦。他去朋友家吃饭，如果人家准备的主食是面条，他就把面条捞出来，用清水冲洗几遍，然后再吃，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去掉小麦的毒性。

 

　　5、一些地区的农民过去不敢吃西红柿

 

　　跟小麦一样，西红柿作为一种引进物种，也曾经遭到过部分中国人的怀疑和抵制。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并没有西红柿，直到明朝末年，西红柿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到中国，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红柿才在中原大地广泛种植。

 

　　西红柿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很有益，可是为什么推广得那么缓慢？因为一些地方的农民认为它是有毒的。

 

　　我小时候在豫东农村长大，在我十岁以前，我们那儿的农民从来没见过西红柿，更别说种植和品尝了。我上初中以后，农科所的技术员去我们那儿推广西红柿，我父亲从乡政府领了几十棵“番茄苗”，也就是西红柿的幼株，在自留地里试种，结了很多果实。父亲把果实摘了分送乡邻，乡邻说：听说吃了番茄会得食道癌，还是别吃的好！有个老太太“冒险”吃了一个，第二天就说恶心难受，怀疑自己得了食道癌，赶紧让儿子拉着架子车送她去乡镇医院检查，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

 

　　后来我上了大学，把这件事讲给室友听，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6、中国人的食物里相当部分是“进口货”

 

　　虽然一些物种在引入中国以后受到了长久的误解和敌视，但是历史长河是如此漫长，华人与海外的交流是如此频繁，物种引进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

 

　　原先中国只有小蒜（即不分瓣的独头蒜），没有大蒜，大蒜是张骞通西域后从中亚引进的。

 

　　原先中国只有水芹（曲阜孔庙种植的那种），没有旱芹（又叫西芹），旱芹是宋元时期从西亚引进的。

 

　　原先中国只有沙果（即绵苹果，古时称“奈”），没有苹果，苹果是三国时期从东南亚引进的。

 

　　原先中国只有大葱，没有洋葱，洋葱是清朝末年引进的新物种。

 

　　原先中国只有花椒，没有胡椒，更没有辣椒，胡椒和辣椒分别在汉朝和明朝引入中国。

 

　　原先中国只有小米，没有玉米，玉米是明朝从南美引进的新物种。

 

　　原先中国也没有花生，没有红薯，没有西瓜，没有土豆，没有菠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这些食物最初跟转基因大豆一样，统统都是“进口货”，后来却都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好像一直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西。

 

　　菠菜原产伊朗，后来传到尼泊尔，又被尼泊尔人引进到中国。尼泊尔在唐朝的发音是“波棱”，故此唐朝人把来自尼泊尔的菠菜叫做“波棱菜”，元代以后才简读成“菠菜”。

 

　　石榴也是原产伊朗，西汉时从安息国引进到中国，安息国的发音是arshak，音译就是“安石榴”，后来被简称为“石榴”。

 

　　葡萄是汉武帝时移民到咱们这儿的，它的家乡是大宛国。大宛是汉朝人的叫法，大宛人自己不叫这个，他们管自己的国家叫budawa，用汉字转译，就是“葡萄”。遥想当年，大宛国使臣手捧葡萄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一瞧，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认识，比划着问人家。

 

　　那大宛使臣以为汉武帝是问自己从哪儿来，也比划着回答：“我滴，budawa滴干活。”汉武帝让人用汉字记下来，于是葡萄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常吃的主食、蔬菜和水果，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外国，而且连名称都是外来词（就跟咖啡、沙发和摩托这些外来词一样），只不过时间长了，人们已经忘记它们是外来词了。

 

　　7、明朝末年引进的红薯，救了无数百姓的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引进物种，现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八大菜系中的川菜和湘菜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两大菜系不能没有辣椒，而辣椒来自南美。

 

　　兰州拉面和羊肉夹馍也将不复存在，因为拉面和馍馍主要是用小麦面粉制成，而小麦来自西亚。

 

　　大小餐馆和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油炸花生、土豆烧牛肉、菠菜炖豆腐，以及我老家河南开封的特产“红薯泥”都将烟消云散，因为西红柿、黄瓜、花生、土豆、菠菜、红薯分别来自南美、西亚与荷兰。

 

　　现在河南中牟、河南杞县、山东苍山、山东金乡是大蒜的种植基地，每年靠大蒜种植富裕了几千万农民，靠大蒜交易培育了几万个富翁，靠大蒜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而假如西汉时没有从中亚引进大蒜，现在的大蒜种植、大蒜交易和大蒜出口都是天方夜谭。

 

　　明末清初和建国后的大锅饭时代，中原大地天灾人祸，饥民遍地，稻麦产量低得可怜，饥民全靠种植红薯延续生命。如果明朝末年没有从菲律宾引进红薯，难以想象饿死的百姓会多出多少倍。

 

　　现在老外学中文，常要学唱一首中文歌曲《茉莉花》，好像茉莉花成了中国的国花。其实茉莉也是“进口货”，它是在西晋时从印度引入中国的。

 

　　8、中国也是物种输出大国

 

　　当然，咱们不光引进，也输出。

 

　　从秦汉到宋元，我们向欧美输出精美的瓷器、华丽的丝绸。

 

　　从明朝到清朝，我们向欧洲整船整船地输出茶叶，换回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全球的白银流向中国，使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银窖”，使我们从贫银国变成了富银国，使白银成了明清两朝直至民国时代的基准货币。

 

丝绸影响了古罗马的社会风气，茶叶也影响了英国贵族的生活习惯。在康熙年间，来自中国的茶叶已经成为英国贵族的身份象征，身为贵族或者想成为贵族的新兴中产阶级要是每天不装模作样喝上一两杯绿茶，那就像现在的小白领在地铁上不玩Iphone一样丢份儿。而喝不起绿茶的穷人只能低价购买富人喝剩的茶叶渣子，再从铜器上刮下绿锈，掺到茶水里冒充上等绿茶，就跟现代中国的屌丝用山寨苹果来充门面一样。

 

转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