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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澍传（唐张新）
陈玉澍（1852～1906），字惕庵，原名玉树，光绪27年（1901）自托以时雨润物而济于世更名为玉澍。晚清学者、诗人。世居今建湖县上冈镇北五里墩。自幼随父陈蔚林治学，诗文造诣颇深，受知于江苏提学使王先谦。陈玉澍上承先业，潜心探讨鲁、齐、韩三家诗字与毛诗之异，以及毛诗自身用字之异，并辨其今古之别、正假之分、杂伪之讹，究诘异同，考订雅俗，成《毛诗异文》十卷。光绪十二年（1886）肄业于南菁书院，得到著名经学家黄以周的传授，深感“治经不可不先通《尔雅》，释《尔雅》不可不创通谊例”，研治两载，成《尔雅释例》五卷。又以《尔雅》、《论语》、《诗》、《书》、《礼》、《乐》、《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之典籍，皆传自卜商，“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成《卜子年谱》五卷。光绪十四年获迁府学优质生，同年举人中式，选为教谕未就。
素不信鬼神。其有《戏题寺壁》诗，其诗斥鬼：“人无畏鬼心，人不睹鬼态。人有疑鬼心，鬼遂为人害。”嘲神：“愚者藐不畏，焚香拜土偶。高堂无旨甘，丛祠有肴酒。设遇塐像人，大言出吾手，尔拜木居士，先向吾稽首。”驳佛：“史称佛有灵，我疑佛无情。不拯梁武帝，不援楚王英，独活诵经人，岂可谓公平？”（《后乐堂诗存》）他的诗作中有两首《七夕》颇负盛名，其一曰：“驾得长桥鹊影寒，限人离别是狂澜。娲皇若未将天补，漏尽银河水不难。”其二曰：“纵使天钱未易酬，何妨两度会牵牛。他年我入钦天监，闰月都教在孟秋。”
中年倾心于历史、地理、政治掌故与百家之说研究，为文驰骋博喻，援证古今，以期经世致用。其时，清称中兴，而其诗文忧殷语迫，论者常怪其“无丧而戚”。他反对腐儒的泥古不化，主张变法图强，大声疾呼：“变法何人步管商？”他希望清廷效法胡有骑射的赵武灵王的改革精神，“新开驿路”、“铁甲作舟”来抵御外侮。甲午战争失败后，为文尤加慷慨激烈。他曾向清廷及封疆大吏条陈时弊，指出“国家形势，几至弱于赵宋”。他要求慈禧节省国用，加强武备，要皇帝“下诏罪己”，起用人才，挽救国家危亡。他歌颂为国捐躯的将士，力主严惩丧权辱国的大臣和丧师失地的叶志超等人。他指责清廷“所以作用李鸿章难道是专为割地输币？”但是当时没有哪个大吏敢于把他的条陈代为具奏。陈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也十分关注，他不拘泥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他认为只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西法补中法”、“中法补西法”均无不可。“矿师不必专用外人”，要培养信用自己的人才。当光绪变法维新失败被囚，陈玉澍愤然写下这样的诗句：“柔佛彭亨瘴疠乡，尚多黎献藿倾阳。马流异域思炎汉，鹦鹉多情问上皇。汉殿缣囊人不死，晋宫牙尺话难详。山中酒保归何日，北望长安泪几行？”诗虽隐晦，其诅咒慈禧早点死去，让光绪早点掌权变法的内涵还是相当明白的。以上诗文集成《后乐堂文钞》九卷、《后乐堂诗钞》一卷、《后乐堂文钞续钞》九卷、《后乐堂文钞三集》十六卷。（光绪25年在上海印成《后乐堂文钞》九卷，一年后，又以续编九卷刊印。）
光绪19年（1893）应盐城知县刘崇照之请，主修《盐城县志》计十七卷，其体例、内容均超以前诸志，颇受方志学家的推崇，其间又先后主讲尚志书院和县学堂。光绪29年（1903），应两江总督周馥之聘就任三江师范教务长。未几辞归，著《教育刍言》三卷。不久，应广东布政使程仪洛之聘去广州佐幕，再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任广州书院山长暨府制幕僚长，在此期间身染风痹，不久即归。归后，鉴于世变日棘，国人之言民权者号召革命，官吏怵于祸变务为深闭，两相持拒，深引为忧，企图由新旧两途寻找折衷之策，著《民权释惑》两卷。近人研究陈诗的，多称说他为晚清爱国诗人。
陈玉澍天性纯挚，孝于双亲，友于昆弟，信于友朋，虽自身常陷困厄，遇乡里公益必奋勇直前，为事尽心竭力，有必成之概，深得知县刘崇尚照信任，曾委以兴修盐城天妃、正越两闸及赈救灾民等重任。虽一儒生常以天下为己任，常为民请愿。不慕荣利，以学为乐， “萧然往来，绝口荣誉”，时人称其“类墨翟之行”。以拣选知县（相当候补知县）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八月初四，年54岁。光化李审言赞云：“盐城得县以来，自臧子源（臧洪）、陆君实（陆秀夫）后，文章行义，未有如君者。”
按，陈玉澍之更名一直未有确说，后阅台湾盐城同乡会《盐城文献》第一册李鸿儒《缅怀乡先贤陈惕庵先生》一文，记云：“后更名为玉澍，自托以时雨润物而济于世故名。”此文未明言何时更名，余观其《后乐堂文钞》时仍署名陈玉树，至续编时始署名陈玉澍，其序中还加注“原名玉树”，而《后乐堂文钞》刊行于光绪25年，续钞刊行于27年，是其更名时间即在此期间。而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最为惨痛的民族耻辱乃辛丑条约之签订，中华民族似入万劫不复之深渊，陈玉澍先生必由此而生更名之意，欲以己之思想唤醒沐浴天下百姓，起而重振中华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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