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夏瑞庭老先生的辞世已经渐行渐远，但他高尚质洁的品德一直照耀我们前行。近日，承蒙夏世华、夏世玮先生抬爱，寄来一篇季清荣、陆应铸两位先生合著的《最富有的人》，令我们再一次沉浸于夏老跌宕起伏的革命人生，再一次深深缅怀这位建湖政协文史工作的老前辈！

读这篇《最富有的人》的时候，内心一直是被震动的。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有信仰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节操。艰难贫苦塑造了一颗坚忍卓绝的灵魂，历经磨难动摇不了向往光明的信念。即使在魔窟深受敌人的残酷拷打，即使独自抗争在和党失去联系的黑暗世界里，夏老依然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仰。

夏老人生最得意时，是在1953年。选调到江苏省公安厅的他，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用他的话说，当时在一侧共两排，毛主席在前面经过，仅一公尺远，主席微笑着招手健步走过……

听党话，跟党走。1963年党中央发出了“到农村去”的号召，夏瑞庭在省级机关第一个报了名。“文革”期间，天天被揪斗，写检查，时常被拳打脚踢，往死里整，得不到治疗，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历经坎坷的他，依然腰不弯、志不移。

离休之后的夏老，一个搞了多年革命工作的老人，拿起了笔，开始了又一段丰富的人生。他为抢救史料，不辞劳苦，勤于笔耕，作品在《中国火炬》、《当代诗人》、《当代老同志》和台北《盐城月刊》等多家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

最富有的人，最淡泊的心。夏老的一生，经历民抗日战争、民主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在这位先辈的经历面前，我们的人生像一张白纸一样浅薄。读这篇文章，一起体悟这位老人的人生智慧。

 

 

 

 

20世纪40年代初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一位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从此，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无怨无悔，矢志不移，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始终勤奋工作，鞠躬尽瘁；虽没有做过什么高官，但一直在用行动书写“忠诚”；虽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但在精神上充实富有。尽管屡受挫折，却百折不挠，成功谱写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尚人生。他的名字就叫夏瑞庭。

 

参加革命 “把生死搁在脑后”

 

1918年，夏瑞庭出生于江苏盐城上冈一个贫苦市民家庭。全家8口人仅靠自己的父亲卖“青货”(即蔬菜)挣钱糊口。他在家排行最小，家人省吃俭用，6岁送他到上冈小学读书。10岁起开始谋生，每天徒步跑10多公里，为电话局送传呼。

1938年，日寇首次侵占上冈，到处烧杀抢掠，繁华的市镇成了一片焦土，烧毁瓦房、草房两万多间，被奸污的妇女数百人，被杀害仅有尸可寻的就有120余人．街上横尸遍地，有些还是夏家近邻。夏家的草房与杂物被化为灰烬，全家人东躲西藏，野外露宿。

1940年2月，夏瑞庭结婚不到10天，日寇进攻上冈，打掷弹筒，重病卧床的父亲，经受不住惊吓，当晚就含恨离开了人世。父亲死后，他和爱人一同做鞋匠，靠手艺维持生计。

1941年春，共产党的民运队来到上冈，播洒革命火种。在召开盐城县十四区工人抗日救国会上，夏瑞庭愤怒控诉了日寇首次侵占上冈68天的暴行，激起与会人员对日寇的仇恨和爱国情感，大家一致推选他为鞋业工会主席。不久，成立盐城县十四区职工联合抗日救国会，他被民主选举为常委。5月初一天晚上，民运队队长许阆给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上党课，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主张。当时的夏瑞庭既兴奋又紧张，党课上所讲的内容把他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个月初，他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成长为上冈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

7月20日，日寇二次侵占上冈，党领导的民主政权迅速转移乡下，进入隐蔽斗争。

1942年农历8月26日上午，几名汉奸突然闯入他家，将他押进了伪“联民部”看守所。次日上午，日伪特工、汉奸和日寇翻译审讯他，一开口就说：“你是新四军坐探?”他说：“不是。”又问：“你是共产党？”他讲：“不懂。”这样问来答去，毫无结果。伪特工气急败坏地冲上来猛拖他膀子，甩“东洋跟头”，将他摔得鼻青脸肿，随后用已准备好的绳索，将他两手反背，吊在空中，接着在他背上压城砖，一块一块地加，一直加到8块，他满脸都是疼痛的汗水，仍然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将他放下，关进拘留所。

农历9月初一早晨，伪特工将夏瑞庭押往盐城日寇宪兵队。一个鬼子和翻译对他审讯，问的还是原来几句话，他坚持一问三不知。穷凶极恶的鬼子拿起一根铁条穿心的竹棍子，劈头盖脸地打来，他忍着剧痛，咬着牙仍然摇头。鬼子一无所获，又拿起竹棍抽打他，直打得他失去知觉，被拖进牢房，扔在一张芦席上。

过了两天，还是那个鬼子和翻译提审，问的还是以前的几个问题。这时，一烧饭鬼子拖一捆木材从审讯室门前经过，负责审讯的鬼子抽出一根树棍，对夏瑞庭猛烈抽打，夏说确实不知道，鬼子对他头上就是一棍，他当即昏倒在地。醒来时，满头是血，流在地上湿漉漉的一大摊。他两眼圆瞪看着敌人：日寇侵占上冈时被杀死的邻里熟悉的面孔，父亲临死绝望的神情，儿子在战乱中离开人世的场景，一幕一幕出现在眼前，他决心以死抗争到底。一口咬定不是。鬼于审不出就打，打够了又审，审审打打，拆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又将他关起来。夏瑞庭前后经受住了4次拷打审讯，始终投有暴露身份。

自从被捕后，母亲和哥哥、姐姐为营救他借了数千元高利贷，四处奔波求人，多家亲友写了连环保，才将他保释出狱。在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夫妇二人起五更睡半夜，不停地做鞋，偿还债务。第二个孩子出世后，患病无钱医治，也未能幸存。那时的上冈属敌占区，白色恐怖，党组织撤离了本地。他怀着焦急的心情，盼望组织来人或来信，给他指明方向。其实，组织上曾派人找过他，因上冈封锁紧，一直未有机会联系上。

1945年9月，日本鬼于投降。怀着对共产党新四军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夏瑞庭迅即投人惩奸清算运动。他担任清算代表团中队长，斗争坚决，无所畏惧。党组织负责人冯迅得知他的经历和遭遇，让他写了一份报告，将以前入党情况、被捕经过以及当时自己的要求，详细向组织作了汇报。

1946年4月，在中共建阳县委召开的职工联合会上，夏瑞庭当选为副主任。这年9月，经冯迅同志介绍，党组织正式批准他入党，接着他被任命为上冈区副区长。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正向我盐阜解放区反扑。在敌人进犯上冈前夕，建阳县委布置打击“地头蛇”，镇压反革命分子，组织群众转移。上级将一特务交他，由他带基干民兵押去处决，一路上不时有敌机空袭，最后赶到七里大庙开会，会议中间又遇敌机轰炸，大庙周围是枪林弹雨，趁着敌机飞走的间隙．他立即向到会群众宣判特务罪状，判处死刑，就地处决。

未过几天，敌人占领了上冈。为了不使公粮落人敌人手里，他带领民工去上冈附近转运公粮、夜间行动，悄无声息。最后一批粮食运出时，已是下半夜，不巧天又下起了大雨，上路后全身很快湿透。时值严冬，雨水寒冷，但没有一人叫苦，坚持每一粒公粮安全送走。

时隔不久，夏瑞庭调任冈西区副区长兼公安特派员。他把家小托付给亲友关照，常年在外与敌周旋，吃无定时，住无定所，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当时的斗争形势很复杂，环境恶劣，有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同志家人受到迫害。一次，还乡团镇长派人把夏68岁的老母抓去，要她交出儿子，夏老太面无惧色：“要杀就杀吧!我这么大年纪，死了也罢！”敌人的威胁不能动摇夏瑞庭的斗志，他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坚决肃清反革命。当他从区队新兵中发现一可疑分子，弄清是还乡团镇长的侄儿时，立即将其清除出去。

1947年春，夏瑞庭在完成了动员参军的任务后，到另一个乡搞土地复查试点。一天上午，他和乡中队长在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自称是新四军，出口便问区长在哪里，又说急需500个民工随军行动，夏觉得此人形迹可疑，便查问细节，那人见真实面目将要败露，突然举起手中的木棍，劈头盖脸打来，被夏让开，乡中队长用手中的力索(风车上的绳子)往那人头上一套，将其拖倒，二人合力将其制服。经审查，那人是个特务分子。

这年农历4月29夜，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为配合主力正面作战，夏瑞庭带领部分民兵民工抵通榆公路沿线毁路、割电线，破坏敌人交通线和通讯联系，当任务已基本完成时，突然遭遇敌人的巡逻队，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嗖嗖”从身边飞过，他带着大家边打边撤，借着黑暗，躲过了枪林弹雨，唯乡治保主任从队伍中跑散，不幸被捕，惨遭杀害。至此，作为残酷战争后的幸存者，夏瑞庭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生命是宝贵的，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当年六七月份，上冈的敌人主力撤走，而反动区、镇、保甲政权还在，根据形势判断，敌人这次撤走是换防，很快还会有敌人来占领。于是，区委几个同志分头找老党员、骨干分子，再秘密串联了一部分群众在上冈小学开会，商量斗争方式。会刚开始，只见站岗放哨的妇女急匆匆跑来，轻声对夏说：“南边过来一大批敌人，已到文庙了。”与会同志一边组织撤离，一边紧急商定对策。由于及时报信，区委和党员骨干随即离开会场，一部分留下准备在危急时刻狙击敌人的同志也全部安全转移。

年底，连吉乡发现有两个还乡团回来了，县长请夏瑞庭调查处理，夏根据群众意见，派中队长将这两个人抓起来召开公审会，群众愤怒控诉这两个还乡团的累累血债，根据群众的一致要求就地镇压。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使敌人闻风丧胆。

 

解放以后 “除了事业别无所求”

 

1948年，上冈获得第三次解放。夏瑞庭担任建阳县公安局上冈分局长，继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工作由面对面同敌人斗争，转为同暗藏的敌人斗争。他把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苏北与苏南并为江苏省后，他被选调到了江苏省公安厅，深得领导器重，担任政保科长、刑侦科长，干一行，钻一行，所做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

1953年3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南京视察结束，将要乘轮船离开，公安厅机关科以上干部一大早即来到长江边中山码头。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毛主席来了。身着藏青色东方尼大衣的主席从车内健步走出来，目光向整个队伍扫视一下，亲切地问：“是哪个单位的?”公安厅长黄赤波答：“这是我们公安工作同志来送主席的。”主席说：“谢谢同志们!”这时大家热血沸腾、心花怒放，全队笑脸相迎，热情鼓掌。“那是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啊!”提起往事，夏瑞庭神采飞扬，“当时在一侧共两排，毛主席在前面经过，离主席仅一公尺远。主席微笑着招手从我们面前健步走过。”面对人民领袖，他的内心充满了崇敬与爱戴。

1955年—1956年，他在徐州地区铜山县、邳县先后破获两起反革命集团案，其中邳县的一字大道案，首犯流窜于江苏、安徽、山东等省，活动有纲领、有计划，企图抢银行、攻打合作社，推翻人民政权。公安部长罗瑞卿指示：“先抓获首犯，再破案”，夏瑞庭奉命投入紧张的侦查工作。夏天，大地像火烤一样，他率领有关人员顶着烈日，步行往返几十里，脸皮被晒的发麻发烫，额角变色，白色手表面被晒黄。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排查，终于在邳县土山区集市将首犯抓获。紧接着，统一行动，张网搜捕，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骨干分子无一漏网，共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和大批弹药及罪证。

50年代初，一些同志闹名誉、闹地位，讲究吃穿，比薪水的高低。有的同志有了权、有了地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夏瑞庭则“不为物欲所动，不为私利所惑”。他说：“当初参加革命，一心只想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尽管环境极端困苦，连饭也吃不上，却无怨言。如今有安定的生活环境，能吃上饭，感到很知足，别无所求，只想把工作做好。”他保持了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工作作风。生活不讲究，质朴的传统食品，踏踏实实地吃在肚子里，清淡素雅，很符合口味。穿着只要整洁、得体即可。他爱人出身贫苦，没有念过书，纯朴善良。虽因生活小事偶有磕磕碰碰，但“糟糠之妻不下堂”，他到省城工作，也把她接到省城，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相互支撑，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至于对待个人的待遇，他看得很轻。他于1954年定行政16级，1956年干部调级，组织内定方案给他提一级，夏瑞庭得知后，多次在会上表示，工作照干，级别不要调，让给年轻的同志，说服组织采纳了他的意见。

1957年国庆节后，组织派他到中央第一民警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冬天的沈阳，气温冷到零下30度左右，从南方到遥远的北方，气候很不适应，硬是靠毅力坚持了下来。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学习公安业务，掌握了不少新知识，成为优秀学员，被选为班级支部书记，并选为该校首届党代会主席团成员。

深造回来，他踌躇满志地投入工作，决心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他最热爱的公安事业中去。可时隔不久，他又被安排到江苏行政干校学习，从干校回来后即调到省建委工作。当时他不讲任何条件接受调动，后来才明白，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上层处理问题宁左勿右，他的离开与历史上曾经被捕有关，这是公安队伍追求纯而又纯的结果，他没有气馁，没有埋怨，也没有动摇。“换个岗位可以，谁也没有剥夺我为党工作的权利。”无论在哪里工作，他总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

那时正遇三年自然灾害，孩子出去拾菜皮度日，他得了浮肿病，母亲又病逝，生活窘迫象座山压在身上。单位建设组一位高级工程师提出将他的小儿子给其抚养，他和老伴考虑再三，终未忍心这样做。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丝毫没有动摇信念，教育孩子坚决听党话，跟党走。那年，在建湖县任公安局副局长的侄儿，组织拟调去云南“支边”，这是他大哥的儿子，他大嫂生过7个孩子，由于战争和苦难仅存活一个下来。老大夫妇都年已60开外，不愿儿子远离，让其去南京找他。据说，当时组织曾物色过一位家境较好的干部“支边”，后因请人讲情变卦了。而他没有找关系通融，一再对侄儿说：“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女。”结果，侄儿毅然离开双亲，去了云南支边，直到20年后才得以调回。母亲因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未等到儿子调回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1963年，党中央发出了“到农村去”的号召，夏瑞庭在省级机关第一个报了名，举家回故乡，临行时未带走公家一只碗、一双筷子，全部家当仅有两只破旧的箱子。这年秋天，大女儿在南京省教院附中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全校只录取11人，女儿差两分，同学们有一部分自找工作，剩下的统一分到农场去。夏瑞庭原本可以找到熟人安排女儿的工作，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信要求女儿：“服从统一分配。”从此，女儿去了云台农场劳动当农民。两年后，成了劳动模范，后来与农场一职工结  婚成家。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回原籍建湖县后，夏瑞庭担任省、地委工作组长、整党(社)队长、社教队长、党委书记等职，到盐城地区的建湖、大丰、射阳搞社教工作。1964年8月22日，大丰县龙堤公社遭受13号强台风的袭击。他组织群众抢险救灾，连续几天泡在水里，腰和膀子疼得厉害，当年被日寇和伪军打伤，每遇阴雨天气就会发作，但他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段时间，家在上冈镇的两间破旧小屋也浸泡在水里，爱人带领5个孩子，用砖块和泥土堆在门坎上，从里向外戽水，他知道后也未能回来看上一眼。在社教工作期间，既规范别人，又严于律己，自我形成一个规矩，外出工作吃饭，饭后付钱，毫不含糊。一次接待上级来人，吃了肉，有人问怎么开支，他说：“张嘴论份，付款”。说罢自己带头交了钱。

 

“文革”期间 “历经坎坷腰不弯、志不移”

 

1966年lO月，夏瑞庭在射阳县兴桥镇搞社教。一天，社教总团通知他立即去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当时，他搞不清做错了什么，就去了。事后才得知，社教队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文革”茫然不知所措，有人怕群众揪自己，也有人以前想入党或提拔未达目的，此时私心膨胀起来，串通搞派性，转移视线，将矛头对准了他。

年底，射阳县政府大门前贴出了“揭批资产阶级法治权威夏瑞庭”的横福，下面大字报写的是“省公安厅16级处长，刘少奇在社教队的代理人……”，这样，他成了天然的靶子，天天被揪斗，写检查，时常被拳打脚踢，往死里整。那时，他痔疮发作，大量出血，面黄肌瘦，身体十分虚弱，得不到治疗，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1967年初，社教在一片混乱之中草草收场，他回到建湖。夏秋之交，一批“六三”支农干部要去省委造反，有人说他级别高、人眼熟，推他作代表一起去南京，他当即表示：“63年到农村去，虽然有些背景，但确是自己要求的，现在带私心回城造反，我不去!”。对此，某些人耿耿于怀。第二年5月，在县级机关大会上，几个要去省委造反的人写大字报发难，责令他交待被捕历史，接着又以党群总部的名义将他清除出党群总部，从一般转为重点，又作专案侦查，每天写检查，专案人员隔三差五逼他交待问题，一会说是“叛徒”，一会又说是“自首变节”，用大字报贴在他的宿舍门前和床头．还不准申辩。专案组搞调查，去盐城找他的年已70多岁的大姐，对其进行欺骗、恐吓、威胁，然一无所获。专案组走后不久，他大姐便掉在井里淹死，随后她的儿子也非正常死亡，至今不明不白。

此间，专案组的行动逐步升级，对几个被审查对象搞批斗，原县委书记等被挂牌游街，逼夏瑞庭陪斗，弄了个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他用力推开，喷怒地喊道：”我的历史组织上早有结论，你们这是对我的污蔑！”批斗会后，专案组派人到他家搜查，结果什么都未搜到。查不到东西，只好压他交待，组成4个班子，4个人一班，日夜不休息，车轮大战，稍站立不直，就有人冲上来对其拳打脚踢，还嚷道：“当心吃‘专政棍’！”搞疲劳战术，让其精神崩溃，或是胡说或是自杀。有的同志忍受不住摧残，走上了绝路。他也在屈辱之下胃病复发，吃不下饭，骨瘦如柴，心想：死不足惧，战争年代已经历过了，自己没有罪，不能不明不白的离开人世。他靠意志在支撑身体。自己挨斗，家人受株连，女儿、儿子均被剥夺升学的资格而插队落户。两年后，儿子应征，体检全部通过，入伍喜报和军装都送来，突然通知“缓征”，被剥夺了参军资格。

专案审查没有结果。这年10月，他被送到了县农业试验站(外称小农场)，边审查边劳动。“立冬”那天，他抬着粪桶颤巍巍走在满是白霜的水泥船跳板上时，脚一滑，跌到河里，他不会游泳，一下子就沉入水底，只有两只手在水上摆动，一位同志伸出扁担，将他从河中间拖到河边，救上岸，难友们有的拿来毛衣裤、棉袄，有的找来生姜烧茶，还有的把他塞进被窝，盖上被子。年底，夏瑞庭被送往104干校。由于营养不良，加之长时间郁闷，胃病发作很厉害，常常疼得夜不能眠。干校指派他负责三栋21间70多头猪的喂养，每天挑三顿猪食，两次打扫冲刷，一天挑几十担水。对于身体十分瘦弱的50多岁的他来说，实在是体力不支。干了几个月，便生了肺病，监管人员只好将他重新安排，改养4头长白山猪，他带病劳动，猪圈扫得比人家住家干净，来人看了都很惊讶。去干校一年多，大家都说他是“改造”最好的一个。

1969年国庆，干校召开会议，宣布他三条：“解放”，“恢复组织生活”，“落户”。这样，他就成了下放干部，安排到上冈公社益民大队中心生产队劳动。经过两次大的磨难和一次战斗的死里逃生，夏瑞庭变得更加豁达了。过去与他一同参加革命的同志，这时多为地师级干部，不少在省级机关担任领导，有的后来到中央工作了。但他想到的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和“文革”中屈死的同志，心里很坦然。至于运动中整他的人，也不去计较。他说：“那个年代，他们也是受害者。现在叫我当农民，既改造思想又增强体质，何乐而不为?！”他很乐意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他先后搞过七批“社教”，两批“一打三反”，由于自己吃过极左路线的苦头，因而对人的处理始终持慎重态度。虽然搞运动有左的影响，但决不违反党的政策，也没有遗留问题，凡经他处理的案件，未有一件平反纠错，一直让领导放心，并得到同志们尊敬。下放劳动期间，他因表现突出，被当选为建湖县下放干部先进个人，出席全县代表会。

1972年春，县里成立治淮指挥部，抽他到民工团帮助负责拆迁组工作，他深入黄沙港两岸拆迁户逐户调查登记，以提供准确情况，拆什么赔什么，拆多少赔多少，绝不使群众吃亏。后任预制场党支部书记，忙时领导青年男女民工300多人，突击完成治淮工程水泥预制板生产任务。曾因工作出色，在工程团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发言。

1974年，民工团撤销，组织(当时还是军代表负责)正式安排他到黄沙港林场任革委会副主任，该单位虽属生产指挥组领导，但机构尚未报地区革委会备案，只是股级建制，在现在看来这只是副股长职务，但对一个被当作“牛鬼蛇神”的他来说，还是高兴的。有工作做，他不计较职务高低，不讲单位性质，服从分配，二话没说就去报到上班。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论在什么岗位工作，夏瑞庭始终严于律己。在民工团工作期间，上冈家中小屋破旧漏雨，急需修理，他经手若干建筑材料，未动用一砖一瓦。那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些科局干部纷纷将插队落户的子女报了名。有人对他说：“你孩子插队知青也够条件，只要拿‘金二戈’(即钱)来，请两桌客，包你孩子也能上。”他笑了笑摇摇头说：“别说我没有钱，就是有，我也不做那种事!”从1973年起到1977年初，每年都有推荐上大学，他的孩子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读书，自己没有份。他的另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因勤工俭学劳动后患风湿热，四肢关节肿大．几乎瘫痪，停学在家，他竟没有功夫为其治疗。在林场当领导期间，林场每年收苹果、梨上万斤，从没有不花钱吃过一个果子。他说．“不沾小便宜，不贪蝇头小利，这是起码人格。人生旅途，心不能贪，负荷不能重，负荷一重就走不动，‘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任何时候  严于律己，坚实地走好每一步，一辈子没人在背后指脊梁骨，腿伸直睡觉。”

 

“党就需要这样的人” 重新安排

 

1978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县委一位副书记看了夏瑞庭的材料，了解到这位63年从省级机关自愿下基层的老党员一身正气，15年抽来调去都听从安排，遭受冲击则无怨无悔，深为感慨地说：“共产党就需要这样的人。”

这年夏天，夏瑞庭被调任县民政局长，当时的民政工作十分棘手。一次，一位烈属因过去申请救济一直未解决，跑几十里来找他。他了解情况后，迅速帮其解决。事后，这位烈属带着鸡和鸡蛋专程感谢，他婉言谢绝，没想到来人不依不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东西放下。夏瑞庭一把抓起扔出门外。从此，再也没人敢送礼。后来，他以三点自我约束：一是宿舍不接待来访，谈工作请到办公室；二是涉及到人、钱的事，集体会办，个人不点头；三是优抚、救济用款，100元以上即提请分管县长审批。当了领导，会有人敬烟，甚至送烟。为不干扰工作，他把抽了40年的烟给戒掉。说不吸烟，就坚决不吸，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抽过一支烟。

为了保证优抚、救济款用到最需要、最困难的人身上，自己带队深入到9个公社(镇)15个大队、两个居委会，口问手写，掌握第一手材料，建立公开监督制度，对各大队的优扶对象、优待劳动日和民政委员会三项内容公布上墙，接受群众监督，并组织互查验收，有些县、乡干部并不困难，却以老婆、孩子的名义数次申请领取救济款，一经发现，均作出严肃处理。

夏瑞庭常挂嘴上说的一句话：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一天下午，县两位领导同志找来，说有人动用落实政策专款，他感到惊诧，不相信有此事。随即找总帐会计查询，得知是一位副职在他出差期间所为，尽管是通过上级分管领导，但违背政策，他毫不含糊，追回动用的款项。后来省纪委查问，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当时，每年民政经费用有上百万在他手里经过，从未违反规定滥支一分。儿子要结婚，他没有利用职权批半点木材计划打家俱。自己用的是机关折价处理的旧桌椅。

主持民政工作期间，他认真为战争年代从事地下工作被敌人杀害的三位烈士澄清事实，平反昭雪。其中建湖一乡农会会长，抗战期间被敌杀害。土改后，其子迁居射阳，“文革”期间被造反派诬陷为“反革命子弟”，曾三次来信，前后三任县委书记批示，一直未予办理，多次上访哭诉，也无结果。当这次平反时，全家人跪着磕头，喊他“青天”。

1979年提级，县委书记征询意见，夏瑞庭表示，自已是局长，工资也最高．把名额给别的同志。这是他第三次谦让。自1954年定行政16级以来，1956在省公安厅，他谢绝了领导为其定15级的方案。1963年社教期间，他建议解决较低同志的职级。连同这一次调级，25年未动，直到1983年离休时办理手续调一级。每当有同志谈到工资多少时，他总是说该给的，组织不会不给，不该享受的就不应要。谈到这些，至今还有同志说他吃了大亏。从16级到15级，虽然是一级之差，这个差别可大啦，无论是职务安排还是个人待遇，都不可同日而喻。他说：“我一点也不后悔，也很知足，放到今天．还会谦让。”

1981年夏天，他调任县政协副秘书长(正科级)。近40年来，职务、工作、环境多次变动，他从未向组织说个“不”字，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党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干部政策。这次，他同样愉快地接受了安排。有的同志说：“夏老，你原则性强，群众欢迎，但可能得罪了领导，这种安排有职无权。”也有的同志说：“论你的经历，职务未到位，在你后面的同志都上了县处级．现任地委副书记，还有组织部长，是老乡，你也熟悉；干部科长，战争年代是你下级，何不找他们谈谈，提个要求，也不过分。”他说：“职务安排是组织上的事，个人从不提要求。现在的工作不就很好嘛!”十年动乱失去了宝贵时光，他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努力多干一些实事。

参加工作以来，进过大机关、干过小单位，坐上层、下基层。先后蹲过11个大队搞点，和群众一直吃住，一同劳动，过了30多年的食堂生活，自觉排队买饭吃。不低不下。不卑不亢，心里十分踏实。夏瑞庭说；“职务是工作的分工，做工作，办实事，没有什么官和民之别，贫和贱之分，都是同志。”因此，无论组织上安排何职，他总是坚决服从，迅速到职。

此时，一位当年曾任省公安厅副厅长来建湖视察工作，看到他动情地说；“老夏，你的素质、能力，我很了解，1958年你离开公安厅时，我不在家，当回来得知后，非常婉惜，如果我提前知道，决不会让你调走，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夏瑞庭笑了笑说：“到哪里都是工作，这么些年都干下来了，没有什么。”

 

离休之后 用行动续写“忠诚”

 

1982年底，不少老同志超龄还在岗位上。夏瑞庭虽不想离岗，然而看到大批年轻人上来了，觉得应该让出位置来。于是，自己主动打报告办了离休手续。时隔不久，江苏省公安厅党组作出夏瑞庭同志历史一节复查结论：“被捕期间，遭日寇和翻译吊打审讯4次，只承认做过鞋业工会主席，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夏瑞庭拿着这份结论的手颤抖着：“虽然迟来了30多年，但最终抹去了左的阴影，还历史本来面目，我死亦瞑目。”

当他还在县政协任职时，经常见到省内许多县的文史资料，而自己的故乡上冈的文史却是空白的，于是，一种紧迫感在心头萌动——抢救文史。他深入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核证。有时为掌握一手材料，夏瑞庭查访10多个单位几十人次。材料出来后又请有关当事人核实，每个情节都做到有据可查。工作量是巨大的，而他却乐此不疲。离休以后，他感到呆在家里消磨光阴很可惜，便积极主动从事史料的调查、整理、撰写工作，以此为业，常年不辍。

1984年4月，夏瑞庭写了《忆“上冈十景”》寄出征求章见，一位在外地的老同志见书后很快来信说：“‘上冈十景’写到吴宗鲁的事迹，他是1927年冬被汪精卫逮捕，于1928年1月英勇就义的，当时上海《新闻报》、《申报》都曾报道。这位先烈，数十年未表彰，英名匿没．心甚不安……。”夏瑞庭随即着手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后访问了知情老干部和当地群众20多人，写成了《吴宗鲁烈士事略》，报送县党史办，终于为烈士扬了名，后来该文为多所学校列为爱国主义传统教材。

1996年10月，在市区陆公祠纪念馆展出的《红岩魂)图片上，一幅放大的革命烈士的照片下面写着；“朱伯屏，江苏盐城”。可惜的是，在众多的资料中，没有其革命历程和生平的介绍。据负责展览的同志说，他叫朱念群，是建湖县上冈镇人，在重庆的陈列馆大厅正中的“荚名录”上，清楚地写着“朱念群”三个字。此事引起了夏瑞庭的注意，他决心把烈士的生平事迹搞清楚，于是，踏上了漫漫的寻访之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搜集，将搜集到零散材料整理成有一万多字的一篇《鲜为人知的红岩英烈朱念群——一位上冈籍的华子良》文章，在多家报刊登载，告慰英灵。

抗战胜利45周年前夕，夏瑞庭想到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14个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他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日寇首次侵犯上冈68天所犯下的滔天暴行写出来，并亲自到全县青年干部会议上做报告。他所整理的资料后来成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好教材。一次，他听说上冈镇的薛树芳老先生当年参加东方战犯法庭，审判过侵华日军三名战犯的罪行，就登门拜访，发现薛老先生单身一人，腿被开水烫伤，便找人帮助医治，薛老先生为他精神所感动，先后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据此写成《审判东方战犯纪实》一文。当他再去给薛老审稿时，老人已与世长辞。夏瑞庭说，如果见证人都过世了，有谁还能说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呢?为了抢救珍贵的史料，他几乎天天在和时间赛跑。

20多年来，夏瑞庭回忆调查搜集撰写史料，步行走访行程上万里，书信联系20多个省市，收到信件5300余封，编制材料卷宗153个，存在县档案馆，其中有130多篇作品先后在《江苏政协》、《江苏名镇》、《中国火炬》、《当代诗人》、《中华工商时报》、《老年周报》、《当代老同志》、《江苏教育史志》、《关心下一代通讯》、《湖海纵横》和台北《盐城月刊》等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

他的著作《故乡云》、《故乡云(续集)》于1995年、1999年先后由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发行，还有《上冈小学专辑》出版发行，深受海内外各界的好评。《日寇首次侵占上冈68天的暴行》一文，被海内外十多种报刊选用，1995年被《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选用，同年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资料奖，抗战胜利50周年征文获《盐阜大众报》优秀作品奖。2001年—2004年，他又先后编著《千词万语“情”、“爱”、“德”》一、二、三集，此时《上冈英雄儿女》出版发行，内有他回忆撰写的40篇史料，受到国内各界赞誉。1998年被评为盐城市“十佳”老干部好家庭，1999年被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老干部局评为“离休干部发挥作用先进个人”。其事迹在《中国火炬》、《跨世纪人才》、台湾《盐城月刊》曾有介绍。

夏瑞庭调查和撰写珍贵史料，不仅用以教育后代，而且起到了以文会友，以史联谊的作用。沟通了家乡与省内外、海内外老校友、老乡亲的联系。不少人风尘仆仆回故里，为振兴家乡献力量，有的引进项目和资金发展工业，有的捐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有的献计献策帮助谋划发展。每当谈到这一切，大家都称赞夏老“为家乡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老有所为，使夏瑞庭充满朝气，充满活力，时至今日，劲头不减。睡觉之后，只要一回忆起有价值的史料，他便一骨碌爬起来用笔记下，凌晨四点伏案疾书已成常事。

遇到问题，爱管闲事。平时，看到不顺眼的事就要说。不合政策的事不放，言行不一的事不放，不讲道德的事不放。在打字社印史料时，他发现有一堆宣扬“观音救世”、“地球要爆炸”等内容的材料，随即向有关方面反映，引起重视，作出搜缴封存等处理。听说某企业资助教育赠款100万元，实际上未能兑现，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讲实话，办实事，不能沽名钓誉，便建议有关方面帮助查实，抓紧解决，迅速兑现。在路上见到有人骑飞车将小孩撞倒，他便大声喝住，严厉教育骑车人要文明行车。有人说，闲事管多了会增加对立面。而夏瑞庭则认为，看到不对的，就是要讲出来，这样，真善美才能得到弘扬，假恶丑才无藏身之地。

2002年冬，孩子们为了便于照顾老人，把他和老伴迁到盐城。住地雅和社区居委会了解他原在建湖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多次获奖，就聘任其为社区关工委副主任，他一如既往热情从事教育下一代的工作，随时随地接受聘请去介绍革命传统，作辅导讲座。2006年2月，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在盐召开，雅和社区作为全省的典型接待了参观并在会上交流。近90高龄的夏瑞庭热爱关工事业，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迹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誉，夏老很受鼓舞，决心为培育新一代大有作为的盐城人奉献余热。

自离休以来，夏瑞庭坚持有规律的生活。每天黎明即起，步行四、五公里，晴天在室外，雨雪天在室内。白天或调查搜集史料，或看书看报，晚上电视新闻必看。继续学习，接受新事物，不固步自封，不抱残守缺。跟上伟大时代步伐，永不落伍。学习、写史，使他感到无穷的乐趣。夏瑞庭认为，人若垂老，先从大脑开始。只要不断学习，思想常新，心理不老，也就延缓了生理的衰老，达到青春常驻。饮食实行定量，一天一次沐浴。年逾八旬，腿硬腰直，耳聪目明，大脑清晰，思维敏捷，四肢灵活，精力充沛。《中国体育报》专门对他的养生之道作了介绍，他说，身体也是写史的本钱，活着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后代。

几十年革命生涯，夏瑞庭经历了战争的腥风血雨，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有顺利有挫折，有困苦有坎坷，对党忠贞不渝。战争年代受敌人迫害，虎口余生未能改变初衷，出狱后设法找到组织，继续投身革命。和平年代受“左”的错误影响，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离开了公安机关：“文化大革命”怀疑历史问题，遭到审查批斗，受屈辱吃了不少苦头，没有对党产生动摇。相信党总会落实政策，不冤枉好人，百折不挠，无怨无悔，有人说他是“愚忠”、“太正统”，他说：“不错，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就是不能打折扣，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如今，夏瑞庭已届耄耋之年，仍尽微薄之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使自己永葆青春。他常说；“讲自己一些历史片段，意在让孩子了解前人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希望青少年一代不要忘记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永远为人民服务。”有一年春节前夕，同时收到两个在外地读书的孙子、外孙女写的贺年片。分别写道：“您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您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

 

原载自《亚洲财富》杂志2006年4月刊

 

 

1941年春，夏瑞庭被民主选举为盐城县第十四区职工联合抗日救国会常委，同年5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建国初期，在江苏省公安厅从事政保、刑侦工作的夏瑞庭

 

 

 

在民政局工作期间，慰问优抚对象，关心残疾人生活

 

晚年的夏老在书房里查阅史料。

 

1997年春，夏老与台湾知名人士、《盐城月刊》总编辑薛鸿钧先生（前排左四）一行在上冈中学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