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世时，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送来挽联，一轮明月，两袖清风；盐城名贤宋泽夫送来挽联，人名已千古，清风剩一棺。这两幅挽联都用了一个词，清风。是的，清风二字，就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他的名字，被写进了《清史稿》的《循吏传》。

他叫马为瑗（1860—1915），字慕蘧，又字念劬，建阳马厂人。马家，盐城的名门望族。祖父马松年为监生，父亲马松年闻为贡生，都是集美德与修养于一身的人，《盐城县志》说他们是行义并彰，名昭邑乘的人。光绪年间，朝廷曾经赠给马家一块写着乡闾硕望四个字的匾额。家族里有自己的读书精舍，叫后乐堂，取的是范仲淹老先生的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他家门上的对联也不同于寻常人家，上联是庭悬南郡太守授生徒账，下联是家有东汉将军诫兄子书。世代的书香浸染，让他有别于一般读书人，读书不只是为了功名，更是为了实现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1881年，马为瑗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盐城县学，又得瑞安人黄体芳和长沙人王先谦先生的点拨，学业功底深厚。《盐城县志人物篇》是这样描述他的，胚胎前烈，笃学砥行，有经世之志。后来，腐败的清政府与英俄政府先后签订了《烟台条约》、《伊犁条约》，作为一个有家国责任感的青年人，马为瑗坐不住了，以禀贡生的身份进京，被授任东城兵马司指挥，1885年，获知县资格，赴顺天府（今北京）候补。

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狭光绪帝弃城出逃，京城官员也多半自寻活路，各自保命。在京城为官，身为平局长的马为瑗依然从容镇定，保证了粮库的安全，还出仓粟三百石，济危城民食。他的行为得到了顺天府尹的肯定，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知县生涯，足迹遍布八个州县。

作为一个腐朽朝廷的官员，马为瑗从来不是一个暮气沉沉的腐儒，有开明进步的新思想。民生凋敝，非实业莫能振解。对时局的分析，他一直是清醒的，有远见的。为官期间，他一直简衣素服，与平民无异，他觉得自己是民众的服务者，而不是享有特权高高在上的人。

在东安县，民教相仇的时代，村民拆毁了法国教堂，连他的最高顶头上司李鸿章都妥协了，同意赔银10万两。而他作为一个官位很小的县令，依然据理力争，结果减至2万两。对闹事的教会势力，马为瑗率兵擒拿，按律处决。法国公使给清廷施加压力，马为瑗与法国牧师对付公堂，驳得牧师哑口无言。他是一个集智慧与力量于一身的人，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尊严。府尹召为瑗为之对质,为瑗慷慨申辩,色厉辞严。史料是这样记载的。维护这样的尊严，需要的是不怕丟掉乌纱帽，不怕失去性命的魄力。

在丰润县时，他兴办学校，设劝学所，资助出国留学生，兴办实业，设工业局。还花了许多的心思，指导农民改良棉花种植技术，在苑明欣先生的《清末直隶的农业教育》一书中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记载：

如丰润县令马为瑗到任后，见种棉者均不得法，于是会商乡耆“细为根究底蕴，测其地理，辨其土性，度其形势”，并劝谕绅耆随时讲解植棉新法，谕令先由绅富之家试种，并购农话报册，设立宣讲所，延请“学术勤奋、通晓农学者数人”，用白话逐日讲说，设有长条木凳，“任农夫野老坐而观听”，遇有不明之事，准其随时诘问，并令人将植棉新法在乡民聚集之时“妥为讲解”。

这一个个历史细节，都是极用心的。他是一个有着父母心的父母官，工作仔细、诚恳、严谨，他甚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用自己绵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苦难中的中国农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一直努力在做。在蓟州任知府期间，他清查出瞒报土地五万多亩，并将田亩税赋充作地方教育经费。他知道，只有教育才能使民众清醒明醒，才能救国家。

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因卓越的政绩和良好的口碑，他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并得到光绪帝传旨嘉奖，赏戴花翎。对一个地方官员来说，应该是此生莫大的荣耀了。清实录光绪朝实录有这样的记载：昌平州知州许元震、甯河县知县李培之、香河县知县署东安县知县马为瑗、均著传旨嘉奖。

十五年的官场生涯，使他渐渐心灰意冷，清廷的腐败无能令他从失望到绝望，光绪帝的戴花翎也没有能留住他，最终，他选择了辞职，因为他从来不迷恋虚无的权利。辞职后的他，想走的是第二条路，实业救国，开发遵化承德的煤矿。遗憾的是，准备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倒下了，去世时才五十六岁，死于劳累过度。归葬家乡，途经盐城时，盐城知县王素沂为他举行了追掉会，更多的人因为仰慕他的为人，送来了挽联。他的墓，就在今天高作镇的口河村。

学生时代，他与盐城的大儒陈玉澍为同窗好友，陈玉澍称他为有道君子。他是配得上有道君子这个赞誉的。他的道，就是遵循一个人最本质的良知去做人，做事。他去世时是1915年，离现在快要有一百年了。在今天，马为瑗这个名字和他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敬仰。

转自《新浪网》彭淑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