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备战需要，按照毛主席“大打”、“早打”的战略构想，党中央发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长达20年、有数百万人参加的“三线”建设工作。出生在建湖高作水乡农民家庭的王春才就是这数百万“三线”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从此，王春才将毕身精力全部献给了“三线”事业，谱写了一曲瑰丽的人生“三线”之歌。

那是1955年8月1日，年仅20岁的王春才和180名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的同学一起，怀揣梦想，响应号召，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南去。那天，他们从扬州出发到镇江乘长江大轮逆流而上，奔向祖国的大西南。第一次远离亲人、远离故乡，第一次看到浩瀚汹涌的长江波涛，使王春才等热血青年心情无比激动。

王春才是180名去西部学生中的“领头羊”。临行前老师将180人交给了王春才和另一名同学，发给他们4000元钱，作为180名同学的交通、住宿、吃饭的全部费用，王春才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这钱，他们两个人轮流值班睡觉。

就这样，王春才和同学们乘船搭车，经过十七个日日夜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成都，大家分头到各自的单位报到，王春才被分在784厂（军工厂）筹建处，其时条件异常艰苦，但他始终牢记学校领导的临行嘱托，艰苦奋斗，一门心思为国防建设作贡献。至1958年11月，经过大家整整三个年头的廛战，终于建成了784厂。

人说，“三线”人，献了青春献子孙，而王春才是献了自己带爱人，这是他对“三线”奉献的真实写照。1958年9月，王春才经个人申请组织批准，原在故乡高作区机关任妇联主任的未婚妻吕婺常亦被调至784厂工作，对此夫妇俩十分感动。就这样，夫唱妇和。几十年间，吕婺常在军工企业一直干到1989年退休，年年被评为先进。然而，她的退休工资却只有200元不到，较机关少了一倍还多，但他们无怨无悔。

大“三线”地区系从战略角度对地理区位的划分，是相对于当时沿海一线和中部二线而言的。王春才从20岁投身大西南建设开始，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他将自己的青春无私献给了“三线”事业。如今寻觅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少往事仍历历在目：

初到大“三线”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四机械工业部将苏联援助的四个工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王春才这一批青年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他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王春才跟随这位教授级建筑学专家学习了三年技术，建立了深厚友谊。1958年，这位专家因中苏关系破裂，奉召回国。半年后，王春才编写出版了实用价值很高的《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一书，被部领导分发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得益于此，他后来升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均免于考试。

“无论物质条件有多艰苦，大家都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三线”精神，是王春才最为深刻的记忆。1966年2月，他和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和四机部一位副部长在四川广和081基地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席相同，为避风沙，头蒙在被窝里睡觉没有一人叫苦。1972年，他和有关领导一起到789厂检查工作，被上有虱子，晚上在招待所脱光衣服睡觉；白天和工人一道排队凭饭票买饭菜，大家没有一句怨言。最使他难忘的是他六次遭车祸，每次都因抢救及时，大难不死，而每次家人知道后总是如晴天霹雳。

大“三线”的工作条件很差，但他对那段岁月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工作环境至今仍依恋不舍。王春才对工作不畏困难，极端负责。也正是凭着对“三线”建设的执著精神，赢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信赖，将他从一名办事员最终提升为国家计委三线办的“当家人”，先后担任科长、处长、国务院“三线”调改办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调改办主任。王春才对工作是真情投入，待同志同样是满腔亦诚，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对职工和下属的困难总是特别关心，这在大西南如今仍有口皆碑。

王春才从政时勤于学习，倾情工作，堪称政坛俊杰；而退休后只争朝夕，笔耕不辍，特别是为彭德怀元帅“补碑”的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闲居6年后再度出山，于　1965年11月30日抵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虽然在“三线”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时间（“文革”开始又被揪回北京批斗），可他始终以国事为重，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走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王春才在这段时间能经常接触到彭总，也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并暗暗发誓，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总在“三线”的晚年岁月。为此，王春才行程数万里，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在积累素材20年后，于1986年10月启笔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同年完稿。此书以生动朴实的文字记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与生活的情景；1987年元旦起，首先在《军工导报》连载，1988年8月，由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1998年，女作家袁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他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

他不仅为彭总补碑写出了传世佳作，还为大三线讴歌颂德。

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圣火》、《蘑菇云作证》、《金色浮雕》、《穿越大裂谷》四册，160万字。丛书出版时江泽民总书记题了词，陈荒煤作了序。

这些，既使他一举成了文坛英才，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报告文学协会会员、四川省报告文学副会长；又是他退而不休在文学创作领域所获骄人业绩的充分展示。

转自《高作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