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这位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和国家的名义”。当年“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称颂“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胡乔木的地方”。

　　

童年即是“书痴”

　　

公元1912年6月1日（农历壬子年4月16日），胡乔木出生于盐城西乡张本庄（今盐城市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父亲为其取名“鼎新”，盖因高山仰止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革故鼎新”。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盐阜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这位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22年）的盐城有名的社会贤达，自幼勤奋好学，善文工诗，17岁时应淮安府学考试，科试策论均优，中式第九名；次年荐考县学，又以第四名被取为博士生员。他追求真理、关注民生、热心公益，在进步人士中备受尊崇，社会声望日高。1913年2月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的胡乔木，尚未满周岁。

　　

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娴雅女性，生有子女五人。在众兄弟姐妹中，胡乔木居中：上有大姐胡履新和大哥胡达新，下有大妹胡德新(夏青)和小妹胡文新(方铭)。众兄弟姐妹，从小都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母亲的传统文化教育。

　　

胡乔木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拒绝了段祺瑞的贿赂挽留后，准备离京南下广州。他绕道回家探望，见次子胡乔木已能熟背大量的唐诗宋词，满心欢喜，遂与妻子商量，决定让他入鞍湖小学读书。

　　

入学后，胡乔木很快便显露出爱好读书的天性。当时，小伙伴们都戏称这位嗜书如命的“土包子”为“书痴”。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象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不断翻新；称他“痴”，则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啃”，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个人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看到深夜。

　　

酷爱读书的胡乔木，后来又受父亲影响，逐渐养成了藏书的习惯。于是，读书——藏书——读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

　　

事实上，后来的胡乔木之所以如此博学多才，与他酷爱藏书与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生前，胡乔木住处最大的一间是藏书室，三米多高的高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共八大排136个，加上办公室中的4个特大书架，共有140个，珍藏着他心爱的宝贝书籍4万余册，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还有新闻、小说、剧本等各类书籍，真可算得上是一个门类众多、品种丰富的小型图书馆。

　　

胡乔木的读书方法亦很独特。他能同时看上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多门类书籍，如政治、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都可以交叉着阅读。他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由于好学上进，博学多思，早年在小学时代，胡乔木便展露出了与众不同的写作天赋。一次，他读罢晚清诗人陈玉澍《后乐堂集》中的《七夕》诗，十分赞赏诗人所表达的对银河、娲皇的批判和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他认为，《七夕》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世俗礼教的愤懑和抗争。有感于此，他随即写了一篇《读〈七夕〉》的作文，为此深得国文老师张持白的赞赏。鞍湖小学校长李慕白曾多次当众表扬胡乔木，要全校同学都像他那样刻苦读书。

　　

“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中学时代

　　

1924年，12岁的胡乔木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这一年，他是鞍湖小学唯一考入江苏八中的学生。

　　

江苏八中是一所校风正、学风严、质量高、名气响的省属重点中学。这里有治学严谨的校长，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有学习宽松的环境。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中，有十多位皆出自于该校。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学习，这为胡乔木日后的学业打下了基础。他后来回忆说，扬州中学给了我们宽松自如的读书环境。这使我们至今非常感激。对当时的许多老师和同学，我们一直不能忘怀。他赞颂道：“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生命的摇篮！六年似水的光阴，多么值得眷恋！愿你美妙的青春永远，青春永远驻守在校园！愿你放射的光辉永远照耀，永远照耀人间！”

　　

作为名牌中学的省立八中，其生源来自于全省各地，学生的思想也异常活跃。当时，年长4岁的长兄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就读，而且还是国民党的左派人物。胡乔木开始从哥哥他们的言谈中耳闻到“国民党”、“社会革命”等许多新名词，偶尔也目睹一些同学在秘密地传看进步书刊。不久，他终于也借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读罢内容，不禁耳目一新。从此，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名字，已深深地印记在他的脑海。他想亲眼目睹一下恽代英这位大主编的风采。果然，恽代英次年来到扬州省立第五师范进行演讲，消息传到八中，兴奋异常的胡乔木随即前往。恽代英的这次富于鼓动性和影响力的演讲，着实振奋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使他们一下子明白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懂得了读书为了救国、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

　　

从此，胡乔木与《中国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多年后的1939年4月，胡乔木成了《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时的主编！

　　

1926年，八中学生自发地组织游行。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国共合作北伐，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时已升入初三的胡乔木不仅参与游行，而且还进行街头演讲，带头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的口号，为此遭到逮捕，幸因年幼得以获释。此后，胡乔木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文章使他一下子着了迷。不久，他又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及其他众多的进步书刊。胡乔木逐渐认识到***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要在中国消灭剥削、消灭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含义和实际内容；同时也了解并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论述的社会革命问题。胡乔木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镇江，第一、二、三纵队兵分三路攻打南京。省立八中已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正式改称江苏扬州中学。

　　

改名后的扬州中学，高中部分为文、理两科。胡乔木由于数理化突出，特别是物理和化学出类拔萃，复校后被编入了理科。但他仍旧醉心于文史，其作文文卷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他的五言古诗，被有“淮南才子”之誉的张煦候老师发现后，未作一字一韵改动便拿到班上，一边朗读一边击节赞赏不止。

　　

胡乔木的英语也好。他的英文翻译作文很出色，他所译的语句或小段文章很典雅、俏皮和有趣，颇受师生们欣赏。

　　

业余时间，胡乔木还经常撰写文章和诗稿在校刊上发表。他的《淮扬方言概论》、《近代文艺观测》、《别辞》等许多作品反响很大，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他还是扬州中学颇有知名度的校刊编辑。

　　

1929年，苏北大旱，田中无收。胡家虽有三百余亩田产佃种，但因无从收租，进银，经济一时陷入困顿。父母让胡乔木暂时休学，以保证其他三个兄妹特别是刚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长兄胡达新完成学业。

　　

失学！这对即将毕业的胡乔木而言，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胡乔木实在不愿中途退学。无奈之际，他找到校长叶维善。兼教他们化学课的叶校长，平时对胡乔木就十分赏识，闻言随即表态让他做助手——或批改作业或刻印讲义。于是，胡乔木在叶校长的亲自照顾下，终于半工半读地完成了高中学业。

　　

吴有训不经意的一句话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1930年夏，胡乔木于扬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时为物理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教授，找新生谈话。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据实回答，说的却是文史方面的东西。

　　

“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吴有训的一句话，虽然使日后的中国少了一位物理学家，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胡乔木很快转到了文科。本想转入国文系，因为该系的系主任朱自清是他倾慕已久的散文名家，可惜该系的招生名额已满。无奈之际，胡乔木忽闻历史系尚有余额，随即毛遂自荐。终于幸运地转进了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

　　

1930年3月,为推动革命文学运动与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50余人,在中共的领导与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纲领。“左联”成立后，组织了各种研究团体并在各地设有分部，先后出版了《萌芽》、《拓荒者》等大量刊物。这为团结革命作家、哺育革命青年、揭露反动统治、打击反动文人、开展马列主义的文艺运动等作了大量工作。

　　

此时，清华园内亦已集聚了相当的左翼力量,其中学生会的领导权亦已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手中。刚刚步入清华大学的胡乔木，很快也融入了进步学生的社会活动之中。

　　

1930年底，胡乔木经经济系的同学、时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胡乔木正式走上了红色的革命之路。六十年后的1991年，胡乔木惊悉当年的引路人曾迪先病逝，“深为痛悼”。他在给曾迪先之子曾昭凯的信函中称：“令尊曾迪先同志……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在曾迪先的领导和帮助下，一时间，18岁的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

　　

胡乔木与曾迪先等一起，团结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广泛宣传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散传单；他和吴组缃等同学一道，在学校里办起了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清华大学的工友们参加学习；他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积极发展团员，并组成了两个农民团支部……

　　

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回忆道——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在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胡鼎新”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突发，震撼了中华大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已于是年8月调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的胡乔木，亲自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积极主张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等多种抗日救亡活动。

　　

然而，由于当时的王明路线在中共党内占着上风，一些不切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左”的口号，诸如“武装保卫苏联”、“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工人阶级无祖国”等，很有市场。胡乔木等团市委领导很不赞成这些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为此遭受中共河北省委的严肃批评。不久，因为团市委内部有人捕风捉影的原故，又出现了所谓“北平团市委与托派有联系”的新的风波。于是，时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之称的陈远道代表中共河北省委，下令解散了共青团北平市委。

　　

胡乔木“下岗”了。他因所谓“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他的名字“胡鼎新”同时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

　　

这年寒假，胡乔木没有返回盐城。他临时借住于北平任教的盐城籍郁士元家，以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进行旁听自学，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春节过后，学生们正在陆续返校。此时，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却收到了一张写有“有难言之隐”的明信片。父亲不放心了，他让大女婿张肃堂作陪，一起北上清华看个究竟。

　　

来到清华后,乔冠华接待了他们。

　　

乔冠华，这位后来同样深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的又一位风流才子时在哲学系就读。他小胡乔木一岁却早他一年考入清华。同为盐城人，交往甚密。乔冠华很快帮胡父找到了自己的同学。

　　

胡乔木果然不在清华，也无正式工作。父亲十分理解儿子此时的“难言之隐”。从儿子的身上，父亲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追随孙中山的身影。然而，鉴于胡乔木的现实处境，加之目前又正在生病，父亲建议他先回盐城调养一下身体，然后再作打算。

　　

胡乔木采纳了父亲建议。经请示，组织上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胡乔木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

　　

创办《海霞》和《文艺青年》在艰难的时局中坚持斗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盐城，在经历了1930年以“左”倾冒险形式出现的“八一”暴动失败的盐城“双十事件”之后，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党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斗争的开展更加艰难。白色恐怖之中，惶惑、迷茫、甚或有些慌乱的热血青年们，时刻在企盼着能够了解时局的发展和外面的世界。

　　

众望之中，一本以宣传民主和自由为主旨的综合性文艺性刊物——《海霞》，如“海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

　　

其观点鲜明的政论、主题明快的小说、文笔优美的散文、清新洒脱的诗歌以及轻松自由的文艺评论，恰似一股迎面而来的清风。于是，《海霞》主编乔冠军（乔冠华长兄），一时成了盐城文化人关注之焦点。

　　

其实，乔冠军的“幕后”，还有一位更重要的人物——《海霞》的策划创办人和实际主编，这位“幕后”，便是从北平暂回盐城的清华学子胡乔木。

　　

胡乔木于1932年3月抵达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哥胡达新的同乡王翰那儿逗留两个月后，5月回到盐城。胡乔木的姨夫朱木香任盐城贫儿院院长。当时，该院教师刘必余是中共地下党员。胡乔木的到来，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刘必余在设法接近他的同时，很快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了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的嵇荫根。

　　

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基本弄清了对方的身份，而此时的胡乔木更是喜出望外：自己离开北平之后，曾去信与组织联系，但至今尚无回音，没想到回家乡后，中共盐城县委竟主动与自己接上了关系！

　　

胡乔木很快加入了中共组织。时为1932年秋。介绍人为嵇荫根。

　　

入党后，胡乔木被点将宣传工作——这可是他擅长的拿手“好戏”！

　　

此时，在集仙堂做教师的乔冠军周围，已团结了四五十个进步青年，并成立了一个“综流文艺社”的团体。胡乔木随即与乔冠军商量，拟通过成立理事会并采取以民主选举理事的办法，全力推荐乔冠军担任理事长，同时让中共盐城县委委员还佩琮和胡乔木以及刚刚介绍入党的新党员胡扬担任理事。于是，“综流文艺社”被牢牢地控制在了地下党组织的手中。胡乔木、乔冠军、胡扬等，又利用这个文艺团体的名义，开始进行文艺刊物的筹划工作：刊名、组稿、设计、编辑、印刷……

　　

一切都是那么地井然有序，水到渠成。

　　

一番紧张的筹措，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胡乔木因系北平回乡，且无固定职业，不便抛头露面，主要负责组搞、撰搞、编辑，从事实际主编工作。刊物以“综流文艺社”名义主办，文艺社理事长乔冠军则名正言顺地出任主编；刊名定为《海霞》。

　　

1933年春，32开本的《海霞》半月刊终于在盐城正式创刊了!

　　

《海霞》的面世，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进步青年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海边激浪，跃出一轮红日”的海霞封面，别具一格；而以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各类题材文章，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其中，胡乔木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原著英译本转译的小说《凡卡》，既忠于原著又优美流畅。

　　

《海霞》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为避免损失，加之经费不济，出完第三期后，胡乔木等果断决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报。

　　

《文艺青年》为八开四版一大张的小报，名为周报实际不定期，仍由胡乔木主编。该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比《海霞》更为活泼。为了使刊物办得有品位、有特色、富于时代性，胡乔木除了亲自撰稿并继续翻译一些作品发表以外，还约请尚在清华读书的乔冠华供稿。乔冠华陆续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文章，先后均发表在家乡盐城的《文艺青年》上。

　　

是年5月，时在上海南市区工委从事地下工作的王翰，因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暂回盐城隐蔽。两个热血青年在家乡握手重逢，喜不自胜。王翰得知胡乔木已与盐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创办了《海霞》和《文艺青年》，大为赞赏；胡乔木则对他因怒砸《柴拉报》报馆被捕并被交大校方开除学籍，深表同情。他主动将王翰引荐给嵇荫根并约请他为刊物撰稿。很快，王翰撰写的介绍巴黎公社和苏联现状的两篇文章，亦被《文艺青年》发表了出来。

　　

风云突变，再次离乡，展开更加绚丽的人生

　　

1933年9月，中共盐城区县委书记嵇荫根秘密赴阜宁县城，准备与淮盐特委来人联络，因叛徒出卖被捕。消息传到盐城，胡乔木与胡扬星夜兼程，步行一夜来到阜城，准备设法营救。此时，却意外地得知嵇荫根亦已变节，供出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盐城地下党员名单。嵇带着敌人直扑盐城抓捕胡乔木等人，胡乔木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未及细作打算，稍事收拾，便悄然南下了。

　　

胡乔木径直来到上海。经王翰建议，他于同年赴杭州考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很快又结识了时任学生会主席的中共地下党员施尔宜(施平)，于是又单枪匹马地办起了旨在宣传抗日救国的《沙泉》壁报。利用同学们懂外文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著；后来，在全校组织成立了一个罢课委员会，自己亲自作精彩演讲。这样在浙大仅读一年，即被校长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出校。

　　

第三次来到上海后，胡乔木于1935年2月找到时任“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经其介绍，他在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不久便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10月出任“文总”党团书记，次年2月出任江苏“临委”宣传部长。胡乔木等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缺少党中央方针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仍在正确地把握斗争形势，艰难地领导着上海的地下革命斗争。

　　

1936年4月，冯雪峰秘密返沪，江苏“临委”开始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从而结束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岁月。次年1月，改组后的新的江苏“临委”成立，胡乔木继任宣传部长并兼管全国学联。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冯雪峰通知，同年7月安抵延安后，胡乔木先任青训班副主任、中青委委员，继任泽东青干校教务长，1939年4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胡乔木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1941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点将”，出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

　　

自此，29岁的胡乔木与一代伟人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开始了他日后与毛泽东珠联璧合、风云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党内第一支笔”的非凡人生……

 

转自《中华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