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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辗转沪港(2)（罗银胜）
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率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齐燕铭、章汉夫、钱瑛、王炳南、童陆生、宋平、章文晋等分两批飞抵南京。乔冠华则从延安来到南京。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位工作人员。对外的名称叫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南京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武汉、湖南、广东、广西、闽粤边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南京局下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任副书记，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 络处处长)和龚澎是外委会的四员大将。
不久，中共代表团为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委托已从北平回到上海的龚澎，在上海找 一处适中的房子，作办事处用。
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有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名叫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这里是上海旧法租界的住宅区。旧法租界的路名，大多是以法国人的名字命名。例如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军统帅命名的；贝当路(现在的衡山路)，也是以一位老将 军命名的。马斯南也是一位法国名人。
马斯南路，当时在上海人心目中，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与其他马路相比，总是显得静谧、清凉，不论是潇潇的风雨，不论是炎炎的烈日，马斯南路两旁高大的杼相树，总是深情地伸展双臂，枝叶繁茂，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
龚澎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与一位可靠的朋友徐畹球女士一起寻寻觅觅，最终找到马期南路107号一处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为思南路73号，下面为叙述方便，均称思南路)。当时原住户黄天霞已去南京，房子是空着的，于是便用6根金条租了下来，1946年5月16日办好了手续。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中共代表团在沪设办事处。所以在它的门口挂了两块铜牌：一块是用英文写的叫“周恩来将军寓所”，一块是用中文写的叫“周公馆”。这样，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同志来上海开展工作，就住在这里。
周公馆成了众人关注的中心，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处理党内外工作，同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商谈，也会见上海各界的代表人物。一时间，这条旧法租界的僻静马路，为社会所瞩目，来往行人，竟比过去增加许多。自然，其中还有不少化装成小贩、修鞋匠和三轮车夫的国民党便衣特务。
乔冠华与龚澎夫妇常驻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因国民党不准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中共代表团将《群众》杂志从重庆移到上海于6月3日出版，李维汉主编，并出版英文版《新华周刊》，由乔冠华、龚澎负责。这16开本的宣传刊物，是一家“夫妻老婆店” ，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统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刚出版到第3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乔冠华夫妇在上海时工作勤勉，尽心尽力。这给曾在周公馆当过交通联络员的王思敏， 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周公馆生活散记》中回忆：
在这个公馆里没有主妇式的当家人的，每天的伙食即由我和杨胖子全权安排，反正不超过也不低于两菜一汤就是了。
开饭了。别看这幢在外观上颇为气派的花园洋房，号称公馆，可连吃饭的桌椅板凳也是少得可怜的。因此每当开饭时先来者总是捷足先坐，后来者只得伫立而餐，这个规矩对谁也一视同仁，毫不例外。
乔木(乔冠华)和龚澎两口子是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他俩的外文造诣颇深，工作也比其他人似乎要忙一些，打字机的嘀嗒声不时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每次开饭，往往要“三顾茅庐”，他们才姗姗下楼(当然是站着吃)，为此，陈姐在背后曾嘟噜过：“平常 到蛮好格，就是吃饭架子大来兮。”
纵观这个公馆的种种生活方式和诸类人物，与一般真正的公馆对比，是非常特异的。为了工作需要，这里男的也西装革履，女的衣着华丽，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
乔冠华在周公馆工作时，与各界人士保持接触，他经常接待文化人。如胡风就曾多次来周公馆，与他和陈家康、徐冰会面。乔冠华与胡风还讨论过文艺问题，围绕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发表各自的看法。
乔冠华还在新闻界组织了时事座谈会，每一两周一次，聚餐并漫谈时事问题，参加的人都自付聚餐费。经常到会的除乔冠华本人外，还有陈家康、姚臻(当时是苏联在上海办的《时代 日报》“军事述评” 的专栏作者，笔名“秦上校”，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金仲华(《联合晚报》记者)、姜椿芳(时代社和《时代日报》总编辑)、冯宾符(《联合晚报》编委)、宦乡(《文汇报》副主笔)等十余人，会上主要是分析时局变化，国民党军队如何迅速崩溃，人民解放军如何向前挺进，以认清形势，澄清模糊认识。乔冠华每会必到，都要发表宏论高见，侃侃而谈，往往语惊四座。
这样的聚会，胡风后来也参加了，他觉得收获匪浅，据他回忆：“大概有一次在我隔壁的冯宾符家聚会时约我参加了，以后就每次都参加。他们漫谈国内国际时事和军事形势，我开口不得，旁听而已。
但对我有很大好好处，能够把报上看到的情况理解得有条理些，更明确地 看清国民党的崩溃趋势和解放军的前进势头和方向，以及整个斗争局面。还有，乔冠华和陈家康都是善于谈笑的，聚会时空气很愉快。不记得乔冠华有过摆领导人面孔的情况。……梅志记得我也做过一次东，是在家里请他们。”
前面我们曾经写到的乔冠华夫妇在重庆结识的好友，李颢医生这时也在上海。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李颢意外地接到即将回上海接收卫生局的俞松筠同学的邀请，要他到上海某医院任职。回上海工作对李颢的吸引力太大了，因为上海是他生长和求学的故乡。但是考虑去上海是国民党在卫生行政界的小头目俞松筠所邀请的，事关重大，必须去找最信赖的好友乔冠华商量。
于是，李颢身揣俞松筠的邀请信，路上特地买了一大包磁器口特产盐水花生，当经过作家徐 迟的住处时，他忽然想到要给好友留下一点可口的花生，再去找乔冠华。
天下就是有那么凑巧的事，李颢这一拐还真拐对了--乔冠华正在徐迟家里。听李颢这一讲，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商量着是否去上海之事。最后商定接受俞松筠的邀请。
不久，乔冠华、龚澎也随中共表代团来到上海，住在周公馆。而李颢就住在相距不远的贝勒 路，他们经常相聚。
1946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天气特别闷热。李颢正在吃晚饭，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 还来不及寒喧，就听到对方的声音：
“你在家等我，我有急事找你。”
原来是乔冠华打来打来的电话。
李颢凭着多年的经验，预料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而且此事肯定非同一般。因为往常乔冠华打电话时，总免不了捎带说几句俏皮话，逗逗乐，而今天则完全不同，风趣幽默不见了。出了什么事呢?李颢的心悬在半空中，始终放心不下，他放下电话就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着乔冠华的来到。
此时，天越来越灰暗，突然一阵旋风，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瓢泼大雨。只见雨幕中急驶 过来一辆小轿车，嗄地一声停在李颢前门，他赶紧迎上前去。
“什么事?快说!”李颢连忙问道。
“上车再说。”乔冠华说得很干脆。
李颢钻进车内坐下，就听到一声既熟悉又亲切的呼唤：“李医生，你好!”
随即一只强有力的温和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
李颢惊喜地发现，坐在车后座的那个人，原来是尊敬的周恩来!
小轿车冒着滂沱大雨在贝勒路上疾驶，很快来到四川北路的市立第四医院。原来是新华社的一位主编刘光患了急性胃穿孔，经手术治疗再次复发，病情十分危急，现在正在四川北路的第四医院由美国外科大夫进行手术。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要乔冠华陪同去第四医院探视刘光。可是来迟了一步，刘光已被送进 手术室抢救了。周恩来想进手术室了解病情，医生不让进。
周恩来心急如焚，在手术室门旁的小房间内踱来踱去，就是不肯离开。乔冠华只好把李颢找来。
李颢与第四医院的外科主任打了招呼，便以第五医院外科主任的身份进入手术室，察看美国医生给刘光做胃切除手术，并及时将刘光的病情和手术情况向站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周恩来和乔冠华汇报。直到手术顺利完毕，周恩来与乔冠华才放心离去。
入秋以后，李颢转到上海公济医院任外科主任。一天夜里，行色匆匆的乔冠华突然来到李颢家里，他将一大包文件交给李颢保存，并告诉他以后将有一位身着白西服、系红领带、穿黑白相间皮鞋的人来取这包文件，并再三叮嘱要等暗号和特征全部符合时，才能把文件交给来人。
“放心吧，大哥!”李颢、吴慰情夫妇同声说道。
乔冠华望着李氏夫妇认真的表情，深为他们俩诚笃的感情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从内心感激他们对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他向李颢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后会有期”，然后离开了李家。
约莫过了一个月，一位中年人来到公济医院，在李颢的诊桌前等候就诊。这个人戴一副圆框 眼镜，身体英俊魁梧，但神态颇为凝重。
李颢见此心中明白，乔冠华早先所说的人来了。来人对李颢说：“李医生，请帮我看看医。”
“我正在忙着，没有空呀。”李颢答道。
“我等着你。”那位中年人脸上显出一丝不快。
然而，暗号与特征一切相符，李颢才放心地将乔冠华留下的文件交给了他。一直到建国后，李颢才知道来人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解放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兼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同志。
行文至此，还得提一下友人冯亦代。乔冠华到上海后，主编《新华周刊》时，委托已先返沪的冯亦代寻找承印外文的印刷厂，冯亦代帮忙落实了，乔氏夫妇都很高兴。
当时美国新闻处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虽然动议是由费正清提出来的，但是促成这部丛书得以翻译出版，乔冠华没有少花力气。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但有利于中美文化交流，生活窘迫的中国翻译家也因承接了这一项工作，而得到一笔可观的翻译稿酬，于生活也
不无小补。
国共谈判破裂，周公馆即将撤退前，周恩来在福路都城饭店的咖啡座接见冯亦代和郑安 娜，乔冠华、龚澎夫妇会见时作陪。
谈话时周恩来要冯亦代帮助照顾一些文化人的家属，并特地关照要照应一下乔冠华的老父乔守恒。乔守恒生活困顿，通过组织和朋友的接济，才过得去。乔冠华很爱自己的父亲，他后来曾叹息从清华毕业后五十多年未曾回家乡。他的父亲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去世了，只要再活上半年，他也许可以见上最后一面。
同时龚澎也交代了郑安娜一些话，作为老同学的临别赠言。乔冠华则要冯亦代与外国记者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小鲍威尔、美国新闻处的贝玛丽和工会的彼得·汤逊等人。根据乔、龚两人的意见，在他们撤退到香港后，冯亦代就和小鲍威尔等人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每两周碰头一次，主要谈的都是国共内战的真实情况，及劝说外国记者能设法到前线或解放区去亲自采访。
冯亦代记得，龚澎去港前又和他们谈了一次，要郑安娜帮助周扬、欧阳山尊等三人的访美，而且希望倘如有人离开美国新闻处时，尽量介绍进步文化人去补充。所以后来郑安娜介绍董乐山1924-1999，是一位资深翻译家、作家和学者，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富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他此时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去考取了美国新闻处她自己因离职而空出来的翻译职位。郑安娜是因为要去中国福利会给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根据周恩来的决策，为了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乔冠华、龚澎夫妇1946年秋前往香港。与乔氏夫妇同行的还有夏衍等人。行前 ，周恩来特地为他们饯行，飨以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正是菊黄蟹肥之时，“举杯持蟹最逍遥”，然而他们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据夏衍回忆：“
12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国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团撤退后的工作。
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 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
吃饭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说来颇具喜剧色彩。
周恩来、乔冠华他们的车子刚出公馆，司机便在反光镜里看见特务的汽车已尾随在后。周恩来不由两道浓眉紧锁，为了保证乔冠华等同志安全离沪，今天他只有自己出面解危了。他关照司机：“照正常行驶。”
司机照办，特务们的车子在后面追赶，没想到前面来个急刹车，几乎两车相碰，特务还在诧异中。周恩来已经从车里出来，他关上车门，对慌忙下车的特务说：“你们几位辛苦了。”
特务们面面相觑说：“嗨嗨……不，不……周先生!”
周恩来笑道：“原来你们还认识我?没有认错吧?”
特务们弯腰说：“是……是的，周先生!”
“即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盯我的车?是谁给你们的命令?”
特务们顿时语塞，忙说：“误会……误会了!”
“既然如此，请你们马上把车开走，否则我要报警了!”
“呃……好吧!”特务们只好陪着笑钻进汽车，调头开走了。
这件事为周恩来给乔冠华、夏衍等人的饯行，平添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后来，有人戏称这次聚会，“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
因为3年后，即1949年10月，夏衍、陈家康分别为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时临时任代司长(据考证，夏衍一直未正式就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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