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就姓乔嘛！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二的个头，不正是一樑挺拔的乔术吗？”

此时，在内地的延安，还有一支劲笔在以“乔木”的笔名撰写文章。这个“乔木”不是别人，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胡乔木同志。

胡乔木，好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位生于民国初年，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终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幼时即被他的小伙伴邻戏称为“书痴子”。凭着自己的博学强记，18岁时，他奇迹般地考入了极具声望的清华大学，并成为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不久，他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专职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北平的学生运动，后因反对王明及其追随者强行推行的“左”的一套而被迫回到清华大学。1932年5月，20岁的胡乔木（时名胡鼎新）暂时离开北平返回苏北盐城。很快，他又和家乡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由他主编的《海霞》半月刊在盐城出版（当时，因不便公开露面，他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担任名义主编），主要发表宣传反封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等为主题的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后因经费困难，出了3期（其中二、三期为合刊）便停刊，改出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的《文艺青年》周刊（实际不定期）。期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同学乔冠华所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等反对希特勒的宣言等，亦不时地发表在《文艺青年》上。由于地下党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即嵇荫根，胡乔木的入党介绍人）的被捕叛变，该刊仅出5期即被迫停刊；胡乔木亦于1933年9月挥泪告别故土，经上海赴浙江杭州大学，一面读书，一面按照党组织要求，组织并领导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继续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

1935年10月，被校长郭任远开除出校的胡乔木自杭州来到上海后，又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他与何干之、艾思奇、王翰（陈延庆）等人同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的领导人。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赞赏他们说：“上海社联起了地下党的作用。”1936年，胡乔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一二•九”运动后，胡乔木感到，让左翼文化总同盟去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学生联盟等组织，工作不太方便，于是和王翰、邓洁等商量，决定成立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胡乔木自任临委宣传部长。1937年7月，胡乔木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来到延安。从此，他将原名胡鼎新正式改称为“乔木”（至于现名“胡乔木”，则是后来的事）。

来到延安后，“乔木”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调任中央青委宣传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乔木”声名鹊起。“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乔木”以他那支如椽巨笔，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溢才华的纪念文章，毛泽东看后十分赏识。时隔不久，他被调去接替周小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直接为党中央、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起草、修改、完善各类重要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及重要纲领和宪法等，时间竟长达20多年，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党内一支笔”!

当时，这两个“乔木”虽然分处两地，不甚相干，但他们几乎是同时在以“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这一度使不少的读者感到困惑。人们在想，“乔木”一会儿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一会儿又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莫非他有分身之术不成？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时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胡文新（即方铭），一次在看到香港报纸上登有署名“乔木”的国际述评文章后，误以为哥哥胡鼎新（即胡乔木）已抵香港，于是随即给“乔木”写信。结果，竟弄得收信人乔冠华莫名其妙。因为此时的乔冠华，并不知道胡鼎新已赴延安，并且在以同样的笔名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文章。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这一南一，北两个“乔木”竟不是同一个人之后，才干脆以“南乔”（乔冠华）、 “北乔”（胡鼎新）相称，以示区别。

两个“乔木”，同为文坛奇才，皆是风云才子，可又各怀雄才大略，互有千秋之色。“北乔”胡鼎新，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其严谨的学风，堪称光辉的典范，即使恃才傲物的乔冠华亦十分敬重于他。乔冠华后来曾由衷地感叹过，“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与“北乔”那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南乔”乔冠华，则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他博学多才，思想开阔，睿智超群，其才思如行云流水，文章明快活泼令人拍案叫绝，就连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一代伟人亦十分欣赏。毛主席生前曾说过，乔冠华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那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曾出现过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的“风流姿色”可谓家喻户晓，到了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共产党内又并世出了两个“苏北乔木”，他们的旷世之才更是誉满全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坛、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个“苏北乔木”不仅同出清华园，而且还同为盐城人。当年，这两个“乔木”家的住地，相距只不过数公里。“北乔”比“南乔”年长一岁，“南乔”比“北乔”早一年步入清华校园。两个“乔木”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后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机关担任要职。所以，毛泽东主席曾亲切地将这两个“苏北乔木”称之为“盐城二乔”。

“盐城二乔”分处一南一北时，尚可以“南乔”、“北乔”相称，不易混淆，可一旦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两人之间的重名问题马上便暴露了出来。

1945年，“北乔”胡鼎新随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当时，两个“乔木”相遇，谈及重名问题，二乔谁也不愿放弃这典雅形象、寓意深刻的“乔木”之名。

“南乔”乔冠华巧舌如珠，据理力争。他不无风趣地对老同学说：

“我本来就姓乔嘛！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二的个头，不正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吗？”

“北乔”胡鼎新则不紧不慢，他和声细雨地向他的这位老同乡娓娓道来：

“我取《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中的‘乔木’为名，也是偏好乔木这高大、挺直之树。1938年7月，我与李桂英在延安结婚时，甚至将她的名字也改成了‘谷羽’。谷羽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鸟也。”

各说各的理由，谁也没有让步，好在“北乔”很快又回到了延安。

事情终于惊动了毛主席。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盐城二乔”这两个党内才子，并为他们断名。

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南乔”答：原名乔冠华。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接着，他又转向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姓胡，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

两个“乔木”重名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而，此事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宴请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当时作为立志务农的优秀回乡知青代表董加耕亦被邀入席。席间，当毛泽东得知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马上问他：“你是盐城人，盐城有‘二乔’，你可知道？”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二乔”，便是乔冠华和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