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24日，为躲避日军的扫荡，向楼王庄转移的华中鲁艺二队师生和四位新安旅的同志在庆丰的北秦庄遭遇了一场突出其来的包围战，很多青年人牺牲了，其中有一个叫张平的，他是放弃了读复旦大学和出国留学的机会参加抗战的，他说，如果国家亡了，大学毕业也没有用。只有把日寇赶走了，国家才能得救，我们才有出头之日。他牺牲时才22岁。                                             ——题记

张渔

    张平是我少年时在新安旅行团的战友，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他的英容笑貌。

    1938年10月初，在湖南省长沙市，年仅11岁、小学刚毕业的我，在抗日救国的激情鼓动下，跟随姐姐张泉参加“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新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青少年组成的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宣传队。

    “新旅”驻地设置在长沙市郊小吴门外的孤儿院，在这里我见到“新旅”负责人汪达之先生，他是新安小学创办者、第一任校长陶行知的学生，后由他继任校长。汪先生让干事会的张平安排我。张平是从上海投身抗日的大学生，他亲切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犹如一家人，除对汪先生必须尊称，其他人都可兄弟相称，你就叫我张平大哥吧！有什么事和困难都可以找我。”张平大哥热情英气的形象就此铭刻在我脑海中。

    张平整天为小团员们的事忙碌。他安排我和8岁的方南君睡一张床，方南君和我经常尿床，我俩的裤子和被子都湿了，也分不清是他或者是我尿的，晚年的我想到此事还会忍俊不禁。张平大哥却没有丝毫埋怨和斥责我俩，他为我们晒被子，又教我们洗衣服；不辞辛苦地半夜一个个唤我们起来小便，帮助我们改掉了尿床的习惯。他晚上照顾我们，白天还要处理繁杂的事务，常在敌机空袭的间隙中顶着烈日四处奔走。看到累得满面通红大汗淋漓的他，我就把自己心爱的大圆盆帽借给他遮阳，他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小弟弟，谢谢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有了新安旅行团集体主义精神。我一定会爱惜这顶帽子，更努力为大家服务的！”

    不久，蒋介石将在长沙实施“焦土抗战”抵抗日本侵略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安排我们乘坐两辆军用大卡车，从长沙撤退到衡阳，再改乘火车到桂林，一路上最忙碌的人又是张平。看他到处去找人接洽联系工作，都戴着这顶大圆盆帽，我为这顶帽子能发挥作用感到欣慰，而张平大哥全力倾情为集体服务的精神，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1939年初春，儿童部新来一位名叫张承诲的小团员，见我们大多数人的姓名改为单名便于呼叫，他也改名为张权，还在日记本封面上画上一个紧握的大拳头以示抗日的决心。

    1939年初冬，“新旅”应贵阳市教育界名人曾俊侯先生邀请，选派部分团员组成“贵阳工作组”赴贵阳，组长是我姐姐张泉，副组长是聂大朋，组员有徐畹华、王德威、张权和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入位于贵阳市郊著名的履三小学，遵循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精神开展实践。我和张权都已小学毕业，就到曾俊侯先生属下的达德中学读一年级。学校为避免敌机轰炸，迁移到离市区四十多公里的山林中，在此处新建了一些简易教室和宿舍，我和张权相处得很好。暑假中的一天，张平代表干事会专程到贵阳看望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张权是张平的弟弟，张平原名张承训。1940年底，干事会改选总干事，团员们一致选举张平任总干事。

    1941年1月，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桂林的局势立刻紧张起来，“新旅”处于危险境地。此时，“新旅”正在桂林国民大戏院公演舞剧《虎爷》，为新安小学在桂林市郊的致和村复校筹款的任务刚结束，各大报刊都有报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将军对汪达之先生的刻苦办学精神十分钦佩，不仅观看《虎爷》首场演出，还带头捐赠五万银元，并做诗亲笔题字赞扬，刊登在发行量很大的军报《扫荡报》上，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善于与国民党军、政各界交朋友的张平，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契机，带领我们能歌善舞的小团员，突击排练《新安进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等舞蹈，专程到李济深将军家中的大客厅表演慰问。新创作的歌曲《亲爱的李将军是抗日英雄》由范政作词、张天虹作曲，李将军和夫人、子女及警卫人员饶有兴趣地观看。李将军高兴地说：“你们放心，‘新旅’是爱国抗日的儿童团体，我会命令桂林和西南地区的军、警、特机关人员，决不允许动‘新旅’一根汗毛。否则，军法处理！”。“可是风云变幻莫测，你们也不便公开活动了，要想办法赶紧转移出去，到香港、南洋或什么地方都可以。”

    次日下午，张平就代表干事会召集全体团员宣布决定：新安旅行团对外自动解散，他与张杰、范政、张天虹、岳荣烈四人将很快去香港转南洋。儿童部的小团员都到桂林市郊致和村新安小学读书。会议结束时他带领大家高唱《新安旅行团团歌》和《新安进行曲》：“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从抗战中生长，一切都为了抗战！”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张平大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1年7月，干事会决定我与张权、何仁等小团员随关建老师经柳州、贵县、赤坎，绕道香港、上海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我得知张平带领先去的三批团员，已经在那里组织农村儿童参加抗日，支援新四军打日本鬼子了。

    我们乘法国公司轮船到香港，在九龙弥敦道的联络站集会时，看到张平留下的一封信，坦诚地告诉我们：中共党组织和上级领导同意23岁的张平和20岁的岳荣烈建立恋爱关系，张平保证决不会影响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再结婚。我们小团员都由衷地为张平大哥高兴。此时我才知道张平是共产党员，还是支部书记。“新旅”在桂林的几年和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安排下进行的；同时也是中共南方局指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主任领导“新旅”支部的；我们全体团员分期分批转移，一路上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精确周到的安排。

    我们在香港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到上海。在上海负责安排联络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徐盼秋大哥（上海解放后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告诉我们：因为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日本侵略者实施“三光政策”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在上海的地下交通员工作非常繁忙危险，要把“新旅”小团员一个个安全地送过长江，通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到达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徐盼秋带我们到福州路的旧衣店买苏北农民的服装换上作途中的掩护。张权说他爸妈住在法租界，想请假回家看看爸妈，关建大姐同意了，他留下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兴冲冲地回家了。我们准备好了去苏北的行装，就在将要启程的那天午后，张权来了，未料他竟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原来他的哥哥张平，在7月8日去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途中，遭遇日本鬼子伏击不幸牺牲。令人更痛心的是：仅在张平牺牲后的一年，岳荣烈大姐也因劳累过度，患伤寒病并发肺炎不幸去世。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在苏北阜宁县芦蒲地区，矗立起一座高大的“新四军三师牺牲将士纪念塔”，塔两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一行行英烈姓名，其中就有张平、岳荣烈的英名。他们的光辉事迹，永远记载在“新旅”风云行程五万里的史册上。

转自2016年11月21日《虹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