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新编

我们印象中的乔冠华秉性豁达，开朗透明。虽说他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恃长傲物、口无遮拦此类情形是常有的事，但是建国后，特别是经历了一系列党内运动，乔冠华深知像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干部，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即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国家为民族大增其光，圆满地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他仍然谨慎自警。其间，曾将鲁迅《赠邬其山》的诗抄送给同事邢洚，诗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毕竟刚刚经历了文革冲击的狂风暴雨，慎之又慎，意味多多。不仅自己如此低调，并且教育子女亦要如此。（《乔冠华与龚澎》第360页）

尽管如此，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乔冠华往往是处在被斗争的可悲位置上。1957年反右斗争中，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因为附和有些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肯定，差一点被划为“右派”。由于周总理力保，乔冠华勉强过关，这位奇才的外交生涯、政治生命才得以延续。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乔冠华又成为外交部重点斗争对象，最后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1967年，文革中，外事口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姬、乔”口号，时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被打得吐血（韩素音《再生凤凰》），后被赶到北京闹市卖小报。1973年，毛主席批评外交部工作，江青想借机整倒周总理，乔冠华又被作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主要代理人接受批斗。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冠华被批判追随邓小平，在对外工作犯了右倾翻案的错误。1976年年初，乔冠华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一起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斥为周总理的孝子贤孙。最可悲的是，乔冠华在“四人帮”倒台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而“四人帮”倒台后依然遭受批判，甚至被划为“四人帮”体系里的人，并因为种种莫须有罪名而被审查、撤职、下放，这对憧憬胜利的乔冠华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所以，我们在乔冠华这一时期的诗歌常常会读到他的苦闷与惆怅，当然也有屡遭挫折而不屈不挠的斗志。

1.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此时，正值联大会议召开，乔冠华当时深陷“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漩涡，已经不被信任，但是因为他有着丰富国际斗争经验，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尚无人取代。主席追悼会结束后，乔冠华赶赴联大会议。

出发前，乔冠华写下七绝《离京有感》。诗云：“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诗草三十五首》今夕误作今昔。）前两句回忆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年来，均由自己率团气宇轩昂，始终掌握着对美苏斗争的主动权，为国家赢得声誉与威望，而这一切乔冠华认为靠的是“吾师作主张”，掌握方向。这并非乔冠华谦虚之辞，而是内心的真诚流露。吾师，指毛主席、周总理。今夕一句，首都机场的灯光当然不会黯淡，这是乔冠华诗意情语，既承上句暗指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又能引下句深深忧虑。末句中魔怪毫无疑问是指的“四人帮”。乔冠华用一种隐晦疑问的语气道出，实际指斥方向是很明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从联合国大会归来，不久便被打入“四人帮”派系，接受无尽的审查。就有人拿这首诗说事。

在经巴黎前往纽约的飞机上，他写下了《悼主席》一诗，诗云：“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才情人生乔冠华》小园误作小国。）其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心境殊、独立、寒意重、无言、泪如珠，这一系列凄凉、沉重的意象与境界，可以想见乔冠华对毛主席去世的悲痛欲绝，而对政治斗争前景的深忧更让这种悲痛难以自抑。后来，乔冠华被人强加“把‘按既定方针办’塞入联大报告”的罪名，无妄之灾却让他陷入灭顶深渊。

这两首本来是悼念毛主席的诗，反对“四人帮”的诗歌，在乔冠华被审查期间，有人为了罗织罪名，把两诗标题抹去，硬说成为“四人帮”吊丧，指斥新的党中央。可见，“四人帮”虽被打倒，而其习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种种伎俩仍然颇有市场。

2.

1976年11月起，乔冠华、章含之夫妻俩都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乔冠华软禁在家，章含之则关在外交部，两人不能见面长达两年多。（罗银胜《乔冠华传》第321页）其间，没有人倾听他们的陈述与申诉，乔冠华是何等的郁闷与忧伤啊。1977年3月，乔冠华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出院后仍然继续接受审查。

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写了一首七绝《有感》，托人捎给章含之。诗云：“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所谓又一天，指又重见天日之意。可是柳暗花明的日子总是来得太迟，倒是灾祸接踵而至，乔冠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此时，竟有人提出要将乔冠华关进监狱，据说被邓小平同志制止，这才使得乔冠华免受牢狱之灾。后来，邓小平、王震等对有关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才保证了乔冠华得到较好的后续治疗。（《风雨情》第187页）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章含之夫妇，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才情人生乔冠华》第544页、《乔冠华与龚澎》第410页）委屈二字，说明中央在审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乔冠华与“四人帮”特别是与江青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也表明中央对审查本身的一种纠正，并希望乔冠华理解。在党内斗争中，这种情形自然可以用委屈来概括，但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何尝不是一场沉冤呢？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去理解乔冠华所受到的冤屈，还要变换说法去坚持乔冠华搭乘“四人帮”贼船的种种莫须有的猜测与有罪推定，把一盆盆政治污水继续泼向乔冠华呢？若干年后，有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轻描淡写地说：“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3页。）这种说法，不是太过幼稚，便是怀有偏见。

3.

前面记述过乔冠华的五绝《鸡虫斗》。诗云：“笑看鸡虫斗，惶惶无已时。无如小窗里，卧读辋川诗。”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作于出席联大期间，背景乃是国际美苏争霸。但乔冠华为此诗所加副题，似乎意味深长。而《风雨情》一文认为乔冠华在辉煌顶峰时期，写下的这首诗中颇多无奈，或者是悟出人世纷搅，“只是身陷其中，不能自主罢了”。《乔冠华与龚澎》说在外交部父亲熟人中流传中这首小诗，作于四人帮横行年代（第396页），言下之义，亦认为此诗是针对国内政治斗争而言的。若依此两书之说，此诗在当时被视作“反诗”，则是毫无疑义的了。乔冠华此诗流露的冷眼红尘、逍遥世外的情绪，或许确实暗喻文革中复杂的政治斗争，至少很容易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文革”中外交部派系林立，外交部长无论是姬还是乔，都无法掌控外交部全局。所以外交部人员所出的回忆录，对相同的事实往往记述完全不同，特别是涉及到其自身“文革”中的表现时，有时差异得令人难以置信。乔冠华恃才傲物的个性、孤独不群的人际、老牌右倾的案底，却偏偏又得到重用，这便注定其最易陷身“千夫所指”的舆论泥潭。人们揪住周总理、陈毅等领导人对乔冠华的批评不放，却不肯回忆周总理、陈毅均对其信任有加而且私交甚深；人们揪住他在批斗周总理会上的随众发言，却不肯说他扑棺痛呼要当周总理的儿子为其送行；人们揪住他按照统一部署制止部内人员去哀悼周总理，却不肯说他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祭拜，并在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镜头前一抒情怀；人们揪住他向江青示好，却不肯承认他是被逼无奈利用江青“以毒攻毒”，对他极度反感江青的事实也视而不见（《再生凤凰》第231页）；人们揪住他被“四人帮”列入内阁名单，却不肯承认实际“四人帮”也只是在利用他在国内国际的巨大影响力；人们揪住他出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游行队伍里（《再生凤凰》第252页），却对当时很多部委主要领导都在游行队伍中，各省市自治区都向中央作出坚决支持的明确表态（后来正是邓小平保护了乔冠华，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并得到较好的治疗，因为邓小平知道那些多半是一种职务行为）。如此等等。总之，乔冠华应对政治局面的幼稚与忙乱，正好给了许多人这样的机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自己洗白，为自己描画忠贞形象。

再如，乔冠华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殴打到吐血，可是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只写他在卖报时精神颓废，而用“那时他还没有被打”一句带过，言下之意是说乔冠华在“文革”中经不起冲击。乔冠华的老朋友韩素音：“乔说，我们要为下一代作出牺牲。他看上去削瘦憔悴，下巴突出，双手颤动。他受到过痛打（应该译作毒打）并吐血。每个人都对他的坚忍、勇敢表示敬佩。”（《再生凤凰》第87页）..

好在最后中央说乔冠华的受审查是“受点委屈”，并最终重新起用乔冠华，虽说风光不再，但清白已还。同时，是否也有力打脸那些落井下石者，大家自可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