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已近五年，生活平淡而无奇。

一周前收到建湖县水利农机局周副局长对龙年提前的贺信，却似一阵风，吹破已平静了长久的水面，勾起我对县委办公室唐主任等老朋友的思念，以及那次“返乡”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年我刚退休，便组织原“知青组”四人回到阔别近三十三年的“第二故乡”，想不到会受到县政府那么隆重的礼遇，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的情景就好像是在接待从国外来访的贵宾，在县城最好的宾馆住了一晚后，又用专车把我们送到最终目的地——我当年“插队”的“公社”——蒋营。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十五年前江苏省委下发的一个《全省学习“春兰”“小天鹅”》的红头文件。

当时由建湖县县委王副书记领队，带了全县各局级以上的干部，满载一辆大客车，跑到我厂参观学习。我一听是我当年下乡“插队”所在地的“老乡”来了，主管宣传的我早早地就候在公司大门口迎接，义不容辞地担当了那次接待的任务。一回生，二回熟，从此我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多次的邀请，加之本身对那里几十年的魂牵梦绕，使我退休后立即作出“返乡”的决定。

蒋营属建湖县的西南边陲小镇，小得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它其实就是当年“沙庄人民公社”所在地的一条百米小街。名称的由来，传说是从前一位带兵的蒋姓军官在那里驻扎过部队。不过此说有点牵强附会，故不可信。不过现在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镇了。据说已有三千户籍。原先的“阡陌交通”大多变成了宽阔的白色路面，街道整齐划一，经纬分明。记忆中的草房已极少见，眼前都是外墙贴着统一白色瓷砖的二层连体小楼。

镇政府由原来“公社”的位置朝东挪了很大的距离，大门的前面留出一大片空地，显得很有气派。办公大楼都是新盖的。原来低矮的旧平房还保留了一小部分，那几根斑驳的廊柱历经四十年的风雨，仍旧顽强地竖立在老地方，它是我们整个“插队”过程的见证人，让我仍能回忆起刚下乡那阵一次次从生产小队跑到“公社”要粮要草的情景。我记忆中的“公社”干部全都不在了，年长的有的已经离世，有的连现任的镇干部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沧海桑田，岁月悠悠，人生如白驹过隙，四十年光阴转瞬即逝。

负责接待我们的镇党委秘书四十岁出头，姓胡，他是本乡黄李人。他还叫得出当年“插队”在他大队里的他称之为小缪小叶的“知青”。其实“小”是他跟着大人喊出来的，当时他的年龄不会超过十岁。

原来的老街还在。那一间在我总共“插队”七年生活中渡过最后四年的“五七”工厂居然外观依旧，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全由当年下放人员组建的小工厂——严格地说只能叫做“工场”——由于大门和窗户紧闭，已不知里面的“状况”。是否还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我用过的誊写钢板和那些自制的油印机还在吗？

这座沿街紧挨别家的普通平房，在街的北头，屋后面是通往县城的薔薇河。总面积不会超过20平米。当年却同时有五个部门挤在一起生产。我负责誊写油印，还有四个部门依次为针织手套、缝纫、鞋匠和白铁。因白铁敲打声音太吵，且摊子大，杂物多，故白天其只能挪到室外，但到了收工时是一定要将这些工具、原料、成品和半成品一并放进屋内的。鞋匠的摊子也摆在屋外，它的“家伙”要少一点。

这间房屋的产权单位为供销社。供销社是当年“公社”圈内规模最大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经苏州下放干部——厂长老王协调，无偿提供给我们使用。

我们对这间房屋空间利用之充分可谓已达极限。幸亏室内有近三米的高度，才得以解决了我们的睡觉问题。

我们在离地不到二米处，在屋的横处两壁搁二根树棍，将“知青组”里的铺板用船运来放于其上，人坐在铺板上，头正好碰不到屋顶。上下铺不用梯子，脚踩在靠墙的桌子上，双腿一蹬，二手用力一撑，就上了铺。只是半夜“方便”时稍嫌不便，要跑到街对面的茅房。冬天则更麻烦一点，即使披上一件衣服后的“速战速决”，也得忍受至少3分钟的风寒。虽说是乡镇的小街，但生活中也得讲一点君子风度，不敢随“便”乱来。如碰巧下雨就算我们的“造化”了，只须大门“牙”一条缝，就可就地“解决”，不留丝毫痕迹。有时我还真怀念“知青组”的“便利”，每天早上三间屋的门前总见一大滩的湿印，却从不见有人说闲话。只是生产队那位姓颜的保管员有一天早上端着饭碗跑来边吃边笑着说：你们这样浪费肥料，让队里种的水稻每天至少要损失一斤的产量！

我还记得搁铺的二根树棍是“就地取材”，从蔷薇河边大圩上锯来的。后来因为添了新人要扩大住宿面积，以及堆放纸张的需要，又去圩上锯了二颗小树。

我的工资从最初的23圆涨到后来的26圆，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可算是很了不起的收入。记得工厂隔壁信用社的主任月薪是24圆，公社秘书的月薪也不过与我一样。再加上一些加班费，一个月最多时能拿到30圆出头。比对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忙到头，能将口粮款挣回来就已很不错，谈何年终分红提现！所以我是许多插队务农“知青”中的“大款”。当然这全得益于当年与我下放于同一个大队的苏州干部陈姓夫妇的推荐。也正是这样的一次机会，使我在农村少尝了几年的苦头。并因掌握了钢板誊写这门技艺，而至回城后业余受聘于一家誊印社，包揽其常年的刻写业务，经济上因此得到很大的改善。更由于这门“绝技”在无锡的希缺性，差一点被我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无锡轻工业局“挖”走。它使我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就提前跨入“小康”行列。

由于我的“富有”，招待这些“插友”似乎就变得天经地义的了。

小街上每逢阴历初一、十一和二十一的赶集日，是“插友”们平时单调枯燥生活中用以作为调剂的“节假日”，大多都会从四面八方的“知青点”赶来凑热闹。集散后他们的午餐常由我埋单。工厂旁边的轮船码头是“知青”进出蒋营水路的唯一通道，他们拎着大包小包来来往往，总要到我处歇歇脚。到了午餐时间，去食堂吃顿饭，也是情理之事。王厂长曾戏谑我：你像信陵君，食客三千呀！我说，不，我是宋弘公，“贫贱之交不可忘”啊！

其实这小小不足20平米的小工厂可谓是蒋营所有下放人员的联络站。凡上街的“知青”和下放人员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喝口水，聊几句，交流一点无锡或苏州方面传来的信息。我们虽身在“曹营”，而心却时时系“汉”，每天巴望着有人突然带来一道命令，把我们全都调回城！

这里也是蒋营街上唯一没有语言障碍的地方。这对于有的整天必须绕着舌头不习惯当地语言者来说，不失为是一次口腔肌肉放松的良机。

不过我后来想，20平米大小的地方能养活八、九个人，而且活得有滋有味，真是奇迹。我一个人的年收入至少能抵5个农民！这反证了中国农民生活的极度窘迫。

第二天一早，我们迫不及待地去当年所在的生产队，探寻曾将之称作我们“人生旅程的启航点”——“知青组”的旧居。它曾是我们每天劳作后得以休憩的港湾，陪伴我及我的“插友”们在这里渡过最多长达十个春夏秋冬的时光。

记得按当时的基本政策安排，是六人编为一组分到同一个生产队。每二人一间用于住宿，加上一间公用的灶间兼用餐一共四间的连体“知青”房，由“公社”统一为我们建造。费用的来源是无锡市政府为每位下乡学生拨付的财政专款230圆。其中扣除下乡后半年内每月7圆的生活费计42圆；再扣除用以睡觉的铺板费、搁铺的凳子费以及锅、台、桌、桶和必需的劳动工具费等等。就连三个房间用于晚间照明的三盏煤油灯也在此费用中列支，剩余用于建房的费用大至每人有150圆左右。六人的总费用约900圆，就在村中央一条沟渠前搭起了我们将在此“耕耘终生”的居所。

“知青”房的建筑用料在当地的村庄里一般都归属于“豪宅”水平：三面是空心砖，后面是土坯，毛竹为梁，芦草盖顶。而一般农民的房子几乎清一色地均由四面土坯垒成。条件好一点的，屋顶用芦草，条件差一点的只好用麦草。房子大多比较低矮。所谓的“窗户”仅为在土墙上抠一个小洞。

到了1979年，当住在这里我的最后一名“插友”返城后，这四间房子据说被生产队会计的儿子占用了。后来又拆掉了。那记忆中的标记物——原先屋后的那条沟渠已不见了踪影。印象最深的，是屋西山墙后边的那棵孤零零的桑树，它长在那口没有任何遮挡、几乎整体埋于地下、供我们六人合用的粪缸旁。它那不算太繁茂的枝叶在夏天能为我们“方便”时遮挡一点火辣辣的太阳光，而最大的功绩的是那低矮的树枝上长着的宽大叶子，一片一片的——我们蹲着时只须略直一下腿就可伸手采摘到——曾无数次地解决了因“情急”而代替过的手纸功能。我们那时穷得实在是连卫生纸也舍不得买。总之，岁月似乎在这儿没有留痕，整个原貌已荡然无存。我们也只能在村里乡亲的陪同下指认房屋的大概位置，伫立在那儿长久地回想当年周围的情景，寻找生命在这一处逝去的点点滴滴，回忆生活中曾遇到的艰辛和劳累、理想破灭后的彷徨、苦闷中寻求乐趣的无奈。

而现在我看到的村民的住房都变成了统一色调的空心红砖瓦房。虽外观仍显得简陋粗糙，但毕竟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四面已全部用砖砌成，屋顶都盖上了瓦片。其建造用料早已超越当年的“知青”屋了。

农民的劳作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插秧——这种在当年所有农活中最令我恐惧——简直连腰都要折断的弯腰运动，已改为直立播种。据说产量还比原来的高。这倒是一个奇迹。原先那种得不偿失的双季稻都改成了单季种植。稻麦轮作，一年二熟。比较客观现实地恢复了几千年来祖先留下的耕作制度。

而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水土环境的改变。

原先村东头那条我们每天都要去打水的、在我刚下乡给父母写信将之形容为“小桥流水”、“绿树映影”的“弯弯小河”，已经断了源头而近乎干涸。其河床裸露、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使人顿生怅然若失之感。

现在农户家家都通上了自来水，这似乎又体现了某些领导的政绩，说是方便了农民的用水，不再像以前为了打水要提着个小木桶，逢雨天还要踩着泥泞的田埂，冒着滑倒的危险。其实现今小河里的水污染得连猪都不能喝了！每一季的稻麦不喷洒十七、八次的农药，是长不成的。残存的农药随雨水又流到小河里，加重了水的污染。

我那次回乡日期定在十一份初，其目的原想尝尝已三十多年未尝了的刚下场的新米。记忆中那无与伦比的清香爽口，在当年曾让我即使在经历了一整天繁重的体力活后，仍可忘却所有的疲惫，狼吞虎咽地连菜都不需要、将刚煮熟的满屋飘香的新米饭，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全部吞下肚！那种贪婪而狼狈的口福的享受，意犹未尽地望着连锅粑都被同伴抢光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但遗憾的是，乡亲们告诉我：现在已没人敢吃新米了，因为农药残存太重，不放上个半年几个月的，残药走不掉呀！至此我方明白，连种粮的农民都在吃放了半年以上的“陈化米”！这个消息多少令我感到些许失望：三十多年前那记忆中的清香，已永远离我而去，变成了永久的回味。

我们走在已变得陌生的村庄小路上，穿梭于熟悉的乡亲之间。农忙还未结束，村庄显得静谧安祥。田里干活的都是如我般年纪的人，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看门的狗老远就朝我们吠叫，几只母鸡在悠闲地觅食。

看到这些鸡，不免触景生情。又让我联想到它们在农民生活中曾起到过的重要作用。

刚“插队”那阵，看见家家户户都养鸡，却从不见有人吃蛋。起先甚为纳闷：“难道都不爱吃？”不久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实在是农民舍不得吃！

原来，母鸡是每家每户的“小银行”，鸡蛋就是银行生出的“利息”。农民平时的粮、草、蔬菜虽不用花钱，但油盐酱醋怎么办？穿衣买鞋怎么办？吃药看病怎么办？婚丧嫁娶怎么办？还有很多个怎么办！那每人一分的自留地连补贴自家的吃用都不够。到年终“决分”时，哪户能将当年的口粮款挣回来就算是不错的了，谈何现金分红！而农民赖以换钱的东西实在太少。这时，鸡蛋就充当了农民平时花用的“急救车”。这就是母鸡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小银行”的缘故。

供销社的食品站收购农民的鸡蛋是很人性化的，无论多少从不拒收。当年鸡蛋的收购价和卖出价一样都是每斤六角九分。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农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鸡蛋卖给食品站得到七分钱后，转身就在旁边的杂货店里买了三样东西：二分钱的一盒火柴、二分钱的酱和三分钱的盐。

所以后来当传出“插兄”们偷盗农民家里的鸡的消息后，我知道这对于失窃农户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决不会亚于华尔街金融危机中银行的倒闭！

由于农村经济形式的改变，由六十年前的单干到后来的的互助组、合作社再到我们那时的“人民公社”，到我们走后又恢复到六十年前的单干。如一个人的花甲子般的轮回。生产队没有了，原先象征生产队最高权力机构的三大“要员”——队长、会计、保管员没有了，代表一切集体经济形式的元素全都没有了。原来生产小队这种组织已变换成现在的名称叫做“组”的构架。因为单干不再需要牛，当年水乡特有的那种极具美感的牛耕“图”，终于从我们这次回乡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在颇感惋惜的同时，我曾想，事物有它固有的发展规律，几千年传承下来规则一定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决不会单凭某几个人躺在床上以睡梦中的幻想，用强权就能改变得了的。经历了几十年的轮回，我们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这浅显的道理其实也印证了我们这群“知青”的遭遇：四十年前轰轰烈烈地到来，仅仅过了不到十年，就全都悄无声息地陆陆续续散去。其蕴涵的哲理就如同当年号召我们“上山下乡”、“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在他自己写的一阕词中描绘的那样：“蚍蜉撼树谈何易！”

村里原先那些同情我们并帮助过我们，我们称之为大爷大妈的，大多已经谢世。小一辈的我们根本不认识。差不多与我们同年纪的，却变成了现在的大爷大妈。相互间的离别问候中，总夹杂着唏嘘和叹息。

我是发自内心深切地怀念这些离去的老人们。四十多年前我们刚下乡，什么都没有，什么也都不会。都是这些大爷大妈每天每户轮流给我们送菜；是他们给我们种籽，帮我们种自留地；教会我们怎么让稻谷变为能吃的米；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各种农作的技艺；分配任务总将我们安排和妇女一起，挑最轻的农活让我们干；说“城里来的小蛮子，可怜呀！细皮嫩肉的，没做惯呀！”他们用宽厚包容的胸怀和缺吃少穿的生活现状，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其实是中国社会最善良最贫穷的一个群体。

当农民工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里逐渐增多的时候，我就想，他们都是我的当年大爷大妈的孩子呀。他们一定遇到了问题，否则怎会背井离乡、弃老遗少、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我应该像当年在农村时大爷大妈对我的关怀那样，来关心他们的孩子，善待他们！

每看到农民工回家过年的艰难，就联想到这难道不就是当年我们从乡下回城过年的翻版？只不过是轮船变成了火车、回城变成了返乡。

记得1969年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前，那年特别地寒冷，苏北的农村天寒地冻。蔷薇河因河水结冰而临时断了航线。热情的乡亲主动“请缨”帮助我们，挑着我们三人的年货，脚踩皑皑的白雪，跋涉十八里赶到一个叫楼下的码头。结果同样因河水的封冻而滞留了一夜。

那个地方小得连旅店都没有。到了半夜，幸亏有一个老乡愿意以得到一圆钱的报酬，让我们到他家待上一夜作为交换条件，终使我们三人得以和衣挤在他家那张平时最多只能睡二个人的床上。床被压得吱吱地响，仅有的一条旧棉胎，三个人你拉我拽，怎么都遮不全我们抖索的身躯。后来我们早上离别他家的时候方知，这位老乡为了这一圆钱，他付出了代替我们在外边捱冻一夜的代价！

我们那次带回家的所谓的年货也不过是几斤糯米、鸡蛋、茨菇和二只母鸡。

我特别想说的是那茨菇，他是我勇敢的战利品。因为那天生产队的农活就是所有的男劳力下田“起”茨菇。由于水面上结了薄冰，队长看我们龟缩在田埂上不敢下田，就施了一招“激将法”，说，谁下水，摸到就归谁，免费。有一位稍勇敢些的“插兄”刚下水不到半分钟就冻得受不了，一个茨菇都没摸就急忙地跳回田埂。唯我因受那“免费”的强烈诱惑，加上刚二十出头有一股争强好斗的劲：你（社员）能干的我也能！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鞋袜，强忍钻心的寒冷。那刻骨铭心的冻痛使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二十分钟后，拖着木然的双腿，拎着一小木桶的“战利品”上了岸。那双被冻僵了的脚，在被窝里捂了一夜方恢复知觉。不过那约二十斤的茨菇，却让已吃了好几天腌咸菜的我们改善了好几顿的伙食。吃剩了的部分，在回家的路上被我们三个人分掉了。

回家后我了解到茨菇在无锡的市场价为每斤一角六分，比同样的水生植物荸荠贵一倍。带回家的那几斤茨菇，为那年我家过年餐桌上的总费用减少了不到一块钱。

从此，我也懂得了在冬令时节，极受平常人家欢迎的佐餐佳肴——那带着一个弯把的圆圆个体，虽略带一点苦味，但咀嚼起来却无比酥软清香的茨菇是如何“到达”我们的餐桌上的。

这里的一切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处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没变的是这里的人。乡干部和这里的许多乡亲仍然和四十年前一样，对我们的突然造访都怀有同样浓重的好奇和热情。不同的是，那时我们是一群刚离开校门，受文化大革命“革命洗礼”后的意气风发的青年，而如今再次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了。

我们沿着穿乡而过的蔷薇河大圩又回到镇上。这条大圩我们当年不知走过多少次的来回，熟悉而亲切。

蔷薇河将蒋营乡一分为二。一座新的大桥将东西二岸连接起来。原来砖石结构的老桥还在，但已破烂不堪，桥中央的几个很大的凹洞已阻滞了除自行车外所有车辆的通行。虽尚能行人，但行走其上，甚觉惶惶而唯恐桥坠。其通行的功能几近丧失。

因为河西地势相对于河东低洼，且向西逐级倾斜，故离蔷薇河十里路外便是当年称作“小沙庄”的沿荡地区了。原先“沙庄公社”的得名本缘于此。

这里也是蒋营的边界，再往西就是别的乡了。因地势低洼，有九条河流从不同的方向朝这里汇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故称九龙口。在地图上看，这里属射阳湖的腹地，湖水不很深，满湖长着芦苇。间有群群的水鸭在芦丛中游弋。湖中广植柴蒲菱藕。由于水质相对于其它地方要好，盛产鱼虾蟹鳖，故有“金滩、银荡”之美誉。这里现已辟为旅游区。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里的水鸭论只卖，无论大小，一律100圆，比市场上的要贵一倍。

我们纵观九龙口现状，作为旅游区，似乎未成规模。离岸百十米处有一个周长约500米的小岛，岛上建了一幢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小卖部和茶室，楼上二层是客房。我每次登楼总见客房“空空如也”。小岛的西南边建有一个亭子。离小岛不远处有一座浮建在湖中水泥桩上的宾馆式的建筑，突兀于小岛西北边一小片芦丛之中，规模比小岛上的大多了，据说是一个外地的投资商所建。远远望去，没有一个人影，显得无比地寂寞和荒凉。

九龙口是蒋营人对外来客必定安排去的项目。好客的胡秘书当然也不例外。每次都会安排我们去那儿喝茶、乘快艇。

快艇载着我们钻芦苇，在湖面上乘风破浪、穿梭飞行。快艇拐弯因倾斜、人似栽入水中时的惊叫，瞬间冲向天空转而又跌入水中浅起的片片浪花，好象又唤起我们的童真，既刺激又浪漫。

记得当年我们也偶尔随生产队“社员”撑着小船来到“荡里”。当然不是来欣赏风景，而是来挖芦苇的根。芦苇根系发达，在水里盘根错节，交叉蛮缠、密密实实。我们用大锹将它从湖底挖出，横一锹，竖一锹，方方正正的，一块一块地摞在小船的两头，回生产队将其晒干后分给社员当柴禾烧。因为那时光靠田里种的稻草麦草作为燃料是不够的。整个苏北是个冲积形成的大平原，平坦、广阔，没有赖以砍伐的荒草山林。烧火煮饭就全靠春秋二季收获的稻秆和麦秸。当年我们在“知青组”里经常因没米而饿肚子，但是有了米而没柴烧的时候也同样让我们饿过肚子！现在的农户大多用上了煤气，柴禾都被纸厂收去造纸或派了别的用处。

到了中午，胡秘书就从镇上赶来，请我们在停靠于湖边的船坞中的某一艘上共进午餐。其实“靠”只是一个说辞，船是永久固定在那儿没有任何的航行功能，仅是配合旅游的一件摆饰。所谓“湖鲜”的味道根本比不上平时在城里任何一家超市买来的水产味道好，更比不上当年在“知青组”自己烧的、即便是缺油少盐的鲫鱼汤或者黑鱼煮青菜！但主人的热情和诚心是勿庸置疑的。饭后的帐单金额高得令人咋舌。也许是船老板认为反正是乡政府请客，不狠狠地宰你一刀又去宰谁！

午后在岛上茶室喝茶聊天是几天旅程中最悠闲自在的时候。

为了尽情享受深秋下午不太长久的阳光，我们一般将茶桌、坐椅移到室外。迎着徐徐掠着湖面吹来的秋风，放眼广袤得几无边际的水天连接处。不时芦丛中会飞出几只受惊的水鸭，但它们飞不高，一般刚过芦苇尖梢就会重新掉入水中。当看到太阳渐渐西斜，透过薄云，将鲜红的光影倒映于湖水之中，这时我真的体会到九龙口的美了。

其实九龙口与几十年前相比，湖面并无多大的变化。湖还是那个湖，湖面上的芦苇照样茂密而连绵，奇怪的是怎么我以前就没有觉得它的美呢？

我们品着茶，看着湖边的美景，聊着在这儿曾发生过的许多生命记忆中的一桩桩细节。一首五言“绝句”在心里慢慢酿成：

“九龙”秋色美，苏北米鱼乡。

    回顾知青路，唏嘘梦一场。

夕阳终于西沉，也到了我们该返回旅店的时候了。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这儿农民的二手房房价特别便宜。由于举家外出打工的原因，有的不再返乡，空屋很多。几十平米的三间砖房加上灶房、院子、自留地也不过卖七、八千圆。何不买它一处养养老呢？我以前不是一直很向往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吗？这儿虽然没有悠然的南山，但采菊的东篱却是随处可见的。更有桑梓、湖泊、芦苇、水鸭，还有淳朴好客的乡亲。这儿其实也是相对于蒋营其它地区来说，原生态保持得最完好的地方，在整个建湖地区也是难得一觅的“桃花源”！

第二天准备回家，一早就去找当年的码头西施高大姐。我们也是老熟人了。她可是当年蒋营街上的美女。记得那时的航班一天就这么一趟，早上8点半从县城出发，二十几里地，三个小时左右到达蒋营。载客后仍返回县城。因为小码头，没有候船室，一些等船的“知青”常在“五七”工厂歇脚。只要船一到，就会听到她朝这边大声地喊叫：“小知青，船到啦！”

三、四十年过去了，她也变成了老太婆，她见到我们很开心。她告诉我们，轮船早已停航，现在出行全靠汽车。她也改行当了汽车站售票员。她虽已七十多岁，但还干着，因她的家就是售票处。小地方就是与众不同，它的包容性和随意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建湖的蒋营，这个在我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有太多的记忆值得我回味。在那里有过美丽的憧憬，也有过希望的破灭；有过极度的苦涩，也有过短暂的欢乐。从22岁到29岁，蒋营陪伴我渡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青春年华。从我最初的到来到最终的离去，我见证了一个错误的纠正。

但这决不是事情的终结。我在四十年前了解了农村的状况，知道了农民的辛苦和贫困。四十年过去了，情况有了改变，但我仍然不敢说他们已经富裕。现在乡间的路都很好走了，但原先恬静的田园风光在慢慢消失；现在家家用水都方便了，但原先“鱼米之乡”的美誉却渐渐淡去。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社会总在前进着变化着，蒋营也在“与时俱进”。有关变化的内容我还能说许多，但唯一感到始终没有变化的，就是那曾经陪伴我渡过七载苦乐交融时光的淳朴而勤劳的乡亲们。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记忆在逐渐变得模糊。我感到有责任要留住这些。我花了三天的时间，用电脑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它们写了出来。希望我们的后代能记住他们父辈在几十年前曾走过的这一段路，知道这一段历史对他们父辈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也让他们思考他们这一代人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

龙年快到了。年画中的龙虽然张牙舞爪，面目甚至有点狰狞，但它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化身。龙掌管天上的水，水是大地万物滋润的源泉。我衷心期盼龙年风调雨顺，给全国老百姓带来好运，更给庄稼人带来好收成，让中国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俄罗斯诗人普西金说过一句名言：过去了的痛苦，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我并不认同此说的正确性。我常常安慰自己：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青春应当无悔。作为当事人，已不愿再去探究生命在此处逝去的岁月究竟算是“痛苦”还是“美好的回忆”。“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不管如何，承载我人生太多记忆的蒋营，我在龙年，甚至以后的岁月中，都会以最大的真诚祝福那里的乡亲们，也会以最大的热诚关注那里发生的一切。

   201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