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建湖召开了规模很大的一年建成大寨县的誓师大会，在这个会上下发了一些由县学大寨工作队调查整理的参阅材料，原先这些参阅材料都标有“绝密”密级，在会上下发时则标明“会后收回”，几十年后再看到这样的字样，仍然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这些材料中通报的都是与农业学大寨背道而驰的一些反面典型，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农村干群自发生产，追求富足生活的歪曲。如果我们来个否定之否定，那么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在文革那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决心与机智，也由此可以体会到改革开放是怎样的顺应了民心民意。其中《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副业和工匠单干情况的初步调查》正是这样的一份材料。

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即后来的蒋营镇荡东村，前几年合村并组时，与三合村合并为合荡村。即使在“文革”期间荡东大队也是全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大队，但是这种富裕却不仅仅是来自于当地荡滩资源丰富，用这份调查材料中的话讲“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个大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既然说到激烈，说明“小生产习惯势力”很有市场，而且当地的党政组织似乎也未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实际上，这也是告诉我们当地干群通过发展副业，通过各自辛勤劳动，在那个特殊时代为自己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从这份调查材料看，当时荡漾东干群发家致富主要集中在副业生产上，方式有四种：

一是织蒲包。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叫男的“玩杂技”，女的“弹钢琴”。所谓“玩杂技”，是指踏石磙碾压蒲草；所谓“弹钢琴”，是指编织蒲包。调查材料对这种老少齐动手，家家织蒲包的描述，倒很是生动。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积极地织蒲包呢？调查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每百斤蒲价三元，可以加工成70至75只包，每只包售价二角，每百斤蒲织成的蒲包可获利15元左右。快手每天可织24至26只包，除去成本一元外，可净得三元多。”开始这种织包，队里是作为一种集体副业来搞的，所以会分给大家一些蒲草，但因为分到各家编织，快手人家队里分的不够织，便自己到冈西、庆丰等地去采购。这个项目给群众带来的实惠是很大的，其中有个代销点营业员时间比较充足些，1974年一年全家人织蒲包用草3000多斤，除本获利达300多元，要知道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全民工全年的工资。正因为织蒲包能获利，当时不少干群“争原料，抢时间，热心织包，不肯务农”，有的“上工迟，收工早，一时一刻不放松，争分争秒织蒲包”，有的“夜里脚踏‘风火轮’（石磙子），白天下地没精神”，副业队长甚至为分蒲问题还与队长打了一架。

二是养老鸭。“要得发，养老鸭。”调查中的结论说，这句话“点明私人养鸭是发财致富的邪路”，其实自古以来，还有自文革结束以来，这都是条发财致富的实路，只是要养好鸭子，人是很辛苦的，正因为如此，完全以集体经营的形式，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项工作。荡东大队当进共有九趟老鸭，其中有六趟是本大队分包给私人的，还有三趟则是荡东人承包外面大队的。包本大队的是实行五包，即包工分、饲料、鸭数、钱数、人员，给外队包养的交钱记工或交一定数量的公益金给户口所在队。当时荡东八队有位姓王的农民包养邻近大队100只鸭，邻队集体给王每只鸭子42斤饲料粮，并记3个工日，王包每只鸭子10元。有人给王算了一笔账，10元当时可买15斤鸭蛋，即110只蛋左右，而如果会养的话，一只鸭子每年可下180到200只蛋，这样每只鸭子王私人就可得70至90只蛋，可卖到8元钱，再说荡东地处沿荡，水草鱼虾极多，饲料也可以节省一笔。在为集体放鸭时，王还自己带放了数十只老鸭，同时还捕鱼捉蟹。这样一来，眼红的人不少，议论说：“三年老鸭一养，官都怕做。老王一个月的收入要超过十六级干部。”当时十六级干部的月工资是101元，而全县十六级干部只有几位。

三是搞三机五匠等杂活。三机，缝纫机、摇面机、搅绳机；五匠，笆匠、瓦匠、杂匠、木匠，还有理发匠。当时荡东一个大队有16台缝纫机，有的人家有两台，这样一年到头做衣服来钱快得很，自然顾不上集体的大田生产。所以同样有眼红者要发议论，说：“只要机器响，不管田里长不长。”除了缝纫，还有人家有摇面机、搅绳机，数十名五匠，还有两个杀猪的，这些人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就拿木匠来说，“斧头一夹，一天一块八。”当时一个壮劳力在大田里干农活，只能记上一个工，而这一个工在当时折到5角钱的话就是比较好的队的。三机五匠，搞得人心不稳，影响农业生产，影响集体出工。于是荡东大队便想到把他们集中起来，可是拉起来快，散起来也快。群众说：“鸡（三机）常崩栏，将（五匠）常出阵。干部发毛，大家生气。”

四是捕鱼捉蟹。荡东地处沿荡地区，大多数人都有一套捕鱼捉蟹的本领。当时的调查表明，经常捞鱼摸虾，卖钱自上腰包的有20人左右，特别是要夏秋时节，一些人找借口不下大田去扯洋工，而是去捕鱼捉蟹所谓“捞鱼摸虾，胜于种庄稼”正是当时许多人的心态。一位捕鱼精说了实话：“我家三间大瓦房就是靠织蒲包、捕鱼摸虾砌起来的。”事实上，如果靠挣工分，真的是驴年马月也砌不起新房。当时搞这一行要有两个眼尖，一个是捕鱼时眼尖，这样收获成果才大，二个是卖鱼时眼要尖，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队查处的人拦处，或是被工商所的人查住，那样搞得不好，不但会被没收鱼虾，还会批斗一番。

由于是对副业与工匠单干情况的通报，这份调查并未涉及到更广大农民当时还有的一些发家致富的门道，比如自留田上下工夫就是最突出最普遍的。面对群众自发致富的追求，在当时自然是要上纲上线，并且严厉加以制止的。这份调查最后提出，应该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并建议“发动群众讨论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把副业和五匠管好”。因为没有看到被通报后，荡东大队的行动，也就不知道整顿的效果如何。但按照当时的背景来看，在全县农业学寨会议上被作为反面典型通报，沙庄公社的党委就必须高度重视，采取行动坚决纠正，要知道这在当时大家都不会仅仅从生产发展上来认识的，而会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

【注】本文材料主要依据建湖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办公室1975年11月26日编发的《参阅材料》第四期，建湖县档案局101号（永久）案卷。原材料署名为“驻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