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秧歌舞是上世纪40年代初从陕北传来的，在新安旅行团的帮助下，逐步推开，并形成秧歌文化氛围，从而丰富了本地新文化的内容，使新文化运动更加绚丽多姿。

秧歌舞原是陕北一带农民所创造的民间表演艺术。1938年初，新安旅行团在西安时，向西北战地服务团学习了陕北秧歌舞的表演艺术。他们来到盐阜区后，即在文艺演出中穿插了一些秧歌节目，令本地观众耳目一新。因此，有不少地方剧团也仿照“新旅”将秧歌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满腔热情地赞颂和肯定群众秧歌艺术是文艺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时，“新旅”根据黄克诚师长的指示，便到各县去推广秧歌舞。1943年5月，“新旅”首先来到我二区陈村实小表演秧歌和推广秧歌的活动。是年11月，“新旅”又在一区西北厢为我县举办秧歌舞培训班、秧歌舞研究会，各区教救剧团、乡镇剧团、学校剧团、宣传队都派代表参加，学化妆、学导演、学舞蹈，大张旗鼓地推进秧歌文化。这以后，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文化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秧歌舞逐渐由学校推广到社会，掀起秧歌文化热，各地纷纷成立秧歌队，其中有乡村干部秧歌队，自然村组秧歌队，民兵秧歌队，儿童秧歌队，妇女秧歌队，老人秧歌队。秧歌的形式也在发展变化，从原来单一的边扭边唱发展到各种队形的活报剧、秧歌剧，并以“四方步”为基本舞步，大凡以“8”字舞程周而复始，俗称走“剪子眼”。其舞姿以足踩节韵、双肩随之前后摆动、腰杆与臀步相呼应左右前后侧向挪动，故称“扭秧歌”。这种秧歌体式，舞步轻柔，节奏欢快，深受群众喜爱。

从1943年到1946年，是县境乃至整个盐阜区秧歌舞大普及、大繁荣时期，无论在机关、部队、学校，无论在城镇、农村，处处都听到扭秧歌舞的乐曲声，都见到人们在扭秧歌。许多地方都普及到各家各户。秧歌文化热可以说席卷了水乡大地。尤其是妇女秧歌队发展最快，据1944年6月，一、二、三区的统计，这三个区妇女秧歌队就有80多个，每队20～30人，甚至连50岁以上的小脚奶奶也参加了，还学了不少歌词。如当时盛行的《参加妇救会》，歌词为：

我们参加妇联会，团结向前不后退，打倒顽固与封建，妇女抬头喜扬眉。扭秧歌，真新鲜，演淮剧，唱“谈谋”（曲调），都是大嫂小妹妹，奶奶笑得不拢嘴，如今妇女有地位。

哪个破坏妇救会，大家一起来反对，谁有封建旧思想，开会就来斗争你，造谣言，将你追；追到了，必办你，叫你游乡带“乌龟”，脸上还要抹黑灰，看你捣鬼不捣鬼。

当年青年妇女几乎人人都会唱，就连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能哼上几段。

各级领导带头参加秧歌运动。黄克诚、曹荻秋、计雨生在开盐阜参议会时，也分别组织胡子秧歌队、戴眼镜秧歌队进行秧歌舞表演。建阳县政府在顾家庄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时，县委书记刘阳生、县长树海和唐君鄂、杨幼樵、陈曙东参议会成员，也主动唱主动扭，引来大家阵阵喝彩。1944年1月起，在每年新年、春节组织文艺活动中，“拥军优抗月”中，发动参军运动中，行署和县政府都要发出通知，要求动员和组织秧歌队广泛排练秧歌节目，到“各村各舍进行演出”，到抗属家慰问。1946年春节，建湖区剧团到抗属集中居住点——新阳村光荣村作慰问演出，表演自编的秧歌剧《抗属爹爹真快活》，其歌词为：“少拉少，多拉多，抗属爹爹真快活，不春碓，不拐磨，各样活计有人做……”，演员们边唱边扭边做动作，抗属们看得笑不拢嘴，在场看热闹的群众也啧啧称赞：真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建阳区区委书记咸文和坐镇建阳剧团，排演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这在当时可是一出有名的秧歌剧，后来演遍建阳县全境。至1946年6月，县境秧歌队已发展到292个，男女队员6320人。

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盐阜区全面转入敌后，秧歌舞活动爱到一定的限制，但不少秧歌队仍然坚持了下来。1948年3月，建阳县全面解放后，秧歌舞运动再度掀起高潮。为了庆祝建阳县的全面解放，各区都举办了秧歌竞赛活动。1949年10月6日，全县举行秧歌队大检阅，万人聚会湖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男女老少载歌载舞，尽情地唱，尽情地扭，“少拉少少拉多”的歌声不绝于耳，塘河两岸秧歌文化热浪滚滚。

秧歌舞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老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以后在文化上翻身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舞蹈来源于生活，曲谱简单，节奏感强，舞蹈动作也不复杂，又容易表达思想感情，显示了它的艺术魅力。这对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革命思想，确实是一种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的好形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