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战争年代墙头诗运动(李世安)
墙头诗兴起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延安,1941年春夏间流行于盐城西北乡。它是一种富有政治鼓动性的通俗的诗,不受纸张和印刷条件限制,可以直接写在墙上,也可以写在纸上,贴在通衢要道墙上,便于大众随时阅读,因此成为根据地最受群众欢迎的大众文化。
建阳县(建湖县前身)肇建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墙头诗运动。县委宣传部设有墙头诗研究会,不断向基层推荐优秀墙头诗。县文教科利用教师暑期讲习会,集中创作墙头诗,突击书写墙头诗。区、乡以教师、乡村干部、民间艺人为骨干,普遍建立了墙头诗写作小组,写作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从1942年兴起群众性的冬学运动起,各地把墙头诗编进冬学课本,让群众既学文化又学政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墙头诗运动的范围。据建阳镇95岁的老居民游正凤老人回忆,当年她上冬学的课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墙头诗,念起来琅琅爽口,大家都把它当作小调来唱。至今,她还能背诵好几首。如《厚皮脸》:“南京城门高,南京城墙厚,南京城里有个汪精卫,脸皮比城墙厚十倍。”再如《天上有个扫帚星》:“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只会欺侮老百姓。”那时在西北乡,凡有斗争的地方、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墙头诗,战壕里有诗,冬学里出诗,打坝工地上也产诗。早年参加革命的唐光真(珍)老同志告诉笔者,当时境内墙头诗到处皆是,识字的会编,不识多字的也能凑,有不少墙头诗是她们在打坝时、放纱中你一言我一语凑起来的。如《照样拿枪打敌人》:“谁说乌盆不算盆,谁说妇女不算人,如今参加自卫队,照样拿枪打敌人。”再如《当兵要当新四军》:“好铁要打钉,好男才当兵,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日救国为人民;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保家卫国打鬼子,不愧人民子弟兵。”当年唐光真同志虽然识字不多(仅从冬学学来的文化),却创作了多首墙头诗,有的还被《盐阜报》“墙头诗”专刊选用。一区孙舍小学教师王荫,三区徐村小学教师杨豪,他们一手拎石灰桶(水),一手拿笔,跑遍了所在区的村村舍舍,将庵堂庙宇墙上都写上墙头诗。王荫会编会写会唱,有“墙头诗专家”之称。他创作的《劝郎参军》、《参军立功》、《战场就是我的家》等墙头诗,几乎传遍盐阜根据地。1945年,全县单教育系统就编写1567首墙头诗(见《建阳县教育工作历史资料》),起到了教育人民鼓动人民抗日的作用。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北犯县境,占领了上冈。海南中学墙头诗书写小组常常深夜到敌占区墙上写标语贴墙头诗、散发诗传单,瓦解敌占区国民党还乡团。县长杨兆熊创作的《反动派,是祸害》墙头诗,成了当时流行的快板诗:“反动派,是祸害,还乡团带下来,扒人家米,拔人家菜,烧饼蛋糕下口袋,老鸡老鸭随手带,没得吃、锅打坏,金银首饰怀内揣,马桶里面找外快,强奸小姑娘,淫污老太太,乡亲们,快起来,齐心合力抓祸害。”在赶做军鞋运动中,妇女们一边纳鞋底,一边咬文嚼字,很快哼出一首墙头诗:“快!快!快!鞋子做得快,军队向前进得快,敌人投降快,全国解放来得快!”在打坝工地上,人们把墙头诗当成起劲的号子:“扫荡,扫荡,蒋匪临死发狂。多打几条坚坝,组织民兵武装,反攻大军一到,敌人全部灭亡。”
县境的墙头诗运动,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直到建国后仍兴盛不衰,有着巨大的战斗作用和教育作用。邓子恢同志1946年在苏皖边区文教大会上评价,一首墙头诗,抵得上一颗大炸弹。上世纪50年代前期,境内乡村还普遍有黑板报和墙头诗专栏。到了大跃进、公社化时期,墙头诗就变味了,成了吹牛皮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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