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敌人大扫荡以后，胡畏同志当时已调到建阳县，我在涟水县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夫妻关系，把我从涟水县调到建阳二区工作。那时区书（编者注：区委书记）徐畹珍，区长董立，区委委员有苏风、耿秉强、周少毅(韦宾爱人)、董立、王彬(公安区员)、李守礼(民兵大队长)等人，孙能同志可能参加区委。以后徐畹珍同志调走，我任二区区书。我走后耿秉强同志接任区书。董立之后区长是魏泰来。那时二区大约有10个乡(可能不准确)：秀北、秀成、荫文、北梁、南梁、守成、秉文、建东、建西、叉义。区里有区队，书记兼政委，武装干部任大队长。区里还有参议会，每个乡有支部、乡长、民兵中队、模范班。 

      二区的主要威胁是湖垛据点，其次是草埝口、上冈方面的敌人，当时把打坝当成反扫荡一项重要任务。打鸭蛋港这道坝，县委书记金韬担任总指挥。因为这里离湖垛较近，打坝的民工，白天撤到三里路外，夜里通宵干。尽管敌人机枪够得着我们，也没有敢下来阻挠。打八天八夜，终于胜利完成。塘河坝有五段，内河有三段，因为任务较大，所以每户一人，家家户户都去人。后来送公粮感到不方便，又开了月牙河，送过公粮又把它填起来。敌人不甘心，小汽艇下来挖坝，他挖我填，从此敌人汽艇不敢到二区扫荡。二区成为建阳县根据地之一。

      二区建政时土匪较多，方秉文同志就是被土匪杀害的。有个土匪头子叫符义桥(大地主兼大土匪)，胁迫群众捐枪，那里不是三家合买一根枪，就是五家合买一根枪，你不买枪捐，他就要敲你竹杠。买枪一捐，磕个头就算入伙了。这样群众中不少人家与土匪多少有点关系，真正干净的不多。我们也是讲政策和策略的，一般的不予追究，缩小了打击面，争取了大多数，打击少数，很快解决了匪患问题，使群众得到了安宁。我们搞民兵时没有枪，就动员地主、富农借枪献枪。开明士绅一般叫借枪就借枪，叫献枪就献枪，当然也有人偷偷摸摸地将枪埋藏起来不借不献。我们提出“保国卫家，保卫秋收”的口号，地主不得不借枪给我们。初开始我们想了个办法：叫他们打更，自家的枪还是自家背。后来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地主富农不情愿打更背枪了，这么一来，枪就自动自觉地交给民兵背了。民兵与伪军打仗，也缴了一些枪，主力部队来，又发了些枪，三一凑，我们的枪就多了，有上百支。县委见我们区枪搞多了，又来调我们的枪。那时我们思想上对于调枪可有点想不通呢。

      要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除了政治思想教育，抗日打鬼子，保国保家乡，还要顾及到他们的物质利益。由于战争，税收多，到了春头上，贫苦农民没得吃，在党支部领导下，以农会面目出现，向地主富农打借条借粮。如果你不借，几百人到你家吃一顿。这样一来，他们就乖乖地借了。后来又搞二五减租、四六分成，种子公粮全由地主出。有的地主明减暗不减，也有的农民心里存在个“怕”字，白天减的粮食，晚上又挑上门。我们动员农民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撕破面皮，揭露他们明减暗不减，减租减息就顺利开展了。农民切身利益得到了一些好处，抗日保家的积极性很高。 

      有一次，我们乡干部有3、4个人被敌人抓到湖垛，大家很着急。公安区员王彬想了个办法，利用拜把子收徒弟方法，通过徒弟把伪军家属的地址摸到手，一夜里抓了一大批，然后和敌人谈条件：你把我们干部放出来，我把你们家属放回去。结果敌人没办法，把我们的乡干部全部放了回来。

      当时区里最艰巨的任务要算动员参军。区民兵大队指导员李宝庆，秀成乡马庄南边人，上级号召参军，一动员就走。不到一个月，在湖垛牺牲了。他牺牲后，嫂子哭得很伤心，我们也深受感动。那时参军参战，一个乡队长走，一个乡的民兵基本上全走，另外再选队长。秀北乡民兵队长江月咸是独子，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住在一个丁头舍子（编者注：过去农村的一种简易房屋）里，个子高高的，身体很好，能挑二百斤担子。要不要动员这个遗腹子，我进行了一夜思想斗争，有点不忍心。乡长李中和跑到他家，给他妈妈磕了个头：“我做你的儿子吧!”他妈妈明白他的意思，一口答应了，他自己也二话没说报名参军。1965年我到建湖去时，听一个同志讲，他后来当上机枪连连长，在打四平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关于陆庄事件。王良太带领的县总队打草埝口或者打上冈，晚上宿营在陆庄，我们区署让到小庄子上。汉奸孙景辉把鬼子带下来，突然包围了陆庄，打死了哨兵，总队牺牲有几十人。区长魏泰来只穿一条短裤出来。我从后门稻田爬出去，过了北面一条河才突围出去。到了天亮的时候，日本鬼子又加一个营伪军，分三路包抄上来。由于区队民兵集中起来阻击，敌人始终没有越过钟庄土坝。

      1945年1月，参加整风学习，我离开了建阳。

摘自《老党员话建湖党史》建湖县委党史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