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时，我还在上冈小学五年级读书。1938年春，日本鬼子把战火烧到我家乡，飞机轮番轰炸，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日军攻占上冈镇。上冈小学搬到西乡，我勉强小学毕业。上冈第一次沦陷的68天内，日寇烧毁房屋2．6万间，杀害的群众，仅有尸可寻者就有l23人，老百姓愤恨无比，怒不可遏。1940年10月，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和黄桥战役胜利后挥师北上的新四军，在盐城以南的白驹会师，开创了苏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我在民运队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信义乡青年救国会，担任青救会会长。1941年初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投奔新四军，到新四军主办的，以政委刘少奇兼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学习美术，开始成为一名文艺战士。

1941年7月，日军集中1.7万人，在南蒲旅团长和伪军头目杨中华率领下，分四路合击盐城，直扑新四军军部，开始了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扫荡。盐阜军民奋起反扫荡，经过一个月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阴谋。敌人大部分兵力南撤，留下的部分兵力继续占领着一些城镇和交通线，在盐城县等新划分的四个县境内构筑了不少据点，我家所在的建阳县(现建湖县)，敌伪据点最多时不下20个。老阜宁县境内敌人据点较少，新划出的阜宁县绝大部分集镇和农村依然控制在我们手里，成为苏北根据地的大后方。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和苏北党政领导机关，就住在停翅港、周门、陈集。

　　1942年11月获可靠情报，敌人即将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扫荡。我军民进入紧张的备战之中。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移驻黄花塘。军部转移前，新四军敌工部在陈集附近举办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两个敌工训练班，我分到地方干部敌工训练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敌工生涯。敌工干部训练班的学习课程有内线工作、情报工作、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学习一个多月后，我被分配到建阳县敌工部，先后当过内线、外勤、内勤，直至抗战胜利。1944年1月定级为连级干部。下面在每个职务内讲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

打进去，拉出来

什么是内线呢?内线就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我到建阳敌工部，正赶上1943年元旦。新年过罢，刘彦德部长就派我进湖垛据点，经过敌人吊桥一侧的哨卡时，不由想起一年半以前的情景。那时鲁艺迁到湖垛，分派到我乡下实习，我穿着军装，很神气地带领着民兵，到湖垛半孤庵广场，参加检阅和公审大会。街道繁华，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而此刻，阴云低沉，行人稀少，还要一个一个地接受伪军的检查。我第一次进据点，虽有住在敌占区的姨兄带领，心情不免有点紧张，担心被敌人发现。当天下午，我的另一位姨兄——伪镇长的儿子，带着我旧地重游，走到河岸边，指着河东岸的鬼子窝(日军驻守的四角四座碉堡和一圈营房)说，就在那两个支架钢丝的木柱子上，几天前，日本鬼子把两个新四军的侦察员绑在上面，然后用机枪打靶，一阵枪响过后，两人便垂下了头。他的这番话，不知是为了试探我的政治态度，还是表示对鬼子的仇恨。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可谓刻骨铭心。

同年2、3月间，我再进湖垛据点时，一点也不紧张了，竟习以为常，进出自由，应对自如。这期间，恰好遇着日军向湖垛大量增兵，敌人先向西进攻韩德勤的国民党部队，然后“扫荡”我盐阜区。我夹在河西岸围观的人群中，点数着运兵的汽艇和增兵人数。这时我通过任伪镇长的姨父向伪警察局长孙敬之求职未果。敌工部派我到东夏庄据点，利用伪十一区区长树以和的关系，进伪区公所任职。本来安排任户籍股股长，但那个位置，已被乔翻译的小舅子张勋先占有，我便当了办事员。伪称是区长树以和的表弟，化名张光汉。我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秘密调查伪军、伪组织情况，了解兵力配置、武器装备，还画过地图。在此期间我广交朋友，结拜兄弟。两次拜把兄弟十余人，多为伪军士官、区、乡政府职员及失学青年。其中有一位伪军中队长叫吕森，农民出身，属杂牌伪军，这人总想在地方上拉帮结派，谋求发展。但不久，还是为阎斌旅收编，成为驻东夏的伪军主力连——第四连的一个排。吕森同四连张连长的矛盾日深。吕森当着我的面同一位造访的心腹朋友，在楼夏庄一家饭馆内商议，想把部队拉到荡里自己干。我回机关向新来的崔济民部长汇报情况，崔部长决定争取吕森起义。如何进行，回去同南站的敌工站站长谭少卿（编者注：即盛朴同志的化名）计议。一天，趁张连长外出，吕森又当连的执行官，吕森把我带进营房连部。由于任务紧迫，又考虑到吕森为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点，我决定向他公开自己新四军的身份，做他的策反工作。我假借领导要调我回根据地工作，向他告别。在他默认、信任、依恋的情况下，告诉他，在据点外面工作的有一位我的好朋友谭参谋，名叫少卿，我带你去见面、认识，好以后联系，吕森赞同。几天后，我带吕森到住南乡（编者注：今沿河镇南部地区）的拜把兄弟张君哲家里，同谭少卿第一次会见。我只是对吕森说，如果以后混得不好，就到我们这边来一起干。谭少卿直率地要他现在就设法把部队拉出来，改编为建阳县游击大队，申请委任吕森为游击大队长。吕森很高兴，答应回去就组织起义。我们当即商定了组织起义的计划及里应外合的办法，以及行动时间、识别标志、联络信号。三天后，谭少卿果然面交吕森15万伪币的活动经费和吕森任游击大队长的委任状。

吕森回到营房后秘密串联，他那些亲信弟兄都愿意跟他走。可是当动员在同连当兵的他叔叔时，出现了麻烦，他婶婶反对把部队拉走，发狠说：如果你一定要把部队拉出去，我就报告连长。本来，当天晚上就行动了，建阳县总队派来接吕森家属的篷船已停靠在他家后门口河岸边，船上还有接应的两名侦察员。如何是好？吕森赶忙找到我商议，告知发生的问题后说，今晚不能照计划行动了，你可否立即跟船回去，向首长汇报。我跳上船命令开船，急速行驶五、六里地，在侦察员带领下，找到指挥所里王良太总队长和刘彦德部长。他们听了汇报决定部队停止行动，原地隐蔽待命，要我绕道到东夏庄南乡，设法同吕森取得联系。第二天一早，我通过拜把兄弟张君哲找到吕森，他回话说平安无事，今晚按原计划行动，并带回伪军当天的口令。

      1943年12月27日晚，满天漆黑，不时下着毛毛雨。谭少卿和我带着l2名侦察员，分乘两条敝篷船，由樊阳庄向东夏庄进发。约莫半小时，看到东庵四角高矗着的碉堡，随后看到对面最高的一个碉堡上有手电筒亮了三下，我们手电筒回应。也亮了三下，碉堡上有人发问：你们是什么船?我们回答盐船，说话间船已靠岸，叽啦一声，吕森拉开钢丝网的栅门，侦察员鱼贯而入，没等我和谭进入连部，侦察员已绑了张连长从卧室内拖了出来。侦察员在左臂上系着白毛巾的起义人员配合下，进营房、上炮楼。从陆上跟进的步兵，通过两条木船连接的船桥，也迅速进入营房，把睡梦中的士兵统统叫醒，命令到院内集合，吕森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我又和吕森一起进庄接了他的家属。全连除在庄西头一个炮楼驻守的一个班外，都被拉了出来，共70余人，携来迫击炮l门，轻机枪2挺，长短枪60支，可惜一挺重机枪送冈门修理，没有拿到。我部队打扫了战场之后，室内点上了火，把碉堡和营房烧了个精光。次日清晨，驻南岸和庄内的伪军才明白：驻东庵的四连被新四军端掉了，惊恐万状。又隔了一天，东夏庄伪军残部及楼夏庄的伪军全部，一起撤到阎旅旅部所在的大崔庄。四连拉出来，改编为建阳游击大队，吕森任大队长，宣布我为副指导员，县总队调派了指导员和两位排长。

六枪未中   虎口脱险

我们的策反工作，连连获得成功。继东夏庄吕森起义之后，1944年1月，县敌工部对驻湖垛的伪军祁和江连，成功进行了里应外合。敌伪军成了惊弓之鸟，同时也变得更加反动、狡诈。 

1944年初春，三师敌工部长兼盐阜地委敌工部副部长王央公同我谈话，想把我再派入敌区。我考虑到自己比较红了，不宜再在盐城敌占区秘密活动。组织上接受了我的意见，改派我到湖垛附近，以新四军的公开身份，做联络工作。春节过后，便到湖垛东郊万丰乡。我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又有不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对驻湖垛东岸的日军，除了向他们散发促使思乡反战传单之外，一般难有作为。力图接近日军，多未奏效。曾把东夏庄拜把兄弟张勋借撤到湖垛的机会，利用他姐夫乔翻译，接近日军。可这个家伙当上日军翻译之后，不再理睬我们。还有日军直接掌握的特工队，有个叫孙景辉的，由小土匪葛四约他会见，他当面答应送情报，相机把特工队拉出来，但他受日军重用，当上特工队长后，不仅不再同我们联系，反而带领日军奔袭我驻钟庄的一个连，造成我重大损失。因此，我争取联络的对象，主要还是伪军政人员。为了帮助当地的党政组织和民兵开展反伪化斗争，通过两面派的保长夏雨粟，去争取伪保长仇贵喜。仇在我建立根据地之初，当过我们的保长，日军占领湖垛后，当了万丰乡的伪保长。开始同我还有一定联系，以后完全倒向日伪军一边，我想争取他，为我所用，减轻对群众的危害，让夏雨粟做他的工作，约他来见。这家伙贼心不死、奸性未改，就把事情报告了伪乡长吴士章。于是二人密谋策划，布设陷阱杀害我。

　　我哪里知道敌人的诱杀阴谋，让夏雨粟约仇于4月某日在夏的干儿子李金生家见面。李家独居在靠近盐建公路的吴左庄北约一华里的河东岸，一屋三间，大门朝南。房子东面是开阔的大片水稻地。上午十点左右，我在姨兄薛国藩带领下，来到李家。仇贵喜已经先到，坐在堂屋中间方桌东边的凳子上。我在桌子西边的长凳上坐下，同仇面对面，正像是双边会谈。夏雨粟在我身右，坐在同一条凳上。正谈话间，见大门外有一个人，沿河边朝北走来，我问是什么人，不知谁答应说是某保长，我也信以为是我们的关系某人，放松警惕。瞬间来人已到门口，一脚跨进门槛，举枪喝道：不许动!话音未落就是“砰!砰!砰!”连打三枪。我本来手就摸着裤口袋内的“小粗腿”手枪，这时用大拇指推开保险，对着杀手，连扣两下扳机，子弹从夏雨粟膀弯下穿过，击中杀手的腹部，他应声倒下。随后我退进西房间，在薛国藩提醒下，又反身向杀手再打一枪(未中)，夺门而出，拼命在水稻地圩埂上向东飞奔。圩埂两边长的黄豆齐膝高，几度绊倒，爬起来又跑。这时躲进东房间厨房的仇贵喜，见我已经跑掉，又听不到在屋外把门的葛长龙的步枪响，就跟着跑了出来，责问葛为什么不开枪，并随手从葛手里接过步枪，朝着已跑出80米开外的我的背影，连打三枪，均未打中。三八式步枪子弹划过宁静的稻田上空，特别响亮，惊动了少数老百姓出来观看。我跑到三块田远的地方，见一个十岁的男孩在门前张望，就向他要了一只筷子，把卡在枪膛内的子弹壳捣了出来，又推了一颗子弹上膛，从容不迫地往北向我根据地走去，直到海南中学。在时任指导员的周庆同志那里吃罢午饭，他又给了一双鞋子穿上，便回到了敌工部机关。事后知道，那杀手叫钟小五子，原是个土匪，日寇占领湖垛后，曾在建阳警察局巡官陈长风那里当勤务兵。陈是我的堂表叔，我在陈家见到过他。他被打倒在地后，呢呢喃喃地抱怨说：你们说朱泽没有枪的，是哪里来的枪?葛长龙持步枪隐伏门外把门，为何未对朱泽开枪呢?他回答同伙说：没看到朱泽从屋里跑出来。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葛由葛四介绍同我见过面，有过联系。吴士章要他谋杀新四军敌工干部，但葛并不知道杀害对象是我，当见到我跑出时，认出来了，有意没开枪。此人被称为活线手（编者注：神枪手），射击一般是很准的。当时，在宋墩子活动的游击队听到枪声，也往吴左庄方向打了几枪。仇贵喜、葛长龙听到游击队枪声后，匆忙找了一条木船，把重伤的钟小五子抬上船，往湖垛行驶，当即送到东岸“鬼子窝”向日军求救。鬼子医生检查说：腹部中弹，内出血过多，无法治疗，钟小五子便一命呜呼。我虎口脱险，群众传说“朱泽六枪没被打死”。对我来说，虽未流血，教训是深刻的。

营救美国飞行员始末

出事不久，敌工部新来部长杨光群(在射阳任部长时叫贾嵩明)和将调走的老部长崔济民商定，调我到县敌工部机关当内勤。内勤是一个管文件、情报、资料，管特别经费、机关事务及来人接待的差事。派出去活动的干部，找上门的关系，内勤都要热情接待，安排食宿。

1944年8月2l日早晨，浓雾还未散尽，敌工部散布在敌占区的关系、刘部长的徒弟蒋乃安从敌占区湖垛北郊带来了一个人。此人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大高个子，身着米黄色军装，一看便知是我们少见的外国人。蒋乃安介绍说，靠湖垛的乡下神台往北，天刚亮，一个农民在打麦场的草垛旁发现了这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正往草垛里藏降落伞，联想到昨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知道他是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发现和救护他的人知道我同新四军有来往，立即把他交给我，要我转送新四军，让他迅速脱离险境。

当时敌工部长不在家，我做着手势，对美国飞行员表示欢迎。我以为英语讲人名、地名通常和汉语同音，就学着洋腔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新四军。”飞行员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后来我想起了新四军臂章上的字不是新四军的英文字母缩写吗?我就对他讲：“WE ARE NEW FOUR ARMY.”对方立即露出信任的笑容，竖起大拇指，重复说：“NEW FOUR ARMY．”我继续用英语问他的姓名、身份、来历。他名叫赛伏尔(后来统译叫赛伏埃)，是美国援华飞行大队少校军官，一架重型轰炸机(当时叫它空中堡垒)的机长，驾机轰炸日军时被击中，返途经建阳上空，机上飞行员先后跳伞，飞机坠毁。他是最后跳伞的一个，中国人民救了他，他表示感谢。我用英语讲，我们是朋友，感谢他们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还向他说明，他跳伞落地的地方靠近日本鬼子据点，很危险，祝贺他脱险。过了一宿，杨光群部长回来了，他是大学生，用英语同赛伏埃交谈，问他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当天下午，他派我送赛伏埃到建阳县总队部，找了一条敞篷船，从水路往高作镇季陆墩进发，还派了嵇俊之同志带枪护送。阳光熠熠，绿水粼粼，轻舟穿河过港，不觉过了一个小时，停船靠岸，又步行里许，见到绿树环抱的季陆墩子。不知怎么的我们被先到达县总队部的四个美国飞行员发现，奔着叫着迎了上来。他们相互拥抱、问好，具体讲些什么，凭我那点英语水平，也听不大懂。我们和县总队同志办了交接手续就离开了。那四个飞行员中的三个，是被我原在的万丰乡游击队营救的。8月20日晚8时，万丰游击队到敌占区建港河南执行任务，在返回宿营地途中，突然见到空中有个很亮的火光团，夹着不正常的轰鸣声，由东向西疾驰，随后一声巨响，很快就弄明白是一架美国远程轰炸机坠毁。当游击队到朱家墩宿营时，西傅荡来人报告，有一名美国飞行员降落在那里，腿摔伤。游击队长彭达夫当即派张元贞、傅涛等六人前去抢救。他们找到那名飞行员，把他弄上船，船行途中被群众叫住，说这里也有飞行员，让一起带走。第二天，游击队把三名飞行员送往陶家舍二区区政府。同时，被建东乡群众营救的一名黑人飞行员，也送到了区政府，随后区政府把四名飞行员护送到县总队。四名飞行员是：领航员奥普莱特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中尉、副驾驶员卢茨中尉、射击手布伦迪奇上士。

飞机坠落在建阳镇南面金桥村的一个堤坡下。驻湖垛的日军闻讯后，纠集日伪军170人直奔飞机坠落现场。新四军建阳总队某连和民兵，先敌一步，找到了坠落的飞机，阻击来犯之敌，打退了敌人。我军牺牲4人，伤数人，保住了飞机。飞机上的枪炮被我军全部拆卸下来。据参加两淮战役的同志讲，拆下的机关炮，在攻打淮城的时候，发挥了威力。飞机上的铝皮被当地群众弄下来制作了不少生活用具，如饭碗、水杯等。后来我到过现场，目睹飞机的残骸。被营救的五名飞行员，送到三师师部，时任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以后三师派人又把他们送到国民党统治区，最后回到大后方的飞行大队。1984年6月11日，我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时，赛伏埃等3人到他下榻的地方，拜访了张爱萍，重叙友情。

摘自《老党员话建湖党史》建湖县委党史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