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土地改革结束后，因为耕牛不平衡，为了保证及时完成秋耕秋种任务，县领导决定发动群众调剂耕牛。我负责丰穆、孤丰、冼穆三个乡，总共调剂耕牛15头，按时完成了种麦任务。调剂中因耕牛少，我跑前跑后做工作，把喉咙都急哑了。秋耕秋种任务结束后，区里又组织了工作组，我、姜茂坚、伏德宽、咸得华、张树堂、王观坤、张金如等七人组成工作组，在孤丰搞查田定产。姜为组长，我是副组长，分工一人包一个村，先开动员会，谈意义，再讲如何做，挨门逐户登记田亩数、估产，一亩田最多收11斛（一斛合30～35斤），一般的收7斛就不错了。任务完成后，得到区委肯定。

1947年秋，稻子刚刚割完，高作区委班子到大陆蹲点，搞查田定产。区委书记杨有德（现在北京）带队，组织16个同志到大陆乡蹲点，有徐秀恩（现在安徽）、张纯（现在北京）、杨秀英、项前（女，现住南京）、李毓珍、咸得华等。在大陆乡政府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自报田亩和产量。因为坏人告密，会议才开了一大半，杨有德书记正在做动员报告，大河北边朦胧的敌人用大炮对着会场轰，打了三炮（本来不知朦胧有敌人），杨有德书记立即决定散会，查田定产停下来撤。会一散，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留下，临时打游击，带领群众一起打敌人。因为我在抗日战争年代是联防队长，要我在七八个女同志中选一人，和我一起留下。我就提出留项前同志。天傍黑时，我和项前同志从乡政府向西跑，到乡长周德华家，叫他通过中队长集中民兵，并为项前同志安排食宿。然后我和项前同志一起向北到小板桥打探情况，那个晚上天很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回想当时情景，真的好险啊！因为时间不长，粗枝大叶，没有放岗，时隔不到四小时，敌人在小板桥东北角，筑了一个碉堡，离桥头50米的样子。我们二人，我在前边走，脚刚上桥头子，敌人用灯向我们打来问什么人，我随口回：“老百姓。”随即回头把项前同志手捏捏，意思回头。回来以后，把项前安排好，我们就集中民兵50多人，在大窑里进行安排、布置，准备打游击。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当时西大河边有一家正在杀牛，我们就去要了两大桶煮牛肉的水，又向老百姓要了青菜，烧了当晚饭。吃过以后，大家分散，在碉堡东南角放了十几个点，叫鱼网式战术。一个点上三五个人，不断地开枪，一直到下半夜3、4点钟，终于把敌人吓跑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胆太大了，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向前闯，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为什么敌人又来了？其实，当时形势虽好转了些，但敌人还有一些残余势力）。

1946年秋，我负责押运16条10吨大船，帮军队运送枪支、弹药、布匹、衣服等后勤物资，从高作冼穆乡运到二区机关驻地（说不清怎么写，只听叫“三庆功”）。到了那里，找到区委书记郑士鲁，他说：“一区人哪去了，怎么能叫你这个小人，又是女同志来，为什么要你运？”我说，“我做过联防队长，胆大心细。”后来郑士鲁同志调到县任组织部长，我任县妇联副主任，提起此事，他还说我：“胆太大、胆太大……”

还有一次陈金红同志牺牲了，我和区长孟庆恒代表区委，在陈堡为他开追悼会，在会上大宣一通敌人罪状，结束后，就把搭的台等弄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痕迹。有人向敌人告密，湖垛的敌人真的来了，看不出来就说消息是假的。

1946年我任区委委员兼区妇联主任，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复查和估产。1948年9月县委决定调我到县妇联工作，区里不让走，要先培养一个区妇联主任接替我的工作，直到1949年1月1日才到县报到。报到前区政府食堂特地煮了一顿白米饭，因我忙着移交手续，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才结束，事务长只好用菜汤泡锅巴饭给我当中饭，并不好意思地说：“特地为你煮的白米饭，你没吃到，对不起。”吃过饭就到县里报到，来到县委书记王大林办公室，正好组织部长吴仲明和王大林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见到我后两个人都站起来，要我坐板凳，我不肯，就坐在门槛上。他们和我谈工作，说：你到县妇联工作，先做三个月委员，然后做副主任。我回答恐怕做不好。到3月，县委正式任命我为县妇联副主任，负责全面，夏彬同志于2月份调离，时间不长，县委就任命我为县妇联主任。1942年7月7日县妇联成立，第一任主任陈珍（陈宗烈三姐，现在安徽），第二任主任夏彬（现住盐城水利局家属区），第三任唐光真，第四任胥兰，第五任又是唐光真，第六任胥兰（现住近湖镇城北居委会）。1949年华中区在淮安召开妇联会议，盐城各县妇联主任和少数区妇联主任出席，建湖出席会议是夏彬、唐光真、夏晓峰，因夏彬同志将调走，所以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夏彬、夏晓峰她们就回去了。我被选为出席华东妇联会议的代表，会后我们准备出席华东妇联会议的人员就在淮安过春节了。华中代表团的几个代表有我、张英（盐城）、夏云（阜宁）、孙方林（滨海），共七八个人一起上街。当时刚解放，领导交待凡是出去都要多些人一起走。淮安的风俗，过年期间上街，头上都戴红花，小人是粉红花，大人是大红花。我们到周总理故居参观，总理的大伯母坐在门口拣小青菜，她看到我们几个人很高兴，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一一告诉了她，她站起来拉住我们，叫我们不要走，就在她家过年，说：闺女呀，我欢喜你们呢，在我这里好呢！我们说不能，我们是开会的。年初二天刚亮我们就上车，出发到山东青州（现叫淄博市）。路上走了3天，敌人飞机来了，汽车就躲在山脚下，3天中躲飞机有十多次。在青州参加了华东地区妇联会议，选举出席全国妇代会的代表。会议开了16天，康生、饶漱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回来时因铁路被敌人破坏了，在徐州住了半个月，路才修好。我们代表团里有位泰州的代表，也做过联防队长，她丈夫是乡长，公公是指导员，她家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口人，丈夫、公公、小叔子、叔公等人牺牲后，她就接任联防队长。战争年代，她女扮男装，留分头。她个头有1米7高，开会时，我天天帮她梳辫子，后来她当选为出席全国妇联的代表，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

我做军鞋、光荣袋（编者注：放生活用品的袋子），写慰问信，多次受到表扬。任县妇联主任时，组织全县妇女做军鞋，其中有一次装了9条大船（舱很深，站在舱里一人加一举手高），我们军鞋质量也很好，这一批除了三只鞋，别的全部合格，说明全县的广大妇女老少对前线负责，爱护拥护解放军，上级也多次表扬我们县。那时候全县妇女包括老太太日夜不停地做军鞋，家家户户通夜火油灯，除了完成本县军鞋任务外，还帮涟东（涟水东部地区，后与涟水合并）、阜东（编者注：今滨海县和射阳县北部一带）2个县完成了任务。这个任务是当时的地委书记刘阳生同志直接交待的任务，他说建阳是乌克兰县，也就是鱼米之乡的意思。

在此期间带工作组到二区建港乡蹲点，工作组有青年团、农会、工会、妇联的同志共9人。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生产，作为县里的试点。从春到秋，还遇到秋水，稻子长得很好，水来早了，有一点妨碍。稻抽穗半熟时发大水了，我们带着群众打圩子。由于抢大堆及时，最后全部丰收，只有东北一个村，有一个圩子约80亩，其中40亩田半收。县委召开全县上千人大会（现人社局所在地，当时是稻田），县委书记王大林同志表扬了我们工作组，说：“你们圩子打得不丑，是不容易的！”还对我说：“你到那里就叫人放心。”因为建港比较洼，他原来以为保不住全沉掉了，我们把它保住了。回想当时工作组的同志们真好，服从命令听指挥，日日夜夜干，也没有一人叫苦，都是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的。

转自《老党员话建湖党史》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