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6月，由中共盐城地委机关调建湖县工作，到1975年5月离开，前后共13年。从到任至“文革”县委被“造反派”夺权的这段时间，正是建湖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困难，争取形势好转的时期。本人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参加县委、特别是县委常委的活动中，深深地感受到县委在许多方面的思路和作为是积极的，是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现在回忆起来，意义十分深远。

一、县委常委的共识：就是常委每个成员都应严格要求，以共产党人的高标准规范自己，只有这样，班子才能具有战胜困难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当时，无论是原省教育厅副厅长来建湖任职县委第一把手的王鹏同志或后来继任的李子健同志，都明确要求常委会应是一个政治坚强，思想作风正派，民主平等的领导集体，每一个成员都需严格按共产党的“党纲”、“党章”规定的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为着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改变建湖的困难局面，都要有高度责任感和工作主动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核心，才能团结广大部群众去战胜困难。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和先后任县委副书记的代平、李有相、成敏、吴仲明、王浪、陆玉山、李培亮等同志，都从来没有有意或无意地显示着自己的领导地位，而特别看中手中的权力，从不摆架子，高傲自大，玩弄权术，以权谋私。大家在领导班子中，都以平等的地位相处和讨论工作，反对称呼王书记、李书记……彼此直呼其名，称同志。有三个字名的连姓也省去，如称子健同志、有相同志、仲明同志、玉山同志、培亮同志等等，显得很亲切、和谐和相互尊重。在常委会上讨论问题时，第一把手都让每个常委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归纳集中，绝不先声夺人，定好调子，也不主观武断，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常委过民主生活会，第一把手总是先作自我检查，积极地推动大家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一说一，坦诚相见，绝不护短，也不和稀泥。从未见哪一位书记、常委声嘶俱厉地批评他人，总是和风细雨，其结果是大家更加团结，更加相互信任和尊重，更加心情舒畅地工作着。可惜这种好的思想工作作风，在“文革”时期被破坏掉。那时，只是一个县的或公社的革委会常委、党委委员都要称呼：“张常委”、“李常委”……更不用说书记、主任了。至于批评就更难了，阶级斗争的弦崩得那么紧，谁还敢有一句批评的话，否则，“反对文革”的大帽子给你一戴，谁吃得消!

县委常委中可以说没有以权谋私和极端个人主义，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根本不存在，就连特殊化也都很自觉地抵制。万一哪个失于检点的，也及时通过批评、自我批评以纠正和制止。大家下乡时，十几里地或有道路较好的庆丰、上冈、建阳、高作等地都是步行或踏自行车。有两辆小吉普汽车，除去地委开会，很少使用它下乡，副书记王浪甚至带着被子下去。大家到基层，都是自然地到公社或供销社、粮站、学校等集体单位食堂搭伙，按规定付钱付粮票，不允许，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加菜招待。如加个把菜也都是自己掏腰包，更不用说是宴请了。那样到一处吃一处，公款私请、私吃的行为被认为是可耻的变质行为，也绝对没有过。

县委对干部的选择和使用，都是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与组织部的同志们严格按照德才标准，通过考察了解认为合格后提交常委会讨论才定下来的。没有哪个常委以个人的权威、朋友关系或个人好恶、特殊关系来推荐干部的，更谈不上拿权、钱做交易，买官、卖官。因而，几年中，经过讨论提拔为副县长、公社党委书记、县直部、委、办、局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能胜任，并为广大干部群众能认可的。有些人品德不好，吹牛拍马，或工作漂浮，或能力较差，或一心想当官的休想得到提拔。所以，在“文革”到来时，在这些极少数人中，有的便趁机“揭竿”而起，打起“造反派”的大旗，成为专斗领导人的骨干或打手，进行报复，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县委常委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各分管一个方面或一个部门的工作。在总的方针、原则、要求经集体讨论定下来后，放手让大家独立自主地分头去进行工作，绝不统死。大家也因此充分地发挥主动性，遵循的原则就是对党、对集体领导、对群众负责。因此，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能较好地协调发展。当时，县里工作有几大块：政府部门、农村工作、直属机关，均有常委一、二人分工分头负责。有时，因需要，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常委中就分工李有相、夏彬、刘则先三位同志成立的领导小组去负责。除涉及到人员定性和处理，需要经常委讨论外，其余运动的计划安排、方法、步骤等等，均由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效率相当高。这就使得县委主要领导人和其他常委，集中精力去抓全局性工作和分工的工作。为了搞好农村工作，常委每人分工一个片。我过去一直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且又在地、县机关工作居多，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对此，一把手书记对我要求不高，更可贵的是指示农业部门为我专门配备一个农业技术干部同行，为我壮胆和提供帮助。而我则视他们为老师，增长了不少农业知识，避免了出洋相，这也是常委会对成员的一种很好的爱护和帮助。正是县委这种正确的、正派的思想作风，形成了强有力的、有威望的领导核心，为带领全县人民战胜经济困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典定了基础。

二、县委始终把面向基层，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中心任务，第一大事来抓。

由于建湖县是盐城地区重灾区，经过几年努力，虽有好转，但粮食仍很紧张，农民群众人均每天只有半斤原粮，生活非常困难。只有狠抓农业，发展生产，才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最根本措施。因此，县委在指导思想上非常明确地把抓好农业生产，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视为工作中心和重点抓好的第一要务。在那个时期，县委常委会议每周不断，而80％是讨论农业问题。多数议题是：如何采取新的措施，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如何安排好粮食，既要保证上缴国家一头，又要保证提留足够的种子，还要使农民的口粮逐年有所增加。这样的会议，常常开到深更半夜。因为粮食异常紧张，常委在讨论时，心里总是放着农业，多向增加农民口粮倾斜，多次冒着被上级批评的风险，希望上级多调拨给建湖一些粮食。在粮食形势有所好转时，则希望削减一些上缴部分。因为粮少难以落实安排，常需连续几个日夜反复讨论，粮食部门的干部列席常委会议，他们手里的那把算盘也总是不停地滴滴答答地跟着敲了几个日日夜夜。一个方案不行，再来另一个方案，一个方案接着一个方案……全体常委，尤其是主要领导，为此而废寝忘食。王鹏同志原来就身体不好，显得更加虚弱；李子健同志身体原来比较结实，也逐渐消瘦下来，大家就是这样心系着农民。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县委讨论必须提倡科学种田，以先进的技术改造来武装农业(那时是不会也不可能提出农业体制改革问题)，以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县委毅然决定，学习外地经验，大张旗鼓地全面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大搞水改旱，由一熟水稻田改为稻麦两熟或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又积极地推广小株密植生产技术，培育、推广新良种。广泛地发动群众，大搞草泥塘，即用河泥拌以青草、水草、稻草、绿肥和粪水堆积泥封发酵后使用，要求每亩2个方。于是，在建湖出现了所有河沟、港叉，都有小船和人在罱河泥、捞水草的热烈场面，结果出现河底无淤泥，河里无水草的新情况。但也因此大大地推动了农民间作绿肥的积极性，为粮食增产提供了保证。

建湖县地处里下河中心地区，地势低洼，一有大雨，便成涝灾。县委常委多次研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实施外挡内拽的方针，于1964年冬和1965年春动员和组织全县近4万农民，集体吃住，突击完成所有圩堤的加高、加宽工程，达到外河大圩高3.6米，宽3米；内河圩高3.2米，宽1.5米。而且，堤坡上植上3～5层树，形成防风林带。每个公社都建设好排灌站，添置足够的流动性机泵船，哪里有涝情，船就开到那里，进行排水，遇到旱情，则可提水灌溉。在加高圩堤问题上，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曾担心工程浩大耗费民力，要求降低工程标准，地委、专署、省水利厅都先后到建湖调研，提出看法。县委主动解释自己的立场观点，适当修定内圩加固标准，继续加快工程进度。省水利厅副厅长高鉴3次来建湖，他第一次来感到担心，第二次来感到满意，第三次来则认定这是解决里下河地区水涝灾害的有效途径，并在建湖召开了全省性的现场会，可以说这是县委扎扎实实地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在此基础上，县委又继续发动全县人民，在农田周围和田块中间大挖纵横“口”字形、“十”字形、“井”字形、“丰”字形等不同的三沟，排涝防渍，较好地解决了农田易渍受淹的问题，保证农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我所知道的1963年到1966年的4年时间内，年年粮食增产，农民口粮也由每人每天平均半斤增至1斤以上，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和提高。也可以说全县已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并向新的制高点前进。

县委常委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农村情况，更好地指导基层工作，决定强化农村第一线。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全区乃至全省、全国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即县委机关除办公室外，各部、委、办、群团合并办公，成立由县委副书记李有相、常委宣传部长刘则先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的县委政治工作办公室。下设几个组，分管和处理组织、宣传、纪检和群团等日常具体工作。把大批同志挤出来，由部、委负责同志带领到基层去蹲点，搞调查研究(包括部门工作)，指导农村工作。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县委机关改革的尝试。几个月后，虽然“文革”到来，实验结束，但县委全心全意地为农业基层服务，为农民服务的改革精神是予以肯定的。

三、县委重视思想文化工作，努力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把它视为战胜经济困难的保证。

首先，以“党纲”、“党章”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为教材，在县委党校对大队基层主要领导(支书、大队长)组织轮训教育。并通过他们在基层党支部举办业余党校，让广大党员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共产党人长远的和眼前的奋斗目标，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项工作坚持数年未断，使广大党员普遍地提高了政治思想素质，增强了党性，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团结和带动广大群众，战胜困难，推动经济建设发展，充分显示了党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在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以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为内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为人民群众服务、依靠人民群众的观点，联系实际，分析和认清形势，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既要看到建湖困难形势的一面，更要看到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也只有人，才是积极的、决定性的因素；认识到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抓住主要矛盾，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个总任务而服务。从而使大家明确工作方向，提高胜利信心。对这个学习，先从县委常委开始。组织中心学习组，定期学习讨论，从根本上弄清道理。县委副书记吴仲明专门到宣传部查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资料来源，研究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县委常委还重视组织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科局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在一次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李子健就向大家讲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哲学理论。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搞好生产和工作，以产生物质力量，改变建湖面貌。县委还召开了一次县直全体干部大会，由李子健同志作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辅导报告，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讲述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在起作用，使与会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克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行为，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提倡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克服落后保守思想，推动生产力发展，会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在文教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组织好学习，县委宣传部配备了专职理论教员，到各公社作辅导，推动教师、医生的理论学习。有的常委下乡，还特地为中小学教师和医生开学习座谈会，作辅导报告，在全县掀起了学习理论热潮，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把为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满怀信心地去战胜一切困难。广大干部，特别是公社、大队的干部整天生活在群众之中。庆丰公社书记周学彬、近湖公社书记刘志高、恒济公社书记唐修鹏、蒋营公社书记张少轩等被群众视为最贴心的干部。哪里群众有困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哪块田出现病虫害或庄稼受渍，稻田缺水，他们就常在哪块田头转，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他们为了推广先进的栽插和田间管理技术，不知开了多少次现场会，有时还脱鞋下田，亲自做示范，一丝不苟。广大群众也因此团结一心，大干快上，战斗不息。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经常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愚公移山精神的宣传教育，除在由上而下地部署生产任务，动员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战胜一切困难的大小会议上强化宣传教育外，县委还抓住典型的人和事在全县组织学习和宣传，如县供电所外线班长周学良在钟庄施工时，突然出现10名操作电工将要触电，危及生命安全的千钧一发之际，毅然实施人为断电而壮烈牺牲的事迹，县委立即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周学良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在全县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学习和宣传，中共盐城地委也在全区开展了学习宣传活动，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其次，积极抓好文艺团体工作，更好地为全县经济建设服务。搞好县淮剧团和杂技团的建设和整顿。一方面进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教育，纠正只为县城以上城市演出的思想倾向，树立起走向农村，为广大农民演出的思想，达到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农村流动演出。同时，要求演员要思想好，教育别人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绝不可以台上演英雄，台下臭烘烘；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以精湛的技艺塑造不同人物不同形象的典型，教育人、感染人。另一方面，调整和充实团的领导班子。选调了两个公社文教干事分别担任两个剧团的团长或指导员。并调出一批年老和艺术水平难以提高的演员，根据所长，另行安排他们的工作，将培养出来的一批新秀，如王景宜、刘素华、秦玉莲、戴建民等人充实进去，使剧团出现了勃勃生机，排演出不少新的、好的节目，整个淮剧和杂技表演有了长足的进步。狠抓文艺创作。1963年，由县委宣传部负责，临时抽调孙良枢、戴尧天等几位有文艺创作水平的同志，集中收集本县的农村题材进行现代戏创作，如以颜单公社七里大队广大干群在1962年同特大洪涝灾害作斗争、保粮增收的典型事例，创作出大型多幕淮剧《夺粮》；以一个老社员爱护公共财物的故事，创作出独幕淮剧《晚霞火红》；还有反映农村青年男女自主恋爱、追求幸福、努力搞好集体生产的独幕小喜剧《月上柳梢头》等，由淮剧团排练到农村巡演，并参加地区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好评，《夺粮》还获得优秀奖。同时，全县每年组织一次群众文艺汇演，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和调动了广大干群战天斗地，克服困难的信心。

再次，作出有影响的几项独特举措。一是成立县文化服务队。1964年，从县直文化、教育、卫生单位选调陶汉民、陈庚玲、葛以密、朱大红、姚绍娟、卞秀春、汪琪华、王爱华、杨进等12名同志组成“建湖县文化服务队”，由文化馆副馆长杨进为队长，实行送文化、医卫、科普知识“三下乡”。这支队伍有医生、护士、卫生防疫人员，有文化馆、电影队、图书馆、新华书店、扫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小学教师，他们既能歌善舞，又各具专长。不仅排出如《党叫干啥就干啥》、《副业生产就是好》、《送夫参军》、《牛是农家宝》等多台文艺节目(其形式有小淮戏、相声、说书、快板群、男女声表演唱、独唱等)外，还带着药箱、卫生防疫知识图片和科普图书、时政宣传材料、电影放映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为群众演出、防病治病、赠送农技图书、搞农技、防疫、时政图片展览、放电影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和科普知识、为农民扫盲识字或进行教学辅导等。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陈庚玲医术高明，走到哪里，群众中有患病者都闻讯而来，她和护士汪琪华成了大忙人。文化服务队的同志们下乡服务的热情很高，除远路乘船，其余全是徒步，跑遍全县各个公社和许多大队。不仅背着行李和小套幕布，还背着一件或几件乐器，如二胡、笛子、锣鼓、竹板。每位同志都练成了多面手。除本行业务外，在文艺方面，当导演、编剧的又能演多种角色，既能唱，也能演，还能舞；既能拉胡子，又能吹笛子、口琴，还能敲打锣鼓。为满足群众需要，他们一天有时演出两场，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不收群众一分钱，不收任何一份礼，不吃下边一口饭。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无报酬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教育了群众，也感染了社会。为检阅服务队的丰硕成果，他们还特地向县领导和县直干部举行一次汇报演出，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大家为他们作出的贡献感叹不已。县委用这种小型的组织形式，不用花什么钱，把文化、医卫、科普知识送下乡的做法就是好。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县里作出这样的决定和动作，虽然没有现在对“三下乡”意义认识那么高，却对“三下乡”作了积极地试探和实践，意义是深远的。

二是超前印发《毛泽东思想学习读本》。1964年，人民解放军全军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总政治部特地编印出版《毛主席语录》发至连队，组织学习。建湖县共青团书记唐静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总政作为礼物赠送给每个代表一本。唐静同志回来后，我们见了如获至宝，因为此书只有部队有，地方上是发不到的。当时，建湖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已热烈起来。为适应学习需求，便大胆地决定由县委宣传部翻印发至基层支部，让他们很好地组织干部、党员学习，特别要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章节学深、学透，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工作。大家得到这本书后，无不高兴。地委宣传部闻知，专门打来电话，索要了20本，分赠给地委常委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学习。此举，在全省甚至全国也绝无仅有。这本来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事，而在“文革”时，却把其定为“三反分子”的罪证，“打着红旗反红旗”，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人哭笑不得。其实，要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倒是恰切的，因为事先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

三是组织大型的国庆文化游园活动。1966年国庆节，正处于“文革”初期，县委工作仍在照常运转。为了热烈庆祝建国17周年，让全县人民过上一个欢乐愉快的节日，受到一次进步思想文化的熏陶，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在10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晚上在县体育场和文化馆举行建湖县史无前例的大型文化游园活动，即以县文化馆、职工俱乐部、体育场三家联合举办，利用体育场和文化馆小礼堂、篮球场、展览室、阅览室等条件和设备，组织淮剧团、电影队、文化馆、新华书店、体委等单位，在事先安排好的各自地域同时进行戏曲演出、电影放映、图书展销、图片展览、篮球比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展开面积达200余亩，观众入场后，可自由选择观看。这三个晚上，游艺场所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观众每天达万余人，不仅建湖镇上的群众几乎全部分批参加游园，连距县城几十里的农村干部、群众也纷纷赶来观看游乐，投身新的文化氛围，拓宽精神境界，陶冶情操。建湖县组织这些思想文化活动，就是强化对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即现在所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目的在于教育和鼓励全县人民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振兴建湖。

建湖县委教育和团结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成功地走出一条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所造成的困难，打开建湖经济建设新局面的探索之路，所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和作出的战略决策，可以说是既抓物质生产，又抓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其精神值得弘扬，其经验值得借鉴，应当载入建湖的历史史册。

转自《老党员话建湖党史》 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