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每逢稻麦登场和年根岁底，就有一批人以收“时丰”为名，登门索取钱粮，并成为一种陋规，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时丰起于何时，则不可考。据说，最早发起收时丰是与田赋有关的册书和粮差。旧制盐邑征粮区域，分为108个都图，每都图有册书5至10人，负责编造串册事宜；粮差1至3人，负责催征事宜，统属于县田赋经征处管辖。充其事者，均与官吏有特殊关系的对象。册书持有粮户田亩底册，父子相传，等于祖业。册书若无力经办，还可以出卖，谓之“交办”，同样得到可观的交办费。在县地方经费预算内，虽有册书造串和粮差催粮的补助经费，实际上都被经征官员侵吞。为解决书差经费，他们就在粮户头上打主意——收时丰。上边官员是睁着眼闭着眼，书差们也乐意这样做，可以索取更多钱粮。其时丰标准，因户因田而定，伸缩性很大，除少数地主豪绅不给或少给外，一般农户都要如数照付。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北乡收时丰，每10亩土地不低于1斗（每斗约13市斤），不足10亩的，仍以10亩收取。沤田收秋季时丰一次，麦田除收稻谷外，还收夏季麦子时丰一次。每到夏秋收获季节，书差便直接向粮户抽取。时丰成为农民田赋税款以外的又一笔负担。

乡约地保看到书差收时丰便眼红，也纷纷跟风而上，雇船下乡，自定时丰标准，到各户门上抽取钱粮，谓之“跑腿费”。更有地痞流氓，趁收时丰之风，以“托散”形式，从中索取钱粮。所谓“托散”，即送张财神像或送些松枝到门上，以一倍代价索回数十倍甚至百倍钱财。此外，还有兽医、摆渡、地理先生等，年终都要按方位登门收时丰，农民辛勤劳动之果实，散之于彼辈为饔食。有不少农户，散之而后，反而家无储粮，应了“年关年关，农民难过‘时丰’关”这句俚语。民国时期，虽有取缔时丰陋规之议决，由于多方阻碍，终未能禁止。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收时丰陋规，农民除应缴公粮公草外，别无其他使费。如今，农民种田连国家农业税都不要交，又不要上交镇村任何费用，国家还倒过来补贴种粮户资金，真是千古没有的大好事，种田越种越甜，越来也越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