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里“柳堡的故事”(姚梦)
在鲁艺师生遇难纪念碑前,83岁的老人吴绍林向本报大学生记者讲述抗战往事。
《人民报》来到建湖小乡村
8月2日下午,大雨。本报大学生通讯社的6名大学生记者一起来到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在这里,有一个当年新四军苏中二分区委《人民报》及其印刷厂旧址。
“1944年10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谢家庄,住了不到二年多”,村里的老书记谢红光告诉记者,当时村里周边都是湖荡,庄上有谢氏宗祠,庄东有古龙王庙,都是隐蔽进驻的好地方。
谢红光今年68岁了,在村里,人们把他称作村史的“活化石”。对于当年的这段历史,谢红光并不是当事人,却了解得十分全面。
“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讲新四军,讲着讲着就来劲了,就一直寻找这方面材料”,谢红光说,《人民报》辗转到谢家庄的时候,报社连印刷工人在内也就是21个人。到了当地直接进驻在谢氏宗祠,宗祠当时就是一间草房子,条件非常简陋。
对新四军尤其是对《人民报》的亲切感,让谢红光一直在寻找与与此相关的内容。几年前,他终于在高邮找到了几张在谢家庄印刷的《人民报》,并复印了几份带回来。
记者看到,当时的《人民报》非常简单,就是四开四版的报纸。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复印的缘故,许多字已经看不清楚。但出版时间和栏目依然清晰。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也就是1944年11月4日的这天,《人民报》上刊登了《把民兵组织好,减的租稻才保牢》的文章,讲的是号召大家建好民兵组织,保护好租稻的情况。下面还开设了“名词解释”、“大家谈”等小栏目。报纸用词通俗易懂,读者设定显然为普通群众。
白衬衫换来“零头布”
在谢家庄的这段时间里,军民之间产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谢红光说,为了保证每3天一期的报纸出版,报社的记者每天要走很远去采集新闻,几天就跑坏了一双鞋。村里妇救会就发动妇女们为记者做鞋。报社有三位南方大城市来的女青年,也打算学着做鞋,专程向村里的谢晋懿、谢晋玉两位姑娘学习。其中有位上海女青年,居然打算将自己的白衬衫剪掉去做鞋子“铺衬”。村里的姑娘们赶紧把家中的“零布头”拿出来,送给女青年做鞋。
“你知道吧,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绝对不能拿群众的东西”,谢红光说对记者说,最终女青年接受了谢晋懿的“零布头”,却硬是把自己的白衬衫送了出去,算是“等价交换”,不沾老百姓一点便宜。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庆丰镇东平村。83岁的老人吴绍林回忆当年,对新四军路过时的秋毫无犯记忆犹新:“我们这儿靠敌人近,新四军都是悄悄来,偶尔路过。如果在老百姓家吃顿饭,那肯定是要给钱的,走的时候,还帮你家水挑好,柴砍好”。
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给当地群众留下极佳的印象。在后来鲁艺师生遇难的时候,东平村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鲁艺师生师生们收尸。每逢有后人来访的时候,吴绍林都要走去看看,帮着介绍一些情况。
印刷所长爱上谢家姑娘
谢红光说,村里曾经有一户村民谢宝贵极为贫困,报社就安排他们父子到印刷厂帮助打杂。一来二去,谢宝贵居然也慢慢识字了,后来就跟着印刷厂赶赴前方。据说,部队进驻上海之后,谢宝贵被安排去上学,后来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上的是同济大学。
不过最令谢家庄人难忘,还是建湖版《柳堡的故事》。
当时印刷厂的负责人叫陈辉,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人们称呼他为“陈所长”。陈辉住在村民谢应明家中。谢应明的女儿叫谢晋白,模样可人朴素大方。谢晋白不识字,看到报社的青年人都识字,心生羡慕,便经常捧着课本向陈辉请教。日子一长,大家都看出来了,谢晋白爱上了“陈所长”。
在报社迁走的前一天晚上,陈辉主动约谢晋白彻夜长谈。陈辉告诉谢晋白,现在只能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等全国解放了,一定回来接她。
新中国成立后,陈辉果不食言,专程写了两封信寄来,一封给谢应明夫妇,一封给谢晋白,内容是让谢晋白到江阴与他结婚。几天后,谢应明就把女儿送到江阴,与陈辉结为连理。
“后来不是放电影《柳堡的故事》嘛,我们庄上人看了,都觉得那与谢家姑娘的事情特别像”,谢红光说。
距离当年的往事,已经过去了近70年了,但谢家庄和东平村的村民依然怀念新四军。几年前,谢红光号召大家集资重建了《人民报》印刷厂旧址,依然保持了谢氏宗祠与印刷厂在一起的格局;建国后,东平村历次改名,要么叫鲁艺村,要么就是东平村。所谓东平村,用的就是遇难烈士邱东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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