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突然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下同）的特大流行。其时，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收割早稻，抢栽晚稻，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但因患者病状与教科书中所述及我国以往所见的钩体病大不相同，亦即，非典型性——少见有发生黄疸（典型外耳氏病Weil disease有黄疸），呼吸道症状显著，并每每由于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由此迷惑了当地所有的医生和专家，致使他们处于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困境。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水陆空交通也实施了防疫管制，疫情直接惊动了中南海。

疫情发生后，因需保密，省内外都不敢就此事大肆声张，邻近温江专区的成都市内仍然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甚至与防疫站关系密切的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成都所”，下同）的一般技术人员也只是偶尔有所风闻，不知其详。原来，自7月初起，省内各地就先后有零散病例，或小规模的流行发生，重症病人全都死于肺部弥漫性大出血。省里的防疫人员和专家从一开始就汇集在疫区的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了专业检验组，从事病原体的检验和探索。经过约莫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专业组除了鼠疫杆菌等可疑病菌得以排除外，几乎一无所获。随后，终于在8月上旬，迎来了北京的流感病毒专家和防疫人员共4人，他们说是有可能为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造成这次温江的特大流行。省里做出决定，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内成立以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朱既明研究员和四川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林志靖教授为组长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工作。

我是在这个检验组开展工作之后，才开始对温江疫情略有所闻，但是仍然不知这次疫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内科当过将近两年的助理住院医生，由于不满医院当时检验工作的落后状态，随后到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央防疫处，改学微生物学，从所谓“拉胡琴”式的体力劳动（当时一种戏称，即用细菌刮种棒刮种克氏瓶培养物做苦力劳动的一种说法）做起，练就了一手无菌操作的真功夫，掌握了微生物的培养、分离、检测和鉴定等全技术。1947年，我前往欧洲留学，一度师从享誉国际的钩体权威 Petersen教授，钻研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操作，特别是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特长，即钩体血清学分型法。1948年我在国外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于1949底应召回国，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在这里，我曾经以总技师的身份，协助我国钩体学者魏曦教授主持的钩端螺旋体研究室（这在中国也是以此为名开创先例的唯一专业试验室）掌管过该室的科研工作计划，不但了解国内科研动态，对国外钩体病的最新进展（国外马来亚的疫情报告就是在1957年发表的）也了如指掌。

1957年反右派运动，我受到牵连。1958年初，我被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内定为“右派”，并于同年10月，“戴罪”来到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这样的身份，使我无缘对温江疫情有更多的关注，甚至难以与流感病毒检验组交谈或研讨问题。

事真凑巧，就在疫情发展到了高峰的时刻，8月14日早上，我在所里行政楼前面的花园路上，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当年主管生产、科研的所领导—燕真副所长。燕真先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早在晋察翼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就曾和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起共事过四次，而后在延安时，他还结实了那里许多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建国初期，他于1952年奉命来川主持当时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第二所，即后来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筹备建设工作，担任筹备处的主任（第一所为后来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所落成后，他于1957年3月起担任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

我在1954年就与燕真相识。那一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归”的我，被当时卫生部防疫司杨清秀副司长亲自点名，从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抽调参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多的筹备工作，主持生产车间和实验室的技术设计。从此开始结实了燕真和王庭槐夫妇。我到成都来工作后，又和他成为同事，私交很好。

燕真主动向我介绍了温江疫情和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疫区防疫站的检验结果，说是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就等所里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检验组拿出检验报告来。我听后，脱口说出了一个问题：“怪了，流感不在城里流行，跑到乡下去了，真是闻所未闻！”

燕真对此也有同感。我接着指出，这次病状有点像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的一期刊物上发表的疫情那样：在马来西亚（即今日的马来西亚）丛林中作战的英军士兵，因与被鼠尿污染的露水接触，染上了钩体病。流行趋势虽然没有像温江那么凶猛，但在临床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主要特征，却与温江患者的症状极为相似：无黄疸，肺部症状突出，有血痰或咯血，乃至死亡。此外，在欧洲的意大利、丹麦等国，也有无黄疸型的钩体病存在，但只是散在性或是在少数人群中发生，从未见有这样特大规模的流行。

我顺口向燕真提出如下建议：“不妨叫所里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钩体方面附带做些工作，或可解决问题。疫情已经发生一两个月了，至今仍然毫无头绪，这事应尽快落实。”

第二天，8月16日上午，燕所长就派人给我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要求尽快进行检验，解决当前这个使全省上下乃至北京中南海迷惘和困惑，而又了无对策的病原学习重大难题。

艰难之时，我已是内定的“右派分子”。燕真不计较我的身份，我当然愿意临危受命。况且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和公民的责任感，也应该挺身而出。我独自一人在所里马家桥一侧山坡下的一栋独立闲置房中，连夜建成所谓的“钩端螺旋体检验组”，这在医学史上是开创先例的一码事——从实验室和动物间的布置、领料、送料、实验操作、培养基接种培养、动物接种饲养解剖和处理以及打扫室内外卫生等什么细活、粗活、重活、轻活，全都由我这位尚未被公开解除职务的“总技师”一人独揽下来，包干到底了。

8月16日，对12份患者血清样本的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10份阳性，多数达到1：1000或更高。内行人，或者稍微懂得一丁点儿临床检验知识的内科医生，一看就足以说明或证实，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体病。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出现死亡（因动物间在19日始隔离安装完毕，当日才接种，以致推迟了3天得出结果），经解剖呈典型钩体病变，并在暗视野显微镜下看到活泼运动的钩体，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为钩体感染。

然而，由于我的“戴罪”身份，无缘参会，作出汇报和辩论，我的科学结论多次不被当时的各路专家和卫生当局认同和采纳。以致疫情还在蔓延，死亡人数还在攀升。燕所长几次将我的检验结构即时口头上报给以四川医学院曹钟梁院长主持的专家小组，都遭到否决。他们根据患者肺部症状及未出现黄疸的表象，即与教科书上描述的典型症状一样，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与此同时，专家组还向上级提出报告，邀请并等待北京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来川核实我的结果。至此，事情由8月16日获得阳性结构起，已逾10日！

时间就是生命，已经来不及半点迟疑和延误！早一天确认钩体病的诊断，农民兄弟的苦难和生命就早一天获得挽救和解脱，免于死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者的手下。因此，我也盼望北京的专家能早日到来，视察我的实验室、检查试验记录，乃至交换意见。但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被明示：已经成为公开的“右派”分子。

8月下旬（后经查证是8月24日），北京派来的一位钩体病专家飞抵成都。这位专家始终没有和我有过接触，我甚至连这位专家的姓名都不知道。直到时隔30年后，我从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一卷，1987）和四川省志编辑室通过所里给我发来的征询函（1989年9月初）中，才知道来者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先生。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搞钩体研究的机构仅有两个：一个是附设于北京友谊医院、由钟惠澜学部委员（院士）领带的热带医学研究室；另一个是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由魏曦教授主持的钩体研究室，他也是学部委员（院士）。

在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1964年出版的《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广州）资料汇编》（简称《汇编》，下同）中，未见有人就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探索经历，做出专题报道。就是作为大会主席的钟先生，在他长达21页、以《新中国对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概况》为题的开卷篇中，对1958年温江发生的那么大的，惊动了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疫情，也只是一笔带过，说了如下几行字，“1958年秋季四川温江等地区发生本病大流行后，在该省党政领导下，对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参见《汇编》第2页），而没有谈他对温江那次疫情病原体的探索成就。但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医学家传略书中，却有一段他自己撰写的情节：“1958年，四川省4个专区的钩端螺旋体病爆发流行，数以10万计的群众受到感染。当时该病被误诊为鼠疫和亚洲型流感，封锁了川藏以及成都附近的交通。钟惠澜奉中央之命赴现场调查，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准确地判明了病因，解除了封锁，使广大患者适时得到了正确的治疗，保障了人民的生活、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参见《当代中国医学家荟萃》第一卷第392页。主编：崔月犁韦功浩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但在这同一本书上的第383页，却有我撰写的另一个式样的描述：“1958年，四川省温江专区所属各县爆发原因不明的一种疾病。医务界对该病的病因，总说纷纭，莫衷一是时，陈延祚首先提出：鉴于本病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特征与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极为相似，因此，钩端螺旋体有可能为其病原体。后来，通过实验，首先获得了血清学的证明，但仍不被人们接受。直至一个星期后，又分离得导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现称为赖株）钩端螺旋体，才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治疗方向。”赖株钩体是我国最为广泛流行的钩体，现已被国际上认可为以新型钩体收藏。

在同一本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到底是谁发现了病因？钟先生来成都时，我已经成为“右派”，不知道他来后是如何三天就发现病因的。为此，在读到钟先生的自传以及省卫生厅发来征询函征询情况后，我致信已在兰州离休的燕真夫妇，了解真相。2000年2月28日，燕真回信说：

“1958年温江地区秋季疫病大流行时期，成都所和你——特别是你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我当时是从疫区取标本，传信息，将结果带去疫区组织，起个‘交通员’的工作。在和你交换意见中，你提出马来亚疫情，并由你负责做疫区患者血清学检查等工作，很快获得钩体病原阳性报告，相继在患者血液标本动物接种获取到首例钩体病原体结果，证实流行是钩体病所致。这是有原始记录可查的。当时流研科钩体组做了包括华阳、双流等县区自然疫情原调查，取样检测工作。在钟惠澜离蓉回京前，从成都所带了原始材料走，取教于他。但后来在他写的文章中只字不提资料来源，当时就有技术人员提该钟剽窃、篡取成都所相关人员的劳动成果，我也有同感。并与周绪德副厅长面谈过。但对那是文章尚武过问之意而不了了之……。事实永远是任何人主观意愿战不胜的，是不随个人主观意愿而转移的。”

原来事实真相是如此的！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命运多舛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的人一生受难学无所用，有的人历尽艰辛取得的科研成果被忽视被剽窃，有的人因仗义执言而家破人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屡遭磨难依然自强不息，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历经侮辱折磨而不改。我已是九四之人，无意深究过往的对错，想到曾因自己的努力使百姓得以免除病痛，此生足矣！

（作者系国家一级研究员、著名微生物学家、生物制品专家）

文章转自《搜狐网》“富焉道焉”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