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是抗战时期华中敌后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战，既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士气，又使我新四军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创造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不过，当初这次战役并未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报批，战役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还曾受到新四军军部的指责，几位指挥者甚至被责令检查。

首先是车桥战役组织的必要性。车桥战役实际是粟裕在没有事先报告军部和中央军委的情况下，自行组织的一次重要战斗。3月8日，车桥战役结束次日，粟裕、叶飞即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报中央军委，汇报战役组织情况。（90页）对于组织车桥战役之目的，粟叶电报说了两点，一是“为便于坚持与集中干部整风，调集几个团整训起见，必须打开淮宝地区（曹甸、车桥一带）作为阵地”；二是“为打破敌汪对我苏中之扩展清乡及改施屯垦”。其实这两点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这一点我们看看3月9日张饶赖给粟裕、叶飞、陈丕显回电或者会有所感悟。

陈毅当时在延安，主持军部工作的张云逸，但实际主政的是华中局 记饶漱石。陈毅获悉车桥战役胜利之后，从延安发来嘉奖令：“车桥之战，连战皆捷，斩获奇多，发挥了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记录，除通报外，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与军部的此封回电完全不是一个基调。因此可以认为，军部的此封回电实际是当时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观点与看法。

军部在这封回电中，一方面对1师英勇善战、大破强敌表示肯定，但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对其组织此次战役的动机提出质疑，及对此次战役可能的后果表示担心。回电中认为如果是为了打破敌人对苏中的清乡行动，应当“选择其要害坚决打击之”，但是“车桥敌的指挥系统是属华北，不是属苏中，对苏中敌清乡恐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军部认为这个目的不成立。对于便于集中整风一说，军部的回电说的同样明确：“近来敌人南调西调频繁，似有新的战略企图。而淮北、苏北敌情原无新变化，如为集干整风，不是打开淮宝地区，而是不宜主动的大的出击敌人。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在军部看来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换言之，在军部看来，一师组织的车桥战役是没有必要的，至少说军部是不可能发起组织这样一次战役。军部的回电中还特别就此作了说明：“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丕显来时已说明此点）。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回电最后特别强调：“以后你们如有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望即先电告军部。”（均见92页）由这样的强调也可知，车桥战役组织之前粟裕他们并未事先请示，自然也谈不上得到批准。因此我们评价车桥战役的意义，更多的是揭示其客观意义而不是主观原始的目的。

去电与来电中各有很值得的玩味之处。去电只是以粟裕、叶飞名义，并未有陈丕显联名，从军部回电中可知，陈丕显在军部时，军部已经向他说明“反攻以前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看似不经电的不联名，实际是粟裕一个小小的灵机，省得说我们是明知故“违”军部指示，这也更说明他们是明知军部有此要求的。而军部的回电偏偏带上了陈丕显，也就是说军部不承认1师的装傻。其实就是在回电中担心敌人大的报复时，也承认即使不打车桥战役，也“并不是说敌人不会对我扫荡”，在明确要求其在“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时，要先电告军部，但紧跟着又说了一句：“但在紧急情况下例外。”这样看来，军部还是给了粟裕他们很大的宽容与权力空间。

对于军部的这一切，粟裕并不领情，所以在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注意是三人联名了！）就组织车桥战役的理由再次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在电报中除了反复申明前电两大理由之外，又补充了一个新的理由。电文说：“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说来，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说来，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敌伪两个系统之分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实际上这才是粟裕他们不顾军部指示，下决心组织此役的真正的原因。当然在电报中对敌人报复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车桥战役后，敌估计无大举报复，我想这也是因为此役是在敌神经末梢地区、系统交叉地区组织的。同时电报对敌人万一组织报复及我之准备也作了分析，并表示“在其报复之后，我不再刺激敌”，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对军部回电的接受。（95页）粟裕的强硬让军部很无奈，不过更主要的不是陈毅在延安的表态让军部很无助。3月13日军部新的回电上说：“这次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粟裕年谱》）

关于这样一个插曲，当时的亲历者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则有更详细更深刻的记述。他写道：“3月中旬的一天（应当是3月上旬，此当是陈老误记了一两天时间），驻地军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可当我走进行粟裕同志的房间，却感到一种反常的沉闷气氛。桌上摊着一份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从淮南黄花塘发来的电报，内容实在出人意料，犹如一首雄壮欢快的英雄交响曲中突然冒出一个不和谐音。”不过，陈丕显对电报内容的表述似乎与现在档案资料不完全一致，如其中有“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数语，不见于3月9日军部回电，此外陈还记述说：“电报还责令我们一师和区党委几个负责同志对此作出检查。”这样的内容也不见于3月9日电报，是否还有其他的电报则不得而知。对于军部（这里主要是指饶漱石）的态度，粟裕他们认为，“饶漱石这份电报，关键不是什么对客观形势估计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故意找岔子，想整一整1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为什么要整1师和苏中区党委，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认为饶漱石是想趁陈毅暂离军部之机，背后搞鬼，从政治上陷害陈毅（《苏中解放区十年》第260页）。

在军部与1师矛盾正在升温之时，延安的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苏北部队收复车桥的消息，热情赞扬“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高度评价了车桥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在当时，说句笑话，也真的‘救’了我们这几个人的命。饶漱石从此闭口不提检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