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要塞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按语:经我党有计划有组织的策动,国民党军江阴要塞于1949年4月21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际,成功地举行了起义。这一起义为渡江战役胜利和保证我军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骄傲的是,这次起义的策划者、发动者多数为建湖人。在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特推出纪念专辑,纪念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共和国解放付出努力的英雄们。
江阴要塞起义述略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这里地势险要,江面仅1500公尺,为长江下游最狭处,素有“江防门户”之称。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即在江阴要塞配备一个守备部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团,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顽抗,江阴要塞的防务得到全面加强,到1949年初,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达到7000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重要军事头目更是接二连三到江阴要塞视察,江阴要塞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长江防线的重点,倚为南京、上海的牢固屏障。
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在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线大军渡江时,成功举行了起义,我渡江部队在江阴东西六十里长的江面未受阻击,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并立即掉转炮口,猛轰国民党21军阵地,保证我渡江部队直插敌人纵深,到当日上午8时左右就切断了沪宁线,促使国民党军防线的迅速瓦解。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得知江阴要塞起义后,深知南京无法再守,遂于23日早晨逃离南京。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策划、组织、实施江阴要塞起义的全过程中活跃着一批建湖籍的地下党员和追求正义光明的建湖人,他们是: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活动
1946年春夏之间,中共华中五地委(即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其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四弟唐秉琳和五弟唐秉煜的来信,他俩暗示想脱离国民党,到解放区来。唐即向五地委书记曹荻秋汇报,曹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为我党工作,遂指示唐君照复信,要他们等待,并暗示将派人与他们联系。
1947年春,唐秉琳调任江阴要塞任上校参谋处长。中共五地委通过建阳县委派上冈区区委委员唐坚华(唐君照的堂侄)、仇英全家以逃亡地主的身份往江阴,实际担任江阴要塞起义组织工作的联络员。唐坚华在上海与唐秉琳取得了联系,唐坚华传达组织上要求他们留在国民党军内部的指示,要求他们“深入国民党部队抓实力”。唐秉琳将党的指示通知了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上尉参谋的唐秉煜、时任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的吴广文(唐秉琳姨表兄)。是年11月,华东局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并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一个重点,为将来渡江作战做好准备。宋学武、唐坚华根据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的表现,介绍他们三人入党,并很快得到华中工委的正式批准,从此江阴要塞内有了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联系,华中工委派唐仲衡(唐秉琳堂兄,党员,曾任建阳参议会副会长)全家在江阴城内设立地下联络站。不久,中共苏北区委员会成立。唐坚华的工作关系,唐坚华与唐秉琳、唐秉煜的联系都移交到苏北区党委,唐仲衡的地下联络站也转到苏北区党委,由区党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宋学武和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具体掌握。
唐秉琳等入党后,立即根据党“要抓实力”的指示,在要塞内部开展工作。在戴戎光接替孔庆桂出任江阴要塞司令以后,唐秉琳利用与戴同是盐阜人、戴一心想扩编吃饷的心理,把吴广文调到江阴要塞当了守备总队长,吴把自己在黄埔的同学王德容弄到要塞当了参谋长(后任游动炮团团长),自己也当上了炮台总台长。他们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到我军渡江前,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主要队伍的实权,已基本为我地下党控制,戴戎光完全被架空。同时我地下党派遣的何漪(女)已成功打入敌军统设在要塞的政训室。这一切为江阴要塞成功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6月,唐坚华、仇英夫妇去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回江阴途中,在泰州被敌人拘捕。虽然备受折磨,但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逃亡地主,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我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后来在党组织的活动下,唐坚华夫妇年底获释,奉调回解放区工作,华中工委派吴铭接替唐坚华夫妇的工作,负责江阴要塞地下党与江北上级领导的联系。
华中工委、三野十兵团对江阴要塞起义的领导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以后,渡江战役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在江阴一线顺利渡江,华中工委、三野十兵团领导先后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在我军渡江作战时的基本任务、方针、方法等作了具体指示。1949年3月,华东局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澂(音读chéng 同“澄”)明到华中工委,并安排他打入江阴要塞负责整个策反工作。华中工委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明确要求,江阴要塞的任务是配合我军渡江,并由陈、管直接掌握,还强调不能暴露,不准瞎活动,服从隐蔽,并对做好江南江北交通联系和江阴要塞如何配合我军渡江,以及起义后的政策等都作了具体指示。王澂明接受任务后,即与华中公安处江华一起,带了电台、报务员、机要员等到江阴要塞对岸的靖江江边开始工作。不久,为有利于配合渡江,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由华中工委移交给了三野十兵团直接掌握。是月,十兵团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与王澂明谈话,对配合渡江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即“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见到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我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炮不打、枪不响,完成即渡江第一功”。
为更有把握控制江阴要塞,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策反起义,十兵团从29军选派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团营级干部,在交通员吴铭带领下,打入江阴要塞内部,担任副官、卫士等。这批有斗争经验的同志进入要塞后,要塞内秘密党员达到10人,力量大增,要塞起义有了可靠保证。4月18日,王澂明也进入江阴要塞,并立即召集唐秉琳、唐秉煜、李干、李云葵(原要塞守备总队副总队长,吴广文被戴戎光撤职后,接任总队长)等开了紧急会议,传达十兵团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就各位,掌握好部队,迎接我军渡江,并对工作做了具体分工。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
21日零时刚过,我渡江先头部队即在要塞长山北麓登陆,负责接应的陆德荣、徐以逊分别在长山、肖山与我先头部队会合,带领部队向敌21军出击。凌晨2时左右,王澂明果断打电话给唐秉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名义,下令“要塞官兵立即行动,掉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坐阵在黄山总炮台的敌要塞司令戴戎光发觉我军渡江,急忙命令唐秉琳开炮,这时他才发现要塞已经被我地下党控制,他被迫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
早晨7时左右,江阴要塞召开全体起义军官会议,接着又召开千余官兵参加的大会,宣布江阴要塞起义。起义后,江阴要塞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接管。当日,三野特纵司令陈锐霆到达江阴要塞黄山总台指挥所。几天后,三野粟裕司令员也视察了黄山炮台,并决定委
65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战火中的英雄业绩永远刻在人民解放事业的丰碑上。让我们记住这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唐明义据无锡市委党史办《江阴要塞起义经过》改写)
渡江策反群英赞
王澂明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
退兵声中留一棋,三载之后验神机。
渡江覆蒋突破口,顿教天险化为夷。
(二)
神出鬼没过长江,重兵封锁岂能当?
要塞兵变拔剑起,生擒敌酋戴戎光。
(三)
紧急军情送江北,迎接先遣打前卫。
一支神兵插长山,策应要塞疾如飞。
(四)
夜半切割电话线,狐鬼不知箭在弦。
不发一枪接奇兵,红旗插上黄山巅。
(五)
迎接大军占黄山,要塞易手顷刻间。
进兵江南贵神速,前锋直指杭州湾。
选自《无锡革命史料选辑·江阴要塞起义专辑》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唐妍)
不知不觉中,父母已经离开我已经很多年了。他们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为渡江战役胜利所作的贡献,他们的人格与修养至今仍被很多人记得并感动着。在渡江战役胜利六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想再一次拿起笔来,把对父母的思念诉诸纸上,希望在天堂的他们也能够看到。
我的父亲叫唐秉钧,字仲衡,1900年出生于草堰口的一个书香人家,1920年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1米8的个子,长长的脸,大大的眼睛,经常穿一身灰色长衫,冬天戴顶帽子,颈上围条长围巾,言行举止儒雅得体。从青年时代起,父亲就是一名爱国进步青年,读书期间和盐阜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仇一民是同窗好友,经常参加上海地下党活动。大学毕业后曾有人聘他当律师,但他放弃了厚禄,毅然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由仇一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草堰口建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党组织——草堰口党小组,他们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扩大革命队伍,组织迎接北伐军过境。1928年仇一民牺牲后,由上级组织任命我父亲负责草堰口党小组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先后在杨村补习团、海南中学、盐阜二高中(现上冈中学)任教,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成为老区干部,成为国家栋梁。
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的1946年底,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派遣父亲率全家到江阴设立固定联络站,打入国民党内部做策反工作。时任华中工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的二叔
在解放军渡江前一天的凌晨,联络员吴铭从江北十兵团司令部带来密写的渡江命令,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父亲叫大姐打来一盆明矾水,纸上立刻显示出渡江指令,内容是渡江的时间、联络信号及口令。要塞地下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五叔唐秉煜连夜带着大姐作掩护,去接隐蔽在无锡城里的地下党吴广文回要塞。那天全家人彻夜未眠,焦急万分,就怕大姐发生意外。完成任务后,为了安全,五叔把大姐托付给一个老乡,让老乡送大姐回家。在渡江前夜,地下联络站根据上级指示暂时撤离原来的联络点,在江阴的黄山脚下建立了临时联络点,等待接应解放军。
由于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父亲积劳成疾,可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仍然坚持工作,未能给自己留下治病的时间。解放后,因为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全家回到了盐城,父亲将做地下工作作掩护用的衣物用品都完好地交给组织,组织上安排父亲去盐城中学工作,由于病情恶化未能成行,1950年春,父亲因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父亲是一名好党员,是一位好父亲,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使命,毁家纾难,鞠躬尽瘁,赤胆忠心入虎穴。不久,组织上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遗体安葬在老家草堰口,建党九十周年时,父亲的遗骨迁至建湖烈士陵园。
我的母亲成丹梧出生于1914年,病故于1976年。母亲是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和蔼可亲。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身材修长,朴素大方,冬天常穿着蓝色列宁装中袄。母亲的一生艰难而坎坷,可是她很坚强,有韧性,她是父亲干革命的好助手,是单位尽职的好员工,她也是我们姐妹慈爱的好母亲。为了我们,她含辛茹苦地操劳一生。
父亲当年的革命工作,是拿性命作赌注的,母亲一直无怨无悔地支持他。父亲刚接到要以全家作掩护、去江阴建立地下联络站的命令时,压力也是很大的。听一位老干部讲,当时我父亲坐在他家床边默默地抽烟,因为这次行动牵连着全家人的生命安危,可是母亲仍义无反顾地支持父亲。父亲先出发去上海,母亲在苏北老家变卖了家里的东西,收拾行李,带着全家老小5人(外婆、两个姐姐和哥哥),从冈西坐帮船,在水上行了几天几夜才到上海,在亲戚家的柴火房落下脚,一路上吃辛受苦。由于路途颠簸,在上海住的条件差,哥哥唐虎染上了天花,因怕暴露目标,不敢去求医,后来膝盖落下了毛病,不能走路。
父亲带着全家人到江阴指定的联络站工作后,全家人便开始了敌人虎口下的紧张生活。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母亲都跟着担忧,母亲常和我们说一家人是头提在手上过日子。在渡江前夜,联络站撤离到黄山脚下,母亲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全家老小撤离。姐姐她们说当时的情景就像现在的枪战片一样,子弹在头上瞬间飞过,火光一团团在眼前落下,枪声炮声不断。姐姐们因年幼都很害怕,但母亲不断安慰鼓励她们,全家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渡江胜利后,母亲随父亲率全家回到盐城,哥哥唐虎患天花落下的后遗症,因为父亲参加起义工作的拖延,错过了治疗机会,不久就夭折了。失去爱子,对父母来说是相当沉重地打击。接着父亲病情日渐加重,1950年春父亲离开了我们。这样的状况对母亲来说是雪上加霜,家庭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一下就愁白了头。上有需要赡养的老外婆,下有我们年幼的姐妹三人。母亲只好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最困难时母亲就去街道找些糊纸盒、剥花生的零活干,顽强地领着一家人生活。后来,组织上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安排了母亲的工作,把耽搁了几年学业的大姐送去读书,并在草堰口老家给我们盖了两间草房,从此,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尽管生活如此艰辛,母亲从未向困难妥协过,遇到困难总是自己克服,从不向组织伸手。她想方设法让我们姐妹三人有书读、有饭吃,她经常教育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学会自强、自立,把我们培养成科技、教育、医务工作者,使我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作为的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她从未用粗暴、训斥的方式教育我们,让我们在缺失父爱的家庭里依然生活得很温暖。
母亲在建湖县中学、上冈中学任图书管理员和女生辅导员,在单位她工作兢兢业业,多次受到表彰,新华日报曾刊登了赞扬母亲工作精神的文章。记得以前一到暑假,老师和同学们都放假了,母亲就利用假期整理书籍,将书编号、编册,我们姐妹总去帮忙,有的书怕霉变就拿出去晒,坏了的就进行修补,她十分爱惜学校的书籍。学校里谁有困难她都想方设法给予帮助,谁遇到困难都愿意找她商量,年轻的老师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妈妈。
由于长期操劳过度,母亲患上了几种慢性病,可是她处处为我们着想。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她总是帮助我们操持家务。1976年夏天,她还未享受到人间幸福就离开了我们,这是多年来留在我们姐妹心中最大的遗憾。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想到母亲是那样坚强面对时,我们就有了前行的勇气。
虽然他们已离开我们多年,我们心里仍为有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从荆棘路上走来,向着鲜花丛中走去,带着人民的爱戴、战友的深情和儿女们无尽的思念,留下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品德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人生是辉煌的。我们一定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教育好我们的后代。我们最敬重的父亲母亲,安息吧,你们永远都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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