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县城建湖镇位于县境中部，地处省道盐淮、建宝公路结合部和建港沟、西塘河的交汇处。该镇形成较晚，初名胡垛庄（又名永丰圩），其名首见于明末进士孙榘的《被缨集》，该庄时属盐城县新丰乡张歧里。明末清初，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形成集镇。“湖垛镇”之名始见于清乾隆年间编写的《盐城县志》。该志载：“乾隆二年(1737) ,湖垛大火”。同书还称胡垛庄为“湖垛镇”。可见胡垛改庄称镇当是乾隆之前的雍正年间( 1723～1735)较为可靠。至于“胡”改“湖”之说，一云因其傍水，地又似垛形，故此多亦云该地原居民多胡姓，因文人恶俗爱雅习故，故此。传闻不一，列此供考。清光绪年间湖垛镇人口增至万余，为旧制盐城县大镇之一。

1940年湖垛镇首次解放，属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二区，为区署驻地。1941年9月18日建阳县肇建，湖垛镇改属建阳县。1945年日寇投降，湖垛镇二次解放，年底，建阳县政府迁至湖垛镇。1947年划为县属镇。1958年公社化更名为东风大队，隶属东风人民公社（今近湖乡前身），1959年从公社划出，仍复名为湖垛镇。1966年“文革”开始，有人为避“湖垛”的谐音“糊涂”之嫌，则随县名更为建湖镇。

据考，湖垛称镇后曾有两次南北分治的过程。一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改行政区乡制时，湖垛划归盐城县，十二区，当时的梁垛乡（今钟庄乡）亦并入十二区，湖垛分成湖南、湖北两镇。湖南镇辖南十个保，湖北镇辖北七个保（也有老者回忆，1931～1937年期间，湖垛曾期为湖南、湖中、湖北三个镇），直至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湖南、湖北两镇方合而为一。另一次是1947年下半年，据传因地方主义作祟，湖垛又以洋桥巷为界，划为南、北两镇，洋桥巷以南为湖南镇，洋桥巷以北为湖北镇。这次分治仅五个月时间，1948年4月又合而为一。作为县治所在且是江苏百家名镇之一的建湖镇，称镇时间虽迟于上冈，但发展较快，其繁华年代同为清末民初。为考证建湖镇的历史变迁，笔者等曾煞费苦心地多方搜集历史资料，几度走访健在故老，奈所得寥寥。这里尽其所有，和盘托出，以求与读者共考。

端于水工  兴于米市

清嘉庆年间(1813)，湖垛举人王天然撰文，称“湖垛之成街市，发端于水工而兴于米市”，一语道破了小镇成因。经考，明代中叶，胡垛还只是一个普通村落，之所以能够逐步形成街市，得先从离其北面不远处的神台说起。神台原是一块地势较高，面积不大的台地，系古人祭祀姜（水）神的场所，原称“姜神台”，后省称“神台”。肩挑小贩、渔家、猎户来此做买卖，历有年所，渐渐形成“日出而集，目中而散”的集市，但神台这个影响不大的买卖场所远不能幅射胡垛庄成镇。志载暑明万历二十年（1592），总河尚书潘季驯委任兴化县令欧阳东风督浚西塘河沙沟至神台段，不久，扬州推官李春奉委督开东至东塘河中段的高姥塘，西经建阳的建港沟，两河在神台交汇口盐城通往府城淮安的官道，古基寺至官渡段随河堤之建而成，途经神台。建港沟及西塘河的开浚，淮盐官道的连接，便已形成，集市的神台活起来了，它为居民较为集中的胡垛庄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水陆交通条件。由此，往来于盐城、淮安之间的官府运粮船，位于阜宁县境内的天赐，庙湾两盐场的运盐船，以及过境商船等日益增多。这些过往船只，经常在胡垛庄停泊过夜。晚间，船民上岸买这、买那，既促使庄人摆摊、设点、开办熟食、豆腐等坊铺，以应所需，又吸引了胡垛周围垅予冈、朱尤庄、李家庄等地的肩挑小贩来此临河做生意。经商做生意的人逐渐增多，久而久之，胡垛庄的顾客，也由过往船民扩大至周围乡村的农民。一些以服务于农业为主的铁、竹、木等手工业户出现了多 “逢五而集”、“一月三市”的生猪、农副产品等贸易，以及春秋两季的牛、驴集市出现了，沿荡农民来此出售柴草、蒲席及茨菇、菱藕等水八鲜；溯射阳河而上的海截船，亦经常来此出售篓装豆油、干果、海鲜，并购稻米作回头货。到了明朝末年(1628左右)，胡垛庄已是二、三百户、一千多人口的农村小街了。曾有数百年集市历史的唐桥市（湖垛南边约10华里处），逐步为胡垛庄所取代。

胡垛周围历来是适宜种植稻米的膏腴之地。志载：明、清两代，淮安府属六县“唯盐城产米”，而盐城又以东、西塘河两岸为稻米主要产区。当时，地方官府向朝廷缴纳的漕米，多半出自其间。设在淮安府的漕运衙门规定，盐城除按定额缴足漕米外，每年还得为清河、安东、沭阳等不产稻米的县份，提供有价稻米十四万石，用以协济其完成漕米缴纳任务。加之胡垛离淮安较近，水路运输极便，因而每当收获季节，这些县份的米商，承领官府银两纷纷来此收购运缴。官府收购稻米，民间经营稻米，胡垛米市随之兴起。康熙初年(1662前后)，胡垛米市的稻米，长途贩运西至两淮，南及通泰，短途贩运盐城西门小海，售给山东胶州湾的海载帮商人。其时，胡垛米市每年仅民间销售稻米，亦不下五至十数万石之多。胡垛的米店尤以徽州籍李氏兄弟开设的鼎记米号著称，东河边的米行林立，多达数十家。伴之而起的还有杂粮行、油行、花行、八鲜行、海货行、摺席行、灰竹行、船行等等。特别是船行的发展，又使胡垛与秦南仓并驾齐驱成为盐城县的两大船市之一。这行、那行，使东傍西塘河的胡垛庄临河街市长达两华里。各行门前的瓦卷敞棚，形同沿河长廊，晚间灯火通明，煞是可观。

随着米市应运而生的首先是粮食加工业。其后，胡垛庄周围几乎是村村有砻坊，户户有米挑。一心想赚大钱，获高利的胡垛商人，得悉通泰盐场及兴化等地烈性酒需求量大的信息后，又专心在粮食深加工上做文章，他们纷纷开设槽坊，酿制泡子酒（二锅头），向南方运销。不长时间，槽坊就发展为十多家。酿酒原料，半为高田地区出产的大麦，半为走马沟及东冈地区所产的高梁，全盛时年输出泡子酒三千多担。与此同时，食品业、酱醋业亦蓬勃兴起。

米市的兴起使原以本地农民为销售对象的铁木业开拓了新的市场。胡垛铁匠生产的小炉钉，在当地久负盛名，质量优于他地。其中小号枣核钉质量更优，每市斤多达八、九十支，远近有“百枣钉”之称誉。徐淮一带的小商贩每每推着独轮车远道来此贩运牟利。销路越好，生产者越多。仅神台庄一地即有小炉匠三十多家，后来全胡垛发展到八十多家。其中桥冈的徐姓铁匠不仅善锻炉钉，他精心锻造的“鸡心秤钩”，亦是“只此一家，别无二店”。盛时，远销徐淮等地十多个州县。此外，胡垛木业生产，在江淮等地亦很驰名。他们加工制作的风箱，齿口紧，不漏风，从三两丈的高处掼下跌不散。

米市兴起后，地方特产鞭炮、烟花产品，市场拓宽，销路大开。胡垛南边的李家庄，有个擅长花炮手艺的李逸仙，早在明末清初(1616年左右)，即子孙相传，制作花炮，乡人称其为“花炮世家”。他家生产的籽鞭、爆竹、高升、烟花等，质好价廉，高、宝、兴、泰等地都来胡垛采购。年深日久，朱尤庄、左家舍、严家顶、黄家舍，前后李府，盛至更远一些的村民受其影响，农闲时亦从事鞭炮生产，至今不辍。

米市也带动其它地方土特产的贸易，连小小土产品靛草，销路也跟着兴旺。明万历年间《盐城县志》载：境西沿荡盛产靛草，可沤制天然染料靛蓝。可是，在交通不便，市场有限的当时，靛草只能三文不值二文地售给当地染坊。胡垛市场发达了，靛草亦能南销通泰，北运徐淮，且像价大大提高，沿荡农民见有利可图，遂广为种植。“山中无大树，小草亦称王”。区区靛草的种植、销售，竞走俏达二百年之久，直至十九世纪末，化学合成染料间世后，才逐步被淘汰。

随着米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发展，庄容庄貌也不断改规。其时，北起永安桥（今食品公司东南角的那座桥），南至夹沟子（今跃进路东端）的一条长街（今老街路）业已形成。街东的沿河水市，则分外繁华，原来的“一月三市”透步改为“日日为市”。对于东有西塘河、南有盂兰河、北有建港沟，三面临水的胡垛庄仅靠神台、于家巷等三处渡口过往，深感交通十分不便，拓街造桥的任务也就自然地摆在时人面前。据传，清雍正以前，夹沟南岸即是农田，沟上架有小木桥以通行人。随着南北长街的延伸，夹沟上的小木桥改建成与街面衔接的砖石桥。同时沿夹沟北岸向西拓展，形成一条约半华里长的支街——夹沟街（今跃进路东段）。乾隆十一年( 1746)，神台仁元庵主持僧素风，用募化的银两，在建港沟上建起一座可行车马的利济桥。此桥至同治年间，又由北当典捐资重建，更名为神台桥。不久，胡垛商民与南乡业户，共筹资金，建造横跨盂兰河的顾家桥。此桥到光绪元年又由地方秀才陈根桐重建。因造型美观，质量坚固，更名固嘉桥（原桥座落今县农机厂西北角的小河西端）。两桥均置有房地产，所生租息供修桥使用。夹沟街的拓展与神台、固嘉两桥的建成，方便了交通，改变了市容。《永丰圩兴筑记》一文记载：嘉庆年间胡垛“户逾六百，口近四千”，与明末时相比，百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二。旧时，湖垛镇所铺石板街面，乃是道光年间（1821以后）湖垛商民集资，委托本镇人、嘉庆癸酉科举人、时任江宁府学官的王天然，从江南购回长三尺许、宽一尺余、厚半尺多的花纲岩条石四千余块，将北起观音庵（今人民剧场）、南至魁星楼（今自来水塔）的南北长街以及夹沟街全部铺成条石路面，条石下为宽、深二尺的砖砌下水道。接着，当地贡生管士锷、秀才陈佐廷，又先后修建夹沟街西端（今人民路南端）的小虹桥，于家大巷西头（今建湖桥西桥头处）的万福桥，沈舍街（今人民剧场东倒）南北两端的镇安桥和永安桥。至此，湖垛街确实是泱泱大观，十分气派。至于远近闻名的洋桥的兴建，乃是光绪末年的事。早在光绪中叶，塘河东岸的集市业已形成，靠于家巷渡口往来，渡船拥挤不堪。但因塘河水深流急，工程浩繁，费用庞大，一直延至光绪末年，商民才筹全经费公推地方绅士严子和、—商界首领鲍瑞庵董理工程。宣统元年动工，次年告成，耗资龙洋九千六百余元。为使来往海船落帆而不倒桅通过，桥中，间一截为活动桥面，以洋松木作绞关人工启闭。可能是机械启动的原因，故而定名“洋桥“。洋桥建起，于家巷渡口撤销，位于今老街银行前的那条洋桥巷，亦由此得名。

湖垛成为人口聚居的街市后，庵寺、祠堂等建筑陆续出现。截止咸丰年间(1851以后)，全镇共有五庵、六祠、二堂。五庵：一是清初在魁星楼处（今自来水塔下）建造的三教庵，内供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旧志载，这种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整个苏北、淮南只有两处，另一处在扬州；二是雍正年间在姜神祠旧基上建起的仁元庵，三是乾隆年间兴建的观音庵，又名北大庵（今人民剧场即其旧址），四是建于嘉庆年闯的太平庵，又名南庵（正殿尚在县食品厂内），五是嘉庆后建于镇西郊（县良种场前址）的伴孤庵。五庵中唯伴孤庵环境最美，小桥流水，绿树环绕，内有茅亭、土山，景色幽雅别致，引人留连。六祠是：管、徐、黄、朱，李，成六姓宗祠。二堂为两处念佛堂，又称节孝祠。一在中堂巷内，另一在太平庵东侧（今县佛教协会所在的罗汉院）。

客商涌入  推动繁荣

鸦片战争( 1840 )以前，湖垛的商业虽然略具规模，但尚有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本地商人多，客籍商人少，资本微薄者多，实力优厚者少，商品零售多，兼营批发少。货源主要来自盐淮，再则就靠海载帮或上江运盐船所带的回头货。直至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镇江、扬州时，不少地方的商家和手工业者为避战乱，纷纷迁至湖垛经营，“三多三少”状况才得以逐步转变。据故老云：其时仅丹徒籍客商先后迁至湖垛的就有二、三十家。他们到此主要经营杂货、布匹、木材、刨烟、制烛、酱腐等业，接着又有江西南昌籍、安徽贵池籍商人相继迁入，他们主要经营国药、桐油、天然漆、瓷器、笔墨、纸张、制香等业。这些资本雄厚的客商，大都是批发兼营，故既能促进湖垛商市的繁荣，又能带动四周小集镇发展。此后迁入的客商，影响大的有：光绪初年（1875后），在沈舍开设恒和蛋栈的兴化彭姓商人，他们主要为兴化蛋厂收购禽蛋，运销沪、苏、锡、常等地。受其影响，湖垛市民及四周乡人纷纷仿效，收购贩运的“跑单帮”风气随之兴起，连肠衣、猪鬃，牛皮等土产品均列争购范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东梅县李姓商人来湖垛砖桥口开设裕记钱土店，为广州某洋行销售鸦片土膏，兼营白银、铜钱兑换业务，这是舶来商品经济触角伸入湖垛的开始。民国初年(1912后)，扬州“八大总商”之一的许德和，在当时的洋桥河东开设德和官盐分栈，行销盐阜、淮扬等地。截止清末民初(1900～1912后)，湖垛客籍商人经营的商号多达数十家。享誉久远的有吉恒丰（鲍）、顺泰怡（李）、汪裕泰（汪）、刘同盛（刘）等南北京广杂货号，他们在镇江等交通枢纽处设有座庄，专人采办货物。如汪裕泰家的货栈素有汪家大厅之称。特别是商界尽巨子鲍瑞庵的“吉恒丰”，曾与盐城城厢的“和丰”、沙沟的 “源记”，成为旧制盐城县杂货业的“三巨擘”（胡应庚《续修盐城县志》），该号拥有资金十多万两白银，货栈二十七间；被称为“烟业三鼎足”的有宝成（吴），源兴（赵）、阳春（吴）。宝成烟号的吴氏父子兄弟，既当工人又为老板，来湖仅数年时间，即出租房开业发展到拥有店房三进九间，烟刨二十多张，雇工三十多人。此外，姚同兴香店，姚天聚的国药店，季美（孙）酱园，也颇负盛名。后起之秀的还有厚记、裕丰膳（李荣与程伯华合资、恒丰裕、吉隆昌（吴），鼎大（刘）、福大昌（董）等商号，也曾名重一时。陆续来湖的客籍商人中，以（镇）江帮人数最多。为联络乡谊，维护其在客地的共同利益，湖垛、东夏等地的江帮商人，联合建立京江（镇江古称京口）同乡会，并砌造“京江公所”，作为办事机构，其址即今老街银行后边。

客籍商人的发迹致富，大大刺激了当地的富户。他们原习惯于秋囤、春售谷物（堆垛），放债生息、增置恒产，商业、手工业的获利之丰，促使他们纷纷仿效。有的改营或兼营杂货、布匹、木材，有的兴办槽坊、烛坊、糖坊等业。其时，有与客商吉隆昌齐名的黄义兴布匹嫁妆店，还有积累的动产与不动产达十数万银元的徐万兴杂货店和廖公昌木行，他们都是本地商户中的佼佼者。

随着市场的繁荣，流动客商的增多，饮服业日渐其盛。除熟食摊点外，稍有名气的菜馆有长胜园、复圣园，双胜、福胜居、王小园、亦乐园等十多家。浴业方面，继明末前李府（今属唐桥村）财主在文化巷建的白玉池（旧称老北堂子）之后，又新增浴室小兰亭（今健民药店巷口西），永安（今人民饭店西）、鲁泉（今南浴室）等3家。二十年代后期，湖泰班开航，带动了南大街旅馆业的发展，全盛时有客栈近二十家。

金融业初露端倪。同治初年(1862后)，兴化富商杨万顺偕同朱、刘二姓商人，来湖投资白银十三万两，建起楼房六十六间半，开设福泰当典（又名北当典）。民国初年，盐城富绅陶湛村、陈幼湘投入银洋两万余元，典入恒丰货栈二十七间，开设义兴当典（又名南当典）。旧制盐城共有当典八家，湖垛即占四分之一。南、北两当典兴盛达几十年之久，直至民国十九年( 1930)，均因马玉仁部勒索过重，亏空累累而倒闭。除此，镇上还有一个正和钱庄，地址在今百货公司批发部处，经营存贷等业务，亦因匪乱于1931年停业。此后，代之而起的是被人们称谓小押典的共和、德兴等四家押当铺。小押典—与当典不同之处，主要是利息过重，使人望而生畏，不到不得已时，人们是不会去典押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江苏农民银行第十三区分行来湖租屋设仓，亦理谷物押款和信贷业务，小押典的气势方有所收敛。

工交邮电蹒跚起步。清末，湖垛的近代工业尚属空白，只有少数小型作坊，如磨坊、槽坊、染坊、糖坊、酱园等，还有一些手工业工场，如铁器、竹器、木器、造碱、织巾、纺麻绳、制香等，且规模较小，前面是店，后面是坊场。直至民国初年，还是郝家来湖开设蛋栈的兴化彭姓商人首开先河，与兴化蛋厂挂钩，将原营禽蛋收购的恒和蛋栈改办成恒和蛋厂，雇工百余名，设打蛋、烘干，包装等车间，日用鲜蛋二百篓（每篓200斤），加工成半成品，运抵兴化深加工后，再送镇江洋行出口欧美。民国七、八年间，无锡地区机匠数人，合资在洋桥河东开设永利机器碾米厂，以百分之五加工抽成的经营方式，为米商加成品米。接着，又有廖庄地主廖鉴湖，在沈舍开设公昌油米厂，既碾米又榨油。不久，碾米厂发展到八、九家（孙宗洛的泰丰米厂、王桂章的万泰米厂，还有李寿先、丁四等人办的米厂），行业竞争十分激烈，抽成率最终降至百分之二点五。机器碾米省工、省时，出米率高，旧式碾砻业因之淘汰。这些碾米厂家，到了双夏季节，又将“大头柴油机”拆装上船，开赴四周农村，为农户打水灌溉，获利颇丰。机械生产离不开维修业，1935年上半年，李寿先、徐德舟、熊家旺、戴德山、仇金生等五人，合股在沈舍街开办鑫祥铁厂，厂里仅有三台土制车床，且是从镇江马成章处借来的，厂内有职工二十几人，由孙宗洛任科技领班。次年3月7日，因邻居李木匠家失火，殃及铁厂而歇业。是年下半年，孙宗洛等人租用东夏庄戴德山的三台车床和本镇王长富开糖坊的三间草房，又重新办起了永丰铁工厂。这些厂规模虽小，但能解决碾米机等维修的燃眉之急。1938年秋，上海资本家胡汉记派经理许知、副经理刘炳辉，在神台庄租陈家槽坊兴建同德蛋厂，于次年4月投产，厂内有固定职工40余人，加上临工计百余人，主要生产盐黄、蜜黄和蛋清等产品，日产成品一万余斤，用花鼓筒包装，由与外商有联系的上海扬子公司经销于国际市场，但因遭顽军的骚扰，于当年10月而停产歇业。往昔的湖垛交通，全靠帮船。其中，当日往返的快班船有盐城班、沙沟班、东益班、上冈班，循环往复，沿袭达百年之久。民国初年，上海杜月笙、南通张孝若等经营的大达船公司江北分公司，开辟盐益航班，途经湖垛，打破了帮船往返的老格局。民国十五年(1926)，湖垛人刘步高兄弟，合营开往沙庄的小火轮，与往来益林、邵伯的轮船接线。至此，湖垛往东有途径的盐益班多往西，有接线的益邵班，因而客流量大增。民国十七年(1928)，“江北大亨”顾竹轩（今钟庄唐湾人）经营的大生轮船公司，来湖开辟湖（垛）泰（州）航班，码头设在魁星楼处。湖泰班途经唐桥、楼夏、黄土沟、沙沟、兴化、老阁等站，从而大大缩短了湖垛客货运转周期。其后，江泰、大达、大源轮船公司，相继插进湖泰航线，形成激烈竞争。有的代售泰州至日岸船票或免费供应便餐，有的赠送毛巾、肥皂、仁丹等礼品或降低票价，以此招徕乘客。民间将其竞争手段编成顺口溜：“要得快，跟江泰（设备新，马力大）”，“要得发，跟大达（赠送礼品）”、“怕花钱，跟大源”、“省得奔，跟大生（票价低、速度慢）”。后经协商调停，改为联营，方停纷争湖泰班开通，舶来品陡增，日光皂、东洋花布、三菱肥田粉、老刀香烟、法国颜料、拜尔药品等洋货，日渐充斥市场，国货受挤。以经营“五洋”商品为主的商号，相继出现。其中以韩泰和商号最为著名。该号直接与镇江的美孚、德士古洋行挂钩，经营洋油、洋烟等商品批发，并在东沟设分理处，扩大营业范围，不几年即成了当地商人中的暴发户。在乡间，有土地几百亩，五、六户佃户为他耕种；在镇上，有房屋97间，除本身开店用外，还出租给邮局、茶馆等使用。同时，南方一些与外资有联系的专营煤炭、铁料的经理处，也来湖设栈开业。地主阶级的投资、洋货的充斥、国货的受挤，使水乡小镇的商品经济，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湖垛的邮递业，起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丹徒人黄立山到盐城创办邮递铺，并在湖设分铺于赵姓商号内。往来邮件皆由湖盐快班附至，外来邮件多由本镇商号代收代转。民国初年，商办邮铺收归国有，官方在湖垛设二等邮局（今老街新华书店南侧），并在建阳、高作、洪桥、楼夏、钟庄、北左、古基寺、大崔庄、蒋营、顾家庄等地设代办所或信箱。往来邮件通常由轮船或帮船附至，再或由“脚班”（邮差）按“二  六、九”班期，分送各集镇。至于快件、挂号，则雇专人直送到户，力资由收方付给。民国二十三年(1934)，盐城各区募捐敷设城乡电话，湖垛设交换分所于十二区区公所所在地的北大庵内，通话地点有高作、建阳、大云山（三宫殿）、西吴庄、八字桥、二桥、蒋营等处。同年底，城乡电话获准与长途电话接线，北及两淮，南达苏中、苏南及浙江境内。其时，电话业务划归湖垛邮局办理，并承接电报业务。外来电报雇脚夫专送。邮电业的开通，为商业信息的及时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公益文教应时兴办。光绪元年( 1875 )，湖垛大火，延烧半条街，受灾逾百家。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消防工具极其落后，较为原始的水龙、水枪、搭钩、麻把、在熊熊烈火前无济于事。火灾教育了湖垛商民，使他们下决心把消防事情办好。于是几家商号牵头捐资，托人从镇江怡和洋行购回英制“洋龙“一架，并配全附属设施。此后，又发动全镇筹资购回“洋龙”两架，于南、北、中三处分别建起“洋龙局”，存放各式消防工具。每年二月初二和九月初九，举行“试龙”演习。清末，四境土匪如毛，劫案迭起。隶属盐城营的神台汛（哨所）；虽有汛兵五名，但吃饭不管事。商民为谋自卫，在镇上设起保甲局。乘机混进局子的头目、局丁，多为青帮光蛋和地痞无赖。防卫工具乃是刀矛叉域与火枪，故在御匪、清匪方面实难奏效。此后，富绅大贾花重金运动，从清江提督衙门调来新军十三协属下的十多名士兵。不料，结果是引狼入室，未得其安，反受其害，最终导致辛亥秋的哗变抢掠，全镇损失惨重。民国元年，刚肇建的湖垛市根据盐城县清乡公所指令，成立清乡分所，先后从上海洋行购得后膛快枪十多支，组成武装保商团，人员给养，全由商民供给。为着地方治安这一公共得益的好事，商民民亦乐意而为。民国初，除重大节日外，湖垛市民无有象样的娱乐生活，亦无固定的娱乐场所，唱大戏皆临时搭台。于是，全镇市民集体捐资，于洋桥巷西端的广场上建起砖瓦结构的戏楼一座（今种子公司大院东侧），供演唱徽剧和“三可子”（老淮戏）的艺人登台演出。戏楼虽赶不上现代剧场气派，但也初具剧场雏形。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事业，起自光绪末年，先是地方筹资兴办初等小学堂，借北大庵东厢作校舍。民国初年，地方权绅徐熙亭及副榜举人杨同升，于三教庵内创办第一所两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完小），后改为盐城县立湖垛小学。1937年秋天，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一九七团团长程海波曾捐资在伴孤庵创办振湖中学，日寇侵占湖垛后，中小学全部停办，民主建政初期，亦曾在北当典创办湖宾中学补习班，但不久又停办，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仁善堂创办湖垛小学，在白玉池创办海南中学分校，使湖垛镇的教育事业逐步得到发展。

慈善事业先后创设。光绪中叶，青帮“通”字辈首领、酱园老板周相甫，伙同有关头面人物劝说湖垛周围富户，砌造拥有十六间楼房的慈善机构，定名“积缘堂”，利用每年三次观音会期间善男信女的捐助、赈灾、赈难、施粥、施衣、为孤、寡特困者济助医药，购置棺材，向清寒子弟提供义塾攻书等等。此机构的设立，颇合民心。后来，地方理教会举办戒烟酒仪式，每每在此进行，故又被称之谓“理堂”。民国初年，镇上的宗教团体——同善社，发动周围乡村各坛口信徒，捐资于今老街文化巷内，建起楼房十六间，平房六间，定名“仁善堂”，义举与积缘堂大致相同。建阳红十字会亦曾在该堂设过办事处。宣统二年，美国在盐城的传教士白秀生来湖传教，设“福音堂”于南大街（今基督教“三自会”旧址），襄助地方义举。

清末民初，湖垛镇区拥有居民二千多户，一万多人口，行政建制十七个保，其中，工商业户四百多家，因而成立了商会组织。起先隶属上冈商务分会，1916年改属盐城商会，最终单独成立湖垛商会。其时，湖垛商会下设南货、苏货、京货、烟业、酱腐、蛋业、粮油业、鲜货、茶食、旅馆、染衣等十二个行业公会，后又续增工匠（竹、木、瓦、铜、铁）、箩行、香烛、屠宰四个公会。

几度罹难  民主复兴

湖垛起自明末清初，兴于清末民初，数百年里幸未直接发生过战事。不过，战争的滞后效应，数度匪乱兵扰，数年日寇蹂躏，给湖垛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沉重的，给湖垛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建立，人民才得以重见天日，经济才得以转苏复兴。

匪乱兵扰，商民不堪负重。宣统三年(1910)秋，清军十三协叛兵东下，湖垛各大商界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民国十六年(1927)春，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从江南北退，一部散兵游勇从湖垛过境，断断续续长达月余，每过境一批，均强索军需粮秣，强征人夫、船只，地方不胜负担，商会疲于奔命。民国十九年(1930)，下台的小军阀马玉仁，被冯玉祥、阎锡山委为二十七军军长，军部驻东郑庄。同年夏，该军师长王兆五率收编的土匪等乌合之众五百余人，进占湖垛后，要挟商会筹措一切给养，方保无虞。给养筹措了，但贼性不改的土匪们哪能遵所许诺，每到天晚即三五成群地外出“打灯花”，敲诈勒索甚至抢掠商店。南北当典及厚记、吉隆昌等典当商号，均因受害惨重而倒闭关门。直至江苏省水上警察队进剿，这帮匪众才仓惶逃窜。此外，民国二十九年(1840)秋后，顽保安二旅左飞团两次袭扰湖垛，均遭我八路军某部击退，民国三十七年(1948)2月27日，国民党整编第四师五十七旅指挥部进占湖垛，烧杀抢掠十天后撤离。同年夏，国民党黄伯韬部某团进占湖垛，两日后撤离，亦使湖垛蒙受一定损失。

日寇踩躏，小镇灾难深重。对日本鬼子，湖垛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无不切齿痛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8·13”事变，受其影响，湖垛物价波动，“五洋”商品价格暴涨，与外资有联系的恒和、同德两家蛋厂首先倒闭。次年三月，南通日寇北犯，东台沦陷，盐阜告急，胶州湾海载帮不再来盐城贸易，有数百年历史的湖垛米市一落千丈，全镇八、九家米厂，因燃料奇缺，先后歇业。不久，湖垛水运交通命脉湖泰班被迫停航，湖垛商业也随之冷落萧条。民国二十七年(1938) 8月24日，日寇7架飞机轰炸神台庄等四处，炸死我群众8人，其中孕妇1名。次年9月2日，又有12架日机来湖空袭，投弹数十枚，致后园尾（老湖小后面）处一老人被炸死。民国三十年(1941)阴历六月初六日，日寇一个中队偕伪军一部，从宝应方向入侵湖垛。汉奸夏德兴、赵金帮等筹建维持会，奴颜事敌。地痞、流氓、恶霸、土匪充当鹰犬，为虎作伥。盘踞湖垛的日寇，封差拉夫拆洋桥，挖濠河，在河东小街筑起鬼窝。接着又拆毁魁星楼、成氏宗祠及北当典的部分房屋，砌造寨墙、炮楼。与此同时，在汉奸和伪军头目的共同策划下，迅即建起汪伪国民党区分部组织，特务机构和伪区、乡、镇政权，成立伪商会。湖垛在敌伪“强化治安”的气氛下，成天剑拔弩张，戒备森严，显得阴森恐怖。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勒税、抢粮、牵牛、拔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日商在临河街市开设洋行摹掠夺谷物、铜、铁等军需物资。由于伪匪惯敲竹杠，四乡农民不敢轻易上街，以致百业艰难，市面分外萧条。加之伪政权“竭泽而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客籍商人纷纷挟资南逃，较大商号多半歇业，中小商号亦苟延残喘。物价飞涨，米珠薪桂。靠手工业或受雇于人维持生计者，大都衣食不周，生活在艰难竭蹶之中。白天，日伪搞实弹演习，毙伤无辜行人者时有发生；夜间，日伪闯入民宅，强奸民女者时有所闻，以办匪为名用中国人作活靶劈刺者有之，将我抗日干群剖肚扒肠，挖坑活埋者有之。暴行种种，擢发难数，罄竹难书。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初夏，日寇撤出湖垛，伪军随之收缩兵力，伪区、乡人员也纷纷往盐城方向逃窜。本年7月13日晚，我建阳县武陵区队进入湖垛，中共建阳县委、建阳县政府于7月16日从马沿庄迁驻湖垛，沦陷四年零一个月的水乡集镇又获新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湖垛市民得以重见天日。

革命熏陶，方人早盼民主。湖垛人是有斗争精神的，他们对兵匪袭扰、日伪蹂躏，早已不堪忍受，反抗怒火久埋胸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阀军进抵湖垛，本籍在外读书、回乡度假的学生胡约、李凤驰、于朴、孙达伍、姚石农等人，积极协助北伐军政工人员，组织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开展缩短工时、增进福利、抗捐抗债等活动，宣传打倒军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教唱《打倒列强》等歌曲，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他们将贪污地方公益款的劣绅XXX，用蒲包套头游街，长期把持湖垛商团的大恶霸江幼眉（小江三），被吓得连夜外逃。一些专替债主讨债的“脚子”，吓得不敢下乡讨债。民国二十九年(1940)仲秋，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某团开进湖垛，湖垛商会在中共盐城县委派的李寄农同志的发动下，连夜组织市民欢迎慰问八路军。此不久，八路军一支队王良太团驻防湖垛，团部设北当典，湖垛商会筹粮五百石以应军需。同年11月4日下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代号为“乌江大队”的所属人员，行经湖垛，受到湖垛商会的热情欢迎，当晚安歇于北当典楼上，次日去盐城。次年( 1941)2月，中共盐城县工作队及中共十二区区委，在北当典举办民运训练班，加强民主政权建设。湖垛工人、店员、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相应成立。同月，盐城西北军政办事处，由上冈迁驻湖垛管氏宗柯，统管西北各区的民团改编和粮饷筹集工作。4月，中共盐阜地委宣传部长曹荻秋来湖创办地委党校。5月，为准备“反扫荡”，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部分科系，迁设湖垛北大庵，在湖垛镇及镇郊，开展“反扫荡”的宣传活动。7月1日，该院在仁善堂举行晚会，招待美国记者希浦夫妇和音乐家贺渌汀。

民主改革，经济迅速复苏。1945年，作为民主政权的建阳县政府迁驻湖垛后，湖垛军政办事处成立。军政办事处通令伪职人员登记，惩治汉奸，清查没收逆产，成立行业工会，开展对土豪劣绅、恶霸的清算斗争，进行市房减租，店员雇工增薪的民主改革活动。湖垛成为县治后，在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濒临绝境的工商业经济迅速复苏。地方公营纱布交易所、建大商店和青年合作商店等企业相继建立。公营建阳油米厂、五分区江淮铁工厂、丰民公司亦先后迁设湖垛。这些公营企业，对引导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建设的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湖垛的商业贸易，西达淮（安）宝（应），北及淮北地区。湖垛的特产输出量大增，江南的货源不断，它与益林、东坎并称为盐阜地区三大商业市场。由于湖垛工商经济的迅速恢复，由于它在全建阳县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1948年10月15日，建阳县政府明令将湖垛由区属镇上升为县属镇，并相应建立了中共湖垛镇工作委员会。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