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生死  暗渡长江定决策

又一次重大危机是因我秘密过江向华中工委请示汇报工作引起的。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已处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陈布雷悲观失望而自杀，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恶化，上层人物虏财逃跑，更增加了军民的离心倾向。在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防部就慌忙向广州方面转移，准备撤逃台湾。他们在南京留下一个指挥所，由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指挥江防。因我没有家属，国防部决定将我留在南京指挥所，准备最后一批撤退。这时我参了一次作战会议，乘机获得了经过蒋介石审批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这份绝密军事情报。我随即以探亲为名向三厅一处卢福宁处长请假说：“以后说走就走，我要到江阴向唐秉琳告别一下，再看望一下母亲。”卢是秉琳的同期同学，并共过事，就痛快地批准了我一个月的请假报告。我到江阴后，在黄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参加。会议研究了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认为淮海战役已胜和结束，我军已进抵江边，渡江战役为期不远了，要抓紧准备工作，迎接我军胜利渡江。经研究归纳，有几件事必须立即向华中工委请示：  (1)交通联络员吴铭回苏北汇报工作，近两个月未来，不知是不是发生了事故，而此时迫切需要上级党对要塞策反工作和渡江准备工作作具体指示； (2)国民党二十一军派出一四五师在江北八圩港设立了桥头堡，作为扼守江阴的屏障，企图破坏我军直接从江阴渡江的行动。我军在靖江方面的警八旅时常向敌军桥头堡实施威力侦察，引起战斗后，蒋军桥头堡部队经常要求要塞给予炮火支援。要塞地下党为了应付敌人，决定以少数炮火向江北空旷无人的小孤山射击。因此急需建议靖江我军对八圩港暂停攻击，以免地下党过早暴露； (3)我获得的敌最新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急需送回苏北，并需口头汇报国民党江防作战以及最后撤逃的打算和部署，以利我军制订渡江作战计划；(4)请示我今后的动向，是否随国民党去台湾继续做秘密工作； (5)要塞策反工作已进入最后紧张阶段，请组织上派人来加强要塞地下党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王德荣坚决要求加入我党，我们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发展王德容入党，并答应向华中工委请示批准。王德容激动地表示：“我在国民党混了这么多年，今天该为人民立点功，跟共产党，我早有这个念头了！”以上问题原打算派唐仲衡同志回苏北汇报，但他当时身体很不好，大家也担心他对军事作战不太熟悉，恐难以表达清楚。我当即提出，我在国防部已请假一月，情况也熟悉，我回去最合适。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请求，嘱咐速去速回，为保障我的行动，决定由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同志负责布置和掩护。

国民党在淮海战役遭到惨败后，即宣布全面封锁长江，严禁船只往来，违者一律格杀勿论。为了使我能暗渡长江，决定由吴广文同志在张家港放出一批做生意民船，乘机运一些急需物资去解放区，我即可夹随其中一条船过江。唐秉琳为我弄了一张“居民身份证”，化名为王大中，打扮成商人模样，于1949年阴历年初二黄昏时，由唐仲衡陪送到张家港。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只见在张家港通往长江的河汉内停有二十几条装煤油等物资的木船正排列两岸待发。我乘的那条船船主叫王如宝，吴广文已和他交待好，说我是做生意的王先生。具体负责放这批船的是守备总队驻守张家港地区的一个中队长，他并不知道放这批船的用意，想乘机捞油水，对每条船都敲竹杠，既要银元又要金条，在紧靠河边的一个破庙里，和船老板讨价还价，互相扯皮。出我意料之外，这个中队长我认识他，他也似乎认识我。我虽然化了装，身穿棉长袍，戴有套着头的“马虎帽”，还架着一副眼睛，他用疑惑的目光打量我一番，似乎看出点什么。但由于谈判，讨价还价在紧张进行，又是夜晚在昏暗的小豆油灯下，一时也难以辨认。所幸这个中队长只是一心想捞钱，别的并不十分在意，他没有问我，我也不理会他。在他们谈判中间，为饯多钱少还谈崩了一次。我因怕暴露，也不使出面，自己求走心切，又耽心这个中队长打我的主意，只得心中暗暗叫苦。我暗地劝船老板说，“马马虎虎多给他一点算了，真要不放船，也耽误你的生意啊！”于是船老板又和这个中队长重新谈判，好不容易才说妥，前后拖拖拉拉谈了三四个小时，总算一一达成协议，一直耽搁到夜里十二点多才开船。所幸我终于躲过这个中队长的眼睛，闯过暗渡长江的第一关。

一关闯过又临一关。在张家港放船的这个守备中队，只管张家港警卫区，江中的双山沙不归他们管辖。我们原先考虑：当船过双山沙时，可绕远通过，为避免暴露，事先没有向驻守在双山沙的警卫班打招呼。我要船老板把船放在二十几条船的中间稍后一点，绕远划过去，若是前面的船碰到国民党海军巡逻艇，尚可掉头退回。谁知夜间行船，上弦眉月卑已西坠，江面一片漆黑，船老板航线陌生，绕来绕去还是在距双山沙西尖头不远的芦苇边上通过。前面的几条船安然驶过，等我们后面几条船刚要通过时，被哨兵发现，当即“砰！砰！”朝船上开枪射击，当时就打砭了我前面一条船上的一个船工，寂静的江夜立即传来了妇女的哭喊声：‘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这时双山沙上蒋军哨兵大声嚷着，“快停下来！要不老子拿机关枪扫啦!”船老板吓得连忙答应，“老总，别开枪，我们就停下来！”我在船仓里赶紧关照船老板：“他们不过想敲点钱，船一到岸马上塞几块大洋给他，多讲好话就过去了。”我真担心在这儿再没完没了拖下去。船停在芦苇丛中的沙滩上，哨兵和一个黑胖的上士班长提着枪赶来，胖班长打着手电照在船上说：“装的什么东西？要把物资运到江北去吧？已经封江了，不准行船，你们不知道吗？抓住可以就地枪毙！死了白搭！”说着就跳上了船进行搜查。他在船上一看运的是煤油，更加气粗如牛：“呵！你们要钱不要命啦！还敢运煤油，好大胆啊！这是战争物资，走，我要把你们都带走!”船老板按我嘱咐的办法，连忙递上七、八块银元和一只金戒指，打躬作揖地说：“老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拿命来拚，也赚不了多少钱，做做好事，就放我们过去吧。”胖子班长见到金子、大头，语气就软了，装着一本正经地说：“只准这一趟，下次可不行啦!”说着摆摆手示意快走。就这样，船象箭似地划出双山沙，载着我闯过了暗渡长江的第二关，可又足足耽搁了个把钟头。第二天拂晓，晨威徽露，江北的新港镇已近在眼前，我望着东流的滔滔江水，真是冲不尽我无限情思!不由想起11年前“西安事变”后，我因参加全县中学生的竞赛演说，慷慨陈词宣传抗日，却遭到勒令退学，怀着人生初次遭受打击的愤懑回到老家上冈，是二哥唐君照把我和堂兄唐秉龙（唐克）一起输送到新四军河南确山训练班，又一起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他分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却潜入敌营打埋伏搞抗日统战，整整11年啊！这11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梦牵魂萦般地想回到根据地，回到解放区和敌人硬碰硬的干一场，今天我终于回来了！不由我心潮激动，泪水盈眶。

刚解放不久的新港镇，大年初三好热闹啊！人民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此起彼伏，好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似乎再没有战争了，强烈的欢乐气氛使我过江前的紧離心情一扫而光，一张张笑脸虽不相识，使我感到一个个都是我的亲人。对照江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悲观失望，怆惶窜逃的狼狈情景，真是一江之陌，两个世界。我迅速找到镇长，请他开了张通行的路条，经泰州到了盐城，见到了唐君照同志。我向他汇报了这次北来的任务后，君照十分高兴地说：“首长正在淮阴开会，跟我一起去，直接向工委汇报。”第二天，我们乘车来到淮阴，当时华中工委和华中指挥部正在召开党代会，传达党中央的会议文件，并动员渡江、部署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一到淮阴，唐君照就领我径去管文蔚和陈丕显同志的临时住处。君照介绍说：“老五来了。”陈丕显、管文蔚同志热情地和我握手说暑“来得正好，现在正急需这方面的情况。老五来了很欢迎！”为什么叫我“老五”呢？因为我们平时汇报或通信时，都用代号，我们五弟兄，唐秉琳和我排行第四和第五，所以代号就确定为“老四”、“老五”，我们的名字首长倒不那么记得清楚。陈丕显同志因为要主持会议，我即向管文蔚司令员、刘先胜副司令员、唐君照和一个参谋处长详细汇报了要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和请示的问题。管文蔚同志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工委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后管文蔚同志就当前形势和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对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的任务和渡江准备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说：“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华东已临近渡江，我们要有大豁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们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这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中心组织这次起义，架空戴戎光，夺取指挥权，团结要塞上层指挥官，联系中层指挥官，渡江时率领全体官兵起义，让开正面，必要时用炮火掩护，保证我军安全渡江，这个担子很重，也很艰苦。”他强调说：“要塞炮台一打炮就不得了，炮台是关键，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关于对八圩港敌军暂停攻击问题，管文蔚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当即指示参谋处长：命令靖江方面对八圩港暂停攻击，但可以牵制敌人，不能让其逃跑。关于要求派人进入要塞协助工作问题，管文蔚同志说：“派人比较困难，去的人不了解情况，不适应环境，要派的话，只能派少数精干人员在适当时候去协助。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出问题，主要依靠你们掌握要塞的指挥权，工作要谨慎，千万要保密，泄露机密就会前功尽弃了。”关于王德容的入党问题，管文蔚同志说：“非常时期不能履行正式手续，我今天代表华中工委批准他入党，并代向其他同志问好。”随即指示说：“发展党员工作要立即停止，要提高警惕性，千万不能暴露了！现在就是利用国民党绝对服从这一条，把上层指挥官抓住，就可以直接下命令。”对于我是否随国防部去台湾问题，管文蔚同志指示我留在江阴，把要塞策反工作抓好。关于我带来的敌防部署和作战方案图，管文蔚同志指示我和参谋处长立即用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标出来。汇报会就这样结束了，首长的指示我牢牢地记在心中。当天下午，我去作战室把国民党的长江江防部署和作战方案图进行复制，标绘在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当晚，参谋处长还招待了一顿丰盛晚餐，旅途的劳瘁和紧张霎时宽松，回到住地美美地睡了一夜。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就在我这天晚上进入香甜的梦乡时，华中工委首长连夜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将江阴要塞地下觉工作情况报告了三野党委，并决定由三分区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一个侦察排，由一名营职干部带领，过江在江阴要塞外围活动，但不与要塞地下党发生关系，如要塞地下党发生问题，即进行保护。如在渡江时，要塞地下党一旦有暴露危险，就协同江南游击队猛攻要塞，以接应保护地下党同志。上级党组织和首长们对我们如此细致周到的关心爱护，至今想来，心中仍充满着温暖和感激之情。

我和唐君照返回盐城后，君照留我听取党中央会议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准备渡江的有关指示，他又根据工委首长的指示，结合当前形势和要塞策反工作下一步打算和我共同作了研究，对我作了完成任务的细致思想工作。我在盐城停留的几天中，是多么想到乡间看望已阔别了十一年、年逾古稀的老母呀！是她在1937年底家庭破落，经济异常困难的境地下，东当西借，凑了20块大洋路费，支持我去新四军参加革命。当前渡江在即，重任在身，毅然打消探娘之念。过几天，我就返回江阴。临离开工委前，管文蔚同志给我一封写给泰州第一军分区钟民政委的信，要他一定把我安全送回江南。三月初，我到了泰州，将信亲自交给钟民同志，他随即派人送我到张黄港。张黄港是苏北一个较大的船舶停靠商港，装猪运往上海做生意的船很多。分区的同志将我和另一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介绍给一条装猪船的船老大，要他一定负责把我们安全送到上海。黄昏时分我们上了船，很快离开了解放区，顺流东下。

这条装有几百头猪的大木船，是专为我们提前放出的。我一上船，就蹊跷地看到船头上放着三个宰好的白胖胖的肥猪。这条船分上下两层，上边一层装猪，下边一层中间有一个大的统仓坐人，左右也装着猪。因船板破旧有缝，猪屎猪尿沿缝流在我们身上，恶臭难闻，我们只能找缝隙小的地方躲让，甚感狼狈。航行中，船老大来关照我们：“如果中途碰上国民党巡逻艇，你们不要露头，也不要吭气，有事我来对付。”看样子他是张黄港到上海这条地下交通线常来常往的老交通了。我环视一下同行的其他人，好象还有几个真是做生意的，我夹在其中，并不显特殊。船顺风顺流，倒也很快，心想这比我上月孤身一人暗渡江北的遭遇好多了。忽然，听到一阵阵由远而近的马达声，我知道不妙，肯定被蒋军巡逻艇发现了。不一会，两束强烈刺眼的光柱直射在猪船上。“哗啦”一声，猪船的风帆也落了下来，海军巡逻艇“蹦嘣蹦”地靠了过来，只听一声吼问：“干什么的？”船老大沉着回答：“做生意的。”艇靠船后，跳上两个海军，煞有介事地吼叫起来：“你们从共区装猪卖，不要命啦？早就封江了，知道吗？把船扣下！”船老大不慌不忙拿出国民党的“官方证明”递过去：“我们不装猪，上海人没肉吃，日子也不好过啊！老总很辛苦，我们也没有别的，宰了几口猪，给弟兄们慰劳慰劳。”说着就叫把船上的那三口白肥猪抬到巡逻艇上。一个当官的喜笑颜开假惺惺地说：“别客气！别客气！”当兵的连拉带拖地把三口猪抬过去了。那个当官的向船老大挥挥手说：“好了，你们快走吧。马达一阵轰鸣，巡逻艇呼地一下开跑了。第二天天刚亮，猪船就顺风顺流安全地到达上海，我赶紧先到澡堂洗了个澡，然后去北站买了火车票，乘上火车，回到了无锡。我在车站附近打了个电话给唐秉琳，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他的卫士彭正刚乘吉普车带来了军衣，星夜赶回江阴。

车至江阴城里。我径直来到青果巷沙家大院第三进院唐秉琳的住处，要塞地下党同志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唐仲衡，还有新近争取过来的要塞参谋处长李云葵同志都在等着我哩！这是唐秉琳以我身体康复、欢迎出院为名，摆了一桌酒菜。把同志们都请来了。由于我奔波了个把月，又黑又瘦，容颜憔悴，还满象生病初愈的样子，弄得左邻右舍都很关询我的身体，这就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当夜，我向同志们传达了华中工委对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的指示和任务，并研究了贯彻执行这些指示的具体计刘和分工，大家兴高采烈，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将我离开过朗后的险情做了介绍，并以忧虑的心情说，我要是再不回来，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原来在我走后不久，因国防都要转移广州，先头已到达广州韶关，国防部三厅要我先回南京帮助搞一份计划，然后随最后一批撤退。国防部先用电话催我回去，后又派一名科长来江阴追我回南京。这个科长一到江阴就找唐秉琳查问我的下落，唐秉琳急中生智，说我在苏州看望他家属时，被车撞得肋骨重伤，住在医院里。这个科长问住在什么医院？唐秉琳编造说在“博爱医院”。这个科长还挺认真，要到苏州去看看我。唐秉琳怕露了马脚，千方百计不让他去苏州，又是送钱送礼，又是请客吃饭，才打消了他去苏州的念头，回了南京。不料这个科长回南京后就往苏州“博爱医院”打了个电话查问，医院被弄得莫名其妙，查来查去，当然查不出我这个“病人”了。这样就引起了国防部的怀疑，但主要怀疑我想在要塞当工兵营长，不想再当参谋了。因我请假来江阴之前，曾向卢处长说过这件事情，当时他还半开玩笑似的劝我说：“老弟啊！还当什么营长啊，共“匪”都快过江了，还是跟我们到台湾去，国防部三厅的人别说当营长，就是团长、师长还不是容易事嘛！”因而他们把怀疑点引到我想当工兵营长这件具体事情上面来了。真没想到，这竟然在关键时刻对我起了保护作用。这个科长随即又打电话问戴戎光，“唐秉煜不在南京，不在江阴，说在苏州也没有，到底哪里去了？”戴问唐秉琳，唐秉琳假装说错了一个字，不是“博爱”医院，而是“博习”医院，并说：“假若不信，还可以把住院证明寄去看看嘛！”唐秉琳接受上次的教训，马上派人去苏州，让四嫂托人在“博习”医院开了住院和休养证明，续假半月才糊弄到我现在回来。大家感到国防部还在追查，可能已引起怀疑，要我继续装病，先设法迷惑戴戎光，堵住国防部。

第二天，我去江阴南街戴的住所见戴戎光，他的小老婆和几个官太太正在打麻将牌。戴戎光见到我，仔细打量我一番，见我容颜憔悴，似大病初愈，就摆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说：“哎呀，秉煜，看你面黄饥瘦的，怎么给车子撞了呢！好了吧？”我说：“基本好了，还有点痛。医院能让我出来问题就不太大了。”他的小老婆在一旁对戴说，“你还不打个电话，叫军医给唐营长好好治一下嘛！”戴随即打电话给军医，说我出院后身体还不好，要经常检查，好好治我的“病”。戴还留我玩了半天，他的小老婆和几个官太太陪着打了几圈麻将。饭后，戴戎光忽然要看看我的伤势，我很沉着地说：“骨头也没断，发炎也好了，外表看不出什么来，只是里边还有些痛。”他见我说得很干脆，就没有再坚持要看。当时考虑他要看伤势，一种可能有些怀疑，二则也可能表示一下关心。最后，我提出打电报到南京，再给我请个病假。戴随即叫秘书往南京发了电报，这场危机总算是化危为安了。至此，我心中有了底，戴戎光还是相信我们的，如果他确有怀疑，坚持察看伤情，那后果就不堪预料了。

我回到江阴后约五天，送我过江的船主王如宝，又从江北装了货物过江来。在靠岸前又被国民党江防部队开枪打伤，得了破伤风而亡。幸亏管文蔚同志要钟民政委另行安排船只，保证我安全过江。否则，原船回来，还要遭一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