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初春，盐城县委为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委派县委宣传部长金韬同志率领十八团一支民运工作队进驻盐城第五区（即现在的芦沟、庆丰、沿河三个乡）。工作队员有李钟英、魏心一、肖高、朱浣（女）、潘泽、翟光（纟散）（鲁光、女）、王志行（女）、关华（女）、毛巧、舒琦（女）、罗布、张献良、艾侠（女）、陈紫光（女）、许荣（女）、马克（女）、杨硕（路汀）、王建等近二十人。民运队的主要任务是遵照党中央指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击日寇，粉碎日寇的侵华战争。”

民运队进驻后，首先着手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一九四一年二月，组成了中共盐城县第五区委员会，李钟英同志任区委书记，魏心一同志任区长，朱浣同志任组织委员，肖高同志任宣传委员。关华、沈尹同志分别任十字乡、墩让乡支部书记。同年四月，扩大区队编制，建立区常备中队，区长魏心一同志兼任队长，区书金韬同志兼任指导员。在民运队同志的积极工作下，区队队员迅速扩展到了一百多人。队员来源：原旧区队中愿意抗日的队员，通过乡、保农救会、妇救会发动地方青年农民参加。武器来源：一是发动群众搜集原敌顽区队溃散时散失或埋藏的武器；二是动员地主士绅捐献或暂借枪支弹药；三是募集资金，派人到敌占区通过关系购买。那时区队有步枪一百多支、手榴弹一百余枚。各乡、保也相继成立了民兵组织，起初叫“查更哨”，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后来各乡又建立了“模范班”、“游击小组”，并组织民兵训练。保为民兵分队，设分队长一人；乡为民兵中队，设正副中队长二人。每个分队有七、八个队员，两三支枪。每个中队亦有三、五十人，三、四十支枪。全区民兵一下子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和敌人开展争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伪区政权以伪区长乔森为首，我们和他开展了反伪化、保政权的斗争。维持地方工作的一般是由我们请出开明士绅，表面上应付敌人，暗地里支持我们。由于我们工作做得很好，区新政权建立不久，我区就英勇地阻击了从上冈、新兴场、盐城三处来的日伪六百余人的联合扫荡，毙伤日伪军十五人，粉碎了敌人合围的阴谋，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区委首先在十字乡集中搞点，然后推广到丁凌乡的丁家庄、普庆乡的东吕庄一带，继而全面发动搞农民运动。不少农民由于长期受日伪军的欺压，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开始有些怀疑和顾虑。针对这些情况，区委组织民运队员首先挨门逐户访贫问苦，热情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性质和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坏人制造的“共产党是红头野人”、“共产党共产共妻”等谣言，以实际行动争取群众。当青黄不接时期，群众连稀饭都吃不上，民运队员就发动群众，向地主开展借粮斗争。同时又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广大农民初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是人民的救星。民运队的同志还主持公道，帮助群众，反抗封建势力。这样，贫苦农民逐渐和党贴心了，革命热情也高涨了，不但不反对民运队的同志住在他们家里，而且还热情款待，对其中年岁较大的女同志称大姑，年岁小的称大姐。民运队的同志深入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并以他们为骨干，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成立了农救会（后来叫农民协会），组织民兵、儿童团、妇救会、雇工会（由地主、富农家的长工组成），开展办夜校、学文化活动，使一大批积极分子迅速成长起来，如马玉甫、王文兴、秦启如、黄元喜、蒋兆坤、朱泗霖、夏斯瑞等一批农民干部。

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在新区委的领导下，民运队领导群众向地主开展借粮斗争，解决春荒缺粮问题，同时依靠群众，开展征集和预借公粮工作，清查田亩，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根据地初创时期，民主政府只对占有土地较多的大户人家征收公粮。征收方法是：按一家一户田亩的多少分派任务（根据当时的税法来计算确定），但全区田亩数字有很大出入，谈田亩的多少也只是大概的数字，所以缴公粮在数字上有很大的悬殊，合理负担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落实，人民群众对此做法很有意见。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民运队决定对全区田亩来一次清查，但是这项工作和减租减息运动一样，刚开始宣传，还未来得及形成高潮，日寇就对我盐阜地区开始了残酷的夏季大扫荡。

日寇占领了盐城、上冈、伍佑、湖垛等镇，在几乎所有的大小集镇和公路、河口要道筑起了碉堡，设立了据点。我区的乔家庄、廖家庄、小阜庄、石桥头、皮岔河、孔家庄、古基寺等地设立了伪政权，推行伪化。七月二十四日，疯狂的敌人乘着汽艇到四乡烧杀抢掠，手段残忍，无恶不作。鲁艺学院华中分院的部分师生，在我区北秦庄惨遭杀害。这时，顽固的地主势力也趁机蠢蠢欲动，企图倒租倒息。形势恶化，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民运队和区政府人员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背上小包袱到处办公，主要隐蔽在文化乡、十字乡和十倾荡一带，组织群众一面继续搞减租减息工作，一面寻机打击敌人。瞭望哨、盘查哨、情报网、交通站普遍建立起来，有效地对付了敌人的扫荡，使我方力量和老百姓少受损失。为了摸准情报，民运队组织敌工人员直接钻到敌人据点里，县政工干部胡文辉、郑重、丁德仪等同志分别在廖家庄、小华庄、石桥头、乔家庄等据点里建立了秘密情报关系，通过安插内线，扩大外围组织，控制敌伪人员，有时鬼子扫荡，我们的人就住进敌伪据点里。石桥头据点驻着伪军一个连，一次鬼子扫荡，我县中队就住进石桥头据点，避免和鬼子直接发生冲突。同时，为对付敌人清乡扫荡，疏散、坚壁物资，民运队发动群众，用夹板墙、假坟茔等方法藏粮和物资，耕牛等大牲畜跟人走。全区二十二个渡口的渡工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一出动就得到消息，群众和物资迅速转移，使敌人一无所获，清乡扫荡的蚕食政策屡遭失败。

根据毛主席“‘敌驻我扰”的方针，军民运用多种方式骚扰敌人，使日伪昼夜不得安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发动全区各游击小组、民兵组织，夜间在据点附近用“洋油箱子”内放小鞭的方法，使敌人不明真相，又不敢出来，只得在据点里乱放枪。普庆乡游击队员周飞同志打进乔家庄据点，以烧饭做掩护，搜集敌人情报，如发现敌人晚上有什么会议或活动，就把藏在家里的枪拿出来，放出几发子弹，敌人不知怎么回事，总要打上数十发甚至上百发子弹方才罢休，以此来打乱敌人的阵脚。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区又继续开展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首先召开全区干部会议，对行政干部，特别是乡级以下干部进行教育，帮助他们从政治上了解减租减息的意义，要求他们成为减租减息法令的忠实执行者，并确定五月七日至十四日为减租减息宣传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各乡也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贯彻落实减租减息法令。在民运队指导下，农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联合组织了宣传队，深入村舍进行宣传，大造减租减息的舆论。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工作队，发动主佃双方换新承揽，规定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为“换新承揽周”，同年夏季开始实行“四六分收”、“二五减租”。

到了四二年秋，斗争形势复杂，敌伪遍插据点，蚕食根据地。群众害怕局势再有反复，因此，对减租减息持有观望态度，不敢正面斗争。根据这种情况，区委一方面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教育，组织抗日联保、抗日防匪运动，实行几户一保的方法监视敌人；另一方面，利用地形地物，与敌人周旋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发动群众挖路拆桥，改变地形，破坏敌人交通；拔电线杆，拆电话线，破坏敌人联络；打坝、筑封锁线，阻止日伪汽艇通行，破坏敌人扫荡；动员居住在险要位置的群众和僧道搬家，拆除房屋庙宇，破坏敌人据点。有一次，民运队得到敌人要在十字乡的“神武阁”设据点的消息，张宣良同志带领十字乡的游击队员烧了“神武阁”，使敌人无法存身。对已盘踞在我区之敌，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伪军反正，对敌攻势较大的行动有两次，一次是四二年十月至翌年一月，另一次是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一月十五日。主要方法有散布传单、唱五更调子和喊话等。并对伪军用圈红、黑点的方法进行瓦解，如对下乡作恶多的伪军就圈黑点，未作恶或为我方做事的就圈红点，黑点多了，就予以镇压，使日伪军一举一动都受监督、牵制。

一九四四年春，民运队协助政府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退租核帐”斗争。民运队的同志一方面向地主严格交待减租减息法令，一方面发动佃户诉苦，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佃户的革命觉悟。这一年，就庆丰地区共退租二万八千四百多斛粮食、七万四千多元钱，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倒租退佃的企图，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也教育发动了群众，使人民群众更加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心。

抗战时期，十八团民运队的同志和区乡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尽管四面受敌，处在日伪包围圈内，他们仍然不畏艰苦，坚持原地斗争，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