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整理有关文史资料，发现我县大孙庄的孙氏家谱于清光绪年间即提倡晚婚晚育。其宗谱法约之一的“禁止早聘早婚”条文是这样写的：

“中国古制，男子三十始受室。近时全球法律，男女必成年后婚嫁。最早者，日本二十岁为成年，最迟者，比利时二十七岁为成年。盖鉴于早婚戕害身体，生子多必孱弱之弊。中国无所制限，甚至十六岁以上即为婚嫁之期。其害在隐微，犹为人所及见。惟早聘之害最甚，非待贫富转移致有后悔。甚至幼时结婚而后来忽生残废之疾，终身抱恨。于父母者，曷若俟男女长大时择门户，相当者配之，或令其自己择配，以免怨憾之愈也”。

从上文不仅看到了我县孙氏距今整整一个世纪，即在氏族中提倡晚婚晚育，并且还讲述了晚婚晚育的科学道理。在那个时代，早聘是促使早婚的前奏。当时早聘现象相当普遍，其指腹为婚者，也不乏其人。这个问题，今天当然不存在了，但早恋，换亲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中国古制，另子三十始受室”，这个条文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文明古国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早已形成了文明的习俗。而后来的“中国无所制限，甚至十六岁以上即为婚嫁之期”的现象，又如何产生的呢？

这无疑是政治腐败和战乱而导致这项制度的破坏，使人丧失理智，蹈其愚昧之覆辙。其“非待贫富转移致有后悔”，这句不仅道出了愚昧之因，也揭示了文明之路，对多子多福、早生早贵的世俗观念，更是一个有力的抨击。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与今天少生快富、优生优育意义相同的倡议，这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文明、爱国之程度自不待言矣。

孙氏家族，和社会上所有的家族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扬帆弄棹，其思想如斯进步，这与该族中人物的政治、文化素养是分不开的。孙氏家族八世祖、明末进士孙榘，于清顺治甲申(1644年)任浙江虞县知县；九世祖，清朝榜眼孙一致，顺治丁酉( 1657年)授翰林院编修，十九世祖，清朝举人孙大鹏（海南），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出任浙江湖州总补府。浙江光复后不仕，孙大鹏回乡创办海南中学，为国培养人才，一生还写下了五十余首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稿。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修家谱，即是在他倡导并阅示下进行的。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