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要塞策反记(王澄明)
扬帆发来密电
1949年春,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三野部队扬威苏皖,逼近长江,准备打过江去,攻占南京、上海,为解放全中国胜利进军。
当时,我任华东局社会部任情报科长。为了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开展京、沪、杭地区的情报工作,副部长扬帆带了华东局社会部大部分情报干部去淮阴,我还留在山东省益都县(青州)华东局驻地安家庄。3月间,扬帆打来一份绝密电报,提出要对江阴要塞进行工作,要我火速南下。经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向华东局请示同意,我即率社会部电台台长葛尚丰,干部唐连勋、王欣、张保祥、唐路、李聪及通讯员一行十余人,由济南乘火车抵徐州。徐州是我的家乡,自1938年1月1日离开那里,一别十年。要不要乘过路之便回家看看,这念头刚在脑海一闪,但一想到古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马上就打消了。翌晨,公安局副局长李又邨给我们准备一辆卡车,赶赴淮阴。
陈丕显指示任务
到了淮阴,扬帆带我去见了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苏北指挥部司令管文蔚。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大瓦房里,陈丕显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谦虚地询问华东局有什么指示?接着,管文蔚向我介绍情况说:我们党内有一位老同志、华中大学教育长唐君照,有两个弟弟在江阴要塞,一个叫唐秉琳,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秉煜,在江阴要塞当工兵营长,原是国民党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到要塞任职时间不长。这两人都是我党特别党员。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一定要把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搞好,以配合我军渡江。管文蔚还详细地介绍了要塞司令部的步兵和炮兵总兵力约7千人和大小炮三十四门的配备情况,要塞司令戴戎光是盐阜区人,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容和总台台长唐秉琳都是我们的同志,靠得住。守备总队长吴广文也是我们的同志,吴对部队的控制力很强,步兵管辖江西六十里,要塞的许多口子派亲信守住,起义后可守两小时。最好起义之前增加个把营给他们,对岸控制不少船只,约有七、八十条。
管文蔚指示,曾向他们要求起义两小时后我们过去。当前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不准盲目活动,不发展党员。防卫六十里江面情况,要他们画详图,3月10日前送来。
陈丕显又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并交代联系办法,请对方放船过来,与我们秘密船只联络,起义人员只要立了功,部队还是由他们带。
对江阴要塞进行工作,原来是由苏北行政公署公安处掌握的,特别是侦察科长江华一直主管其事,情况熟悉。陈丕显和管文蔚给我交代任务后,我即到苏北行署公安处,和江华等带着电台和华东社会部随来干部到靖江,同华中工委先前派去江阴的政治交通员吴铭见了面,了解了一些新情况。
叶飞司令员直接指挥
约在3月底,接陈丕显、管文蔚通知,为了配合大军作战,将我们划归十兵团领导。我到十兵团司令部,叶飞司令员亲切地接见了我,交谈要塞的工作情况及打算,留我一起用餐。吃饭时,他说,济南战役,你对吴化文的工作做得好,这一次是粟裕司令点了你的名,必要时你要准备亲自前去掌握。我听了很受鼓舞。当晚,叶飞留我在和他毗邻的西廂房住下。
我向叶飞建议,最好能多派几个骨干打入江阴要塞协助里应外合。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迅即决定从29军选调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同志来我处报到。数日后,叶飞派来小吉普车把我接到兵团司令部,然后请韦国清来,我把这一时期要塞工作情况作了汇报。
叶司令明确地指示:“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见到部队不开枪,迎接我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响。此事完成即渡江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注意要他掌握几个连长、排长掌握士兵,要他们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被俘一起被俘。掌握住可靠的排、连,告诉他们将不可靠的分子调防。我们准备派去的干部,一个掌握炮台,两个掌握港口。如果是担任连守备即派去当连长。未渡江前的次要任务,是把炮台防军、友邻情况及时告诉他们。五天联络一次,规定逢一、逢六的日期联系,通知他们由你负责管理,如有紧急情况可找你。约定找他们的办法,必要时你亲自去。要通知江南工委停止发生关系。”
韦国清政委接着指示说:“这任务与渡江有很大的关系,一两个团无所谓,主要是战略位置重要。”
他特别指示如何保守秘密问题,又布置了交通联络办法,到江阴护漕港西南、占文桥北,找守备部队吴广文总队长。有人问,就说由益林猪行来的,找马春林先生(吴铭的化名)。
同吴会面时联络办法是,去的人说:“猪子不能出口,行里特地叫我送信来的。”
吴答:“猪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又没有人要?”
去的人叫王福生。
特殊情况直接接头处,可来靖江季家市典当埭。
普通联络办法是,在新沙设联络站,护漕港准备一个交通点,搞两只船。
领受任务后,叶飞司令仍用小吉普把我送回,我深感肩头责任重大,临战的激情使我难以平静。
一切准备就绪,吴铭在敌人严密封锁江南的情况下,冒着巨大危险,将兵团派去的四个干部输送到江南。在他们动身前,我们几个到新港李干爱人的姐姐家,吃了一顿美味的河豚。
4月1 5日,我接到了叶飞司令的一封亲笔信:
澄明同志:
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二十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时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要在行动的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照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们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无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
此致
敬礼
叶飞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接到这一指示,我领会到叶司令是要待我军行动的日期定后再过江去。信中要我转告吴铭不要心急,可是我自己也巴不得尽早飞到江对岸去,直接参加要塞迎接大军的准备工作。当时正是麦苗茁壮、菜花飘香的季节,每日清晨,我沭浴着大好春光,到江边丛林猎取野禽,练习射击,耐着性子待命出发。
夜雾蒙蒙偷渡长江
第二夜,江面上空云层笼罩,朦陇一片,能见度很低,正是偷渡的大好时机。我们待夜暮深沉启碇出发,在波涛声中向南驶去。我们配有步枪的民兵班,在交通船负责人查小龙的带领下,疾徐有致地操橹南驶。我望着这些敢于向国民党军队封江挑战的无畏勇土,想着他们夜夜游弋大江南北,不禁肃然起敬。这次渡江出乎意料的顺利,船到离南岸几十米处的浅滩时,我们就脱下长裤,由交通员作向导,涉着齐腰深的江水登岸。我体质不强,水寒得我简直有些吃不消。攀上岸时,大家都是一身泥水。这时已是后半夜,我由交通员带路,朝不远的一个叫安全村的小村庄走去。这里是交通员黄鹤祥的家,刚到村边,就听到犬声狂吠,发现情况异常,这村庄已驻扎国民党军队。我让黄进村去探听情况,自己和陆留宝在田边小道上等侯。突然一个国民党哨兵走到我跟前,幸亏雾气浓重,没有被发现。我决定改到陆留宝家投宿,又涉过半截腰深的一条小河,可是这个村庄也同样有驻军。我们轻声喊开了后门,陆的老母亲把我们接到家里,幸好他家没有驻兵,而竹舍隔壁却终夜传来国民党兵的阵阵鼾声。
江阴要塞出现新的险情
上了车拉不多远,迎面来了一股国民党军队,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背着冲锋枪向我打量,我仔细一看正是我29军营教导员徐以逊,不禁喜出望外。他已顺利地打入游炮团,当了王德容团长的卫土,游炮团正奉命换防。徐马上把我介绍给王德容,王即命部队中途休息。
我把使命告诉王德容后,要他派人赶快把唐秉琳、唐秉煜等找来开紧急会议。我伪称是王德容的亲戚,从河南家乡来找他谋事的。不多功夫,唐秉琳、唐秉煜、李云葵、李干等都来了。他们讲了两个重大情况,一是原长山一带游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据说国民党当局是按照美国顾问团的意见,一时无法摸清内情;二是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而遭免职。这两个突然的变化,不早不晚于我军渡江前夕发生,对我们非常不利。时间万分紧迫,怎么办?我想到送我的交通员可能还追得上,即叫徐以逊换上便衣赶紧追上去,把这两个紧急情况送过江去。
我打入游炮团任卫士
徐以逊走后,我们立即开会,我传达了十兵团叶司令,韦政委交代的重大任务,要大家作好准备,迎接大军过江,各就各位掌握好部队。会上还明确要控制几个港口,不准打炮。一旦我军渡江,就速将要塞通上级的电话线切断。会上决定派唐秉煜连夜去无锡接吴广文回江阴(吴广文被免职后,因丁治磐要扣押,被秘密转移到无锡),以便帮助控制部队。经过唐秉琳的介绍,了解到新发展的任守备总队长的李云葵表现得很好,使我增加了对掌握守备总队的信心。要塞总台因最近已安插了李干和王刚,我再打进去有困难。大家同意我到游炮团去充当王德容的卫士,以作掩护。
会后,游炮团继续开拔到达驻地。晚间,我睡在卫土通铺上,虽已两昼夜未合眼,却怎么也睡不着。半夜,徐以逊突然来到我床前,说交通员没有追上,情报没有送出去。我气得很,但又不好发作,就轻轻地推醒陆德荣,假装解手出去商量。
20日黎明,我同王德容、陆德荣一起到黄山炮台,和唐秉琳商量对策。在大山上点燃烽火,发送信号,目标太大:不啻自我暴露,不能使用。划小船或游泳过江,从高山上瞭望,大江茫茫,宛如一条白带,这样做同样无法隐蔽,难免不被发现而只好作罢。最后决定由陆德荣利用国民党21军的买菜船设法从八圩港过江。我知道这样做艰险万分,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只得冒险行事。我郑重地叮嘱陆德荣:“事关大局,途中如遇险负伤,爬也要爬到司令部。”陆德荣激动地表示,“党需要我这样干,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我又对陆说: “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还有个老母亲在上海,如我有意外,望组织上照顾。”我目送他离去,内心被他刚毅不拔的勇气深深感动。
陆德荣走后不久,吴铭从无锡回来了。他认为陆德荣从八圩港出去很不安全。21军虽在长山接了防,但过去山上没有工事,对我军渡江影响不大,陆德荣不必再去冒险。于是我又把陆德荣找回,把他安置在我渡江交通线的江边守候,如果见到我们的交通船就立即过江,向十兵团首长报告。如果见到我渡江部队,就带领部队夺取长山,并让渡江部队另外派人回去报告情况。
打探大军渡江消息
21日凌晨一时左右,游动炮团第三营营长来电话报说,抓到我军一个俘虏。我立即和王德容一起去三营营部。这位营长是听王德容指挥的,但王并未向他透露同我们的关系。只见他神色惊慌,拿着话筒在电话里下命令,黄豆般大的汗珠在他脸上直淌。王德容指示他要看俘虏,他马上派了一个排长两个土兵,带我们赶到肖山三营前沿阵地碉堡里,看到了那个被俘的我军战士,王德容和我都问了他几句,拖始终不作声。这个碉堡装了一个电话,由一个电话员掌管。王德容分别给戴戎光、唐秉琳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没有什么重大情况。
先发制人命令炮兵总台起义
我判断我军前锋已经登陆,考虑到时间已是午夜二时,配合大军渡江,正是关键时刻,绝不能有丝毫犹豫,否则贻误战机责任重大。我即向王德容提出要和唐总台长通个电话,他表示同意。我决定以军代表的身份向唐总台长下达命令。电话员接通要塞的电话,把话筒向我递过来,只说了三个字:“戴司令”。我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敌司令戴戎光的声音:“我是戴司令。”我大声吆喝:“我不同你讲话,我要找唐总台长。”戴戎光还在解释:“我是戴司令。”我又说一遍: “要找唐总台长。”戴这才无奈把话筒递给唐秉琳。我吃准对方是唐秉琳后,即拉高嗓门大声命令:“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时间紧迫,不得延误。”我打完电话,把话筒重重地一摔,对王德容说了一声“走”。在场的国民党官兵一个个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我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促使总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为配合渡江立下战功。
此电话一打,我估计必然要使要塞内部瘫痪,而只要要塞和南京的电话联系中断,就会加剧敌人的慌乱,加速国民党的全线崩溃。
迈出碉堡,我把王德容和他的贴身卫士小裴安置在游炮团驻地附近村上的一个祠堂里,自己一个人去游动炮团团部驻扎的村子察看情况,发现团部已仓惶撤往黄山,连我的一个行囊也没有带走。我取回行囊,把他俩带到附近一个村子唐仲衡家中暂时隐蔽起来。随即,我又按照张宜友师长同我约定渡江后联系的村庄,快步向东南方向走去。走了约有七、八里地,才判定那里并无渡江先头部队通过。时间尚早,我们部队过来还不会那么快,就又重新折回。
向陈锐霆报告起义经过
沿途,国民党败军到处拉夫。走了一程,忽见我军一支部队迎面而来,向江阴城进发。我兴奋地发现,大军已经过江了!我找到了团长,向他们介绍了江阴的情况。这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胡乱扔下两颗炸弹,地面顿见两个大坑,随即遁去。我和王德容,小裴回到黄山是中午时分。
当天,我华东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陈锐霆司令到炮台视察。唐秉琳报告说:“王澄明下了命令,要塞宣布起义。”我得知在天亮时分,滚滚长江,万船齐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线渡江,唐秉琳卓有成效地配合了我军渡江作战。在他的领导下,发射了撤掉雷管的假炮弹,接着命令所有大炮掉转炮口,宣布起义。国民党吹嘘的“长江天险”已被我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四处淡败。陆德荣和徐以逊分别接应了一支部队上山。李干、吴铭、唐秉煜等配合解放军先头部队活捉了敌司令戴戎光,并押送到29军军部。王刚等割断总台通国民党中央的电话线,李云葵掌握了要塞守备总队,其他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和唐秉琳陪同陈锐霆司令巡视要塞炮位,并将要塞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司令指示:“要继续监视长江上游企图东逃的国民党兵舰。”
一个会,又找吴铭、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开了一次会,对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工作作了初步检查。
此时,唐君照亦被委派到要塞,负责政治工作,我向他作了交代。5月初,接华东局电令,马上要解放上海,又调我去无锡接受新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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