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康熙年间，盐城县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他正直敢言，为民请命，千里奔波，伏阙上书。他就是我县芦沟镇凌葛庄凌氏家族十世祖凌宗吕先生。说他惊天，因为他舍家破产，不顾身家性命，间关辗转几千里，伏阙上书告御状，惊动了康熙皇帝；说他动地，因为他上疏成功，清圣祖御笔亲批，蠲免了本县一百多万亩荒田的赋税，终止了几万原住民的包赔制度，邻近四邑（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的20万顷荒地均蒙其福，也免除了田赋，“海澨之民，欢声雷动”。几万逃亡各地流离失所的灾民终于返归故里，重建家园。其功莫大焉，彪炳史册；其善莫大焉，存活万民。我以为与负帝蹈海、耿耿孤忠的陆秀夫，与为民请愿、抬棺死谏的海青天，甚至与“甘为人民鼓与呼”的彭老总相比，并不逊色。

凌宗吕（1627-1704），字大吕，生于明朝天启七年，逝于康熙四十三年，邑庠生（秀才），一生经历了明末清初两个朝代，四个皇帝（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凌氏乃盐邑世家大族，书香门第，明清两代，人材辈出，灿若星河。仅明中期至清初就有贡生（相当于举人）11人，监生1人，其中知县3人，府学、县学教授、教谕、训导6人，州判（市级副职）1人，县丞（县级副职）1人，恩科七品散官1人，以后又有生员（秀才）89人（当中又含贡生9人，监生1人，连前累计贡生为20人，监生2人）。宗吕本人为秀才，四个儿子中三个儿子也是秀才，三个孙子也是秀才，加上他父亲和弟弟两个秀才，正所谓“一门九秀才，一族九世郎官”。家谱中介绍他“幼承家学，既长，不事帖括，工于古文辞，性耿介，不苟言笑，居乡以好义著，人多敬惮之。”从中不难看出这位老先生的两个特点：一是幼承家学，古文功底深厚，但却无心科举。二是为人正直，急公好义，表情严肃，遇事爱争个理，好打抱不平。正是这两个性格特点促成了他舍家破产，冒死上疏的正义之举。这份奏疏被全文保留在树琪堂凌氏宗谱和光绪县志中。康熙皇帝的御批保存在淮安府志及乾隆版、光绪版的盐城县志中。奏疏叙事简洁，说理透彻，铺陈排比，情辞恳切，结构严密，语言优美。

凌氏上疏的原因很简单，奏疏的开头说的明明白白（类似近日之报告的“事由”或新闻的导语）：“奏为丁逃田废已久，灾黎无力包赔，仰叩皇恩，敕部查案，特赐蠲豁以苏积困事。”其主题词就是“丁逃田废”、“无力包赔”，“赐蠲豁”。奏疏中说，盐城东滨大海，西连湖泊，为扬州、高邮、宝应诸邑之下流，为众水汇归之处，素称泽国。自康熙七年（1668年）黄河决口夺淮，洪水冲淹，田舍飘没，人民死徙。明清时期，水利难修，水患频仍，鱼米之乡必多鱼鳖之民。《万历志》载：“隆庆以来，庐舍飘没，田沉水底13年”，田舍被淹之后，灾民纷纷逃亡，就食他郡，因而大片土地抛荒，无人耕种，成为“废田”。一年半载，洪水退去以后，部分被淹田地又逐步出水，乃至干涸。这时皇朝政府每年冬天就会委派地方官员踏勘田亩，统计这些被淹后又出水田地及逃亡之人口，这项工作被称之为“报涸”。康熙年间，数次遭遇洪水，数百万亩水田被淹，几万人逃离家园，丁逃田废现象屡次发生，积重难返。康熙十八年（1679年）盐城知县冯昱在遭灾淹田之内查出无主版荒永废田地9984顷76亩4分（约一百万亩）逃故人丁39570丁。“丁”乃成年应缴赋税之人口，加上未成丁的儿童及老弱，逃亡总数应远远大于此数。数万人逃亡，百万亩土地抛荒，这数字够惊人的，建湖县刚解放时耕地也不过104万亩。报涸以后就要征收赋税了，这就是“升科”。皇朝政府的政策倒也是人性化的，“令民耕垦，三年之后起征”，让你白种三年，然后再征税。但是这些灾民一旦逃亡，远走他乡以后，根本就不想回来或无法回来，再说“田虽涸而仍荒，野徒青而尽草”，重新开荒种地，诚非易事，导致这百万亩土地连年抛荒。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天道亢旱，湖河断流，数百万亩淹地全部涸出。”可惜这些田地“积淹年久，畚插难施（畚，运肥的筐；插，挖泥的锹。）”，哪有人来此耕作呢？因而继续抛荒。越荒越难开垦，越不开垦越荒，进入了天长日久的恶性循环。

这些连年抛荒的“废田”一旦逐级上报以后，就成了官府征收赋税的依据，而且不待三年，“涸出即行起征”，没有人与你核对三年、二年之期。可是向谁征收呢？逃亡之人，无处可找；在家之丁，插翅难逃，结果就是谁在家谁倒霉，连坐包赔其他逃亡人丁荒废田地的赋税，结果正如宗吕公在奏疏中所说的那样：灾民“自己名下已报升科之涸田尚多剜肉，何力包赔无主荒废之田？”税收是皇朝的命脉，有关邦本，应征之数，一毫也不能少，因此奏疏上有“责现在之户代为包赔，徒使株累牵连，无辜敲扑，空毙死于杖下”的泣血之言。平心而论，考诸史志，这盐城的地方官也确实难当。这种田废丁逃的现象早在晚明的隆庆年间就屡屡发生，万历初年，盐城知县杨瑞云在县志序言中感慨道：“于时鱼鳖之民方患苦洪水，鸿雁之夫半流入他郡，……”《万历志·户口》中又云：“洪水频仍，流民就食他郡，百堵皆空。”老百姓像大雁一样飞走了，向谁征税呢？以至他在《盐渎感事》中说：“村落遗空室，征求日叩关；署中樽酒绿，哪得破愁颜？”村落中留下的是一座座空空如也的破房子，人都外出逃荒了。可是上级派来征收赋税的官吏却每天都来叩关催逼，衙署中虽有美酒盈樽，可是哪能解除得了我满面的愁颜呢？撇开阶级立场不谈，瞧，这个县长当的也够愁眉苦脸、灰头土脸的了吧？常人眼中光宗耀祖、风光无限的堂堂七品知县原来是这般模样。在赋税面前，知县的日子不好过，普通农民、灾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唐代诗人杜荀鹤吟道“纵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与宗吕先生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盐城平民诗人吴嘉纪更是诵得直白：“输尽瓮中麦，税完不受责。肌肤保一朝，肠胃苦三夕。”不交税皮肉受苦，交了税只好饿肚皮，比樽中还盛有美酒的知县苦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万历七年到康熙三十一年，经历了两个王朝，岁月流逝了一百多年，但旧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统治阶级又抱残守缺，闭关锁国（明清两朝均曾长期实施海禁，严禁海外贸易），动辄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改良，不肯开放，不肯引进古代的西方科技，因而广大农民只好在这个“水灾被淹，丁逃田废，报涸升科”的怪圈中苟延残喘。只是到了康熙年间，人口增加，水灾更多，矛盾凸显，这个痼疾越来越重，以至积重难返。统治集团与老百姓的利益博弈是不动刀枪的战争，是一个“田鸡要命蛇要饱”的两难命题。所以说，凌宗吕这次上疏虽是为民请命，义正辞严，实质上是与虎谋皮，公开与皇朝政府唱对台戏，真正包含了极大的政治风险，一旦问罪，轻则身陷囹圄，重则身首异处，死无葬生之地了。也只有这个“性情耿介，居乡好义，人多敬惮之”的凌宗吕老先生肯干这档子傻事了。

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的惨状，出于正直士大夫的良知和担当，大吕公积极统计受灾情况，力言请蠲请赈，设法救荒，又应当时的知县之请，至沙沟、安丰、大冈三镇抚恤饥黎，温言劝勉，不使逃窜离散。更变产千金以为及时周济之用，随即查明饥口，施粥施银拯救灾荒。尽管如此，还是有大批灾民四处逃散，就食他郡。冬勘升科之日，各级官员也曾向皇朝请命免征，然而上报户部后，户部就是不批，将各级地方官的奏章束之高阁，来了一个冷处理。

了解内情后，凌宗吕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长吁短叹，万般无奈下终于拍案而起，舍家破产，又凑得千金，亲自到北京向皇帝上疏。无论古今，这确实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他虽是秀才，但一介布衣，无官无职，实在没有上疏的资格，甭说上朝面君，就是道府亦难见着。再说山长水阔，路途遥远，前程未卜。这毕竟是越级上访“告御状”，让皇朝政府割肉，弄得不好，就会带来杀身之祸。这时，他想到了在京工作过的顺治戊戌科榜眼孙一致以及江湖隐士、南明中书舍人、书法家、诗人、康熙皇帝征召不肯出仕的乡贤宋曹，只有得到他们的帮助，才能将奏疏上达。第一次没有成功，宗吕先生并未灰心，找准了合适的渠道，又第二次上疏，终获成功，奏疏送到了康熙皇帝的御案上。

奏疏的写作时间为康熙31年十月（1692年），宗吕公时年已66岁，以残年衰躯，三千里驱驰，风霜雨雪，不辞劳苦，实在令人感动。京城米贵，所费不赀，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必定常遭白眼之讥，多有冷言之讽，为民请命，仗义执言，实在令人钦敬。

更加令人动容的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不愧为一代有道明君，外御沙俄入侵，收复失地，战功赫赫，内平三藩，荡平宇内。更能体察民瘼，蠲免赋税，使民休养生息。正如宗吕公在奏疏中所说：“救灾黎于一日，固邦本于百世。”正是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康乾盛世，民生安定，四海升平，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不久以后，康熙皇帝即批准了这道奏疏。皇上特谕曰：“粮从地出，地为水浸，若征钱粮，则于民甚苦，其命免征。”爱民如子的皇帝还真是有。接下来，便是“海澨之民，欢声雷动。”光绪志载：“康熙33年豁除缺额人户13421丁”，更早许多年的乾隆志则载云：“康熙36年5月17日奉特旨，这盐城等五州县有水田亩钱粮地丁漕米俱照该督抚所题蠲免，仍俟水涸开垦，再行起征，钦此。”获知皇朝政府“蠲免赋税，永不加征”后，盐城逃亡人口“闻信归籍，始得安堵力田。”淮安府的另外四县即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的二十万顷“均蒙其福”，得获蠲免田赋。

豁免13421丁田赋银是个什么概念呢？《光绪县志·田赋》康熙33年条下载，“实存当差人户64006丁，实征丁银10323两一钱，”人均征银为0.1613两，免除13421丁的田赋银，皇朝政府就要少收入白花花的银子2164两五钱六分，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1%。须知七品知县的年俸银只有30两3钱，相当于71个知县的年薪呢。康熙帝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的后世子孙中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雍正、乾隆两朝面对灾情都曾多次免征滨河淹地的赋税。例如《乾隆志》载：“乾隆二年，特恩永豁盐城县滨河民田钱粮2540顷3亩8分8厘。是年12月15日奉上谕，朕闻江南、阜宁二县有滨河田地3051顷，淹涸靡定，从前有司经理不善，误报水涸升科。究竟荒多熟少，小民纳赋甚为艰难，以至累年积欠未清，甚可轸念。着该督抚即行查确，将此3051顷应征之钱粮4400余两悉心豁免，其从前未完之旧欠一并赦免，俾闾阎永无赔累之苦，昭朕爱养黎元之至意。钦此”大清皇上的这些恩典与凌宗吕的奋力抗争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堪称“流风遗韵，泽被后世”。

康熙帝实在是高明英明。是蓄水养鱼，还是竭泽而渔？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明智的康熙皇帝毅然选择了前者。在使灾民大批回归，休养生息，将永废之田逐年开垦的同时，也逐步获得了稳定的税源，实在是双赢的妙招。这一措施为清初的社会稳定以及后来雍正、乾隆两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宗吕公，字大吕。闲来考据，“大吕”二字本古音乐12律中六阴律的第四律。历来“黄钟大吕”并称，乃铿锵激越之声，喻庄严正大之文辞。凌大吕，这位风流儒雅的古代士绅，这位数万灾民的“黄钟大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舍家破产，仗义疏财，不畏艰险，冒死请命，以庄严正大之文辞，写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奏疏，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几代人敬仰的榜样，“民命之请，不出于疆臣，而成于一介布衣，”凌公实在是当之无愧的“盐城好人”，愿大吕公的精神永垂人间！

                     建湖县第二中学 教师 徐杰范

                             201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