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如何成陆？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根据古代志书和相关资料推断，当为“由湖生垛，因塘得湖。”这八个字正好隐含了建湖的一个地名（湖垛镇），三条河名（东、西塘河及北塘河），这虽是一种巧合，却也包含了诸多的必然吧。本文重在探讨其中的必然。

一、沙嘴沙堤围泻湖

据贾宗荣教授主编的《盐城乡土史》载：“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海浸时，今盐城市域全部被大海淹没，成为北起连云港，南抵江苏南部的浅海湾的一部分。”千年以后，由于地壳运动，地质变迁，潮汐变化，全球变冷，沧桑之变再次发生，地球上又出现大海退，海湾变浅，长江、淮河夹带的泥沙在出海口附近堆积，形成沙嘴。另外，在浅海湾东部的缓坡上（黄海大陆架），南北海流带来的泥沙堆积，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岸外沙堤。这种作用，至今仍然存在。今江苏射阳、大丰一带的滩涂正以每年二十几米的速度不断向大海延伸，形成新的陆地就是明证。距今4000-3000年前的中金新世末，南北江河冲积而成的沙嘴与纵贯全境的岸外沙堤相连接，内侧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成为浅海湖，即泻湖。古泻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全市的广大地区都经历了古泻湖的几个发展阶段，即海湾-泻湖-淡水湖-湿地沼泽-淤浅成陆。各地平原形成时期不同，范公堤一带成陆最早，范公堤以西里下河地区成陆稍迟，当在秦汉之后。本县属平原圩区，地势低洼，是里下河地区著名的“三大洼地”之一（另外两洼是溱潼、兴化）。但范公堤一线和县境西部收成庄和虹桥走马沟一带则地势较高，成陆也比较早，而三条塘河围起来的本县腹心地带形为锅底，则成陆更迟，当在唐宗时期。这个锅底洼是如何出水成陆的，本文特就此作一点探讨。

二、由湖生垛古今同

建湖垛子多。县城就叫湖垛。建湖县得名就是取建阳湖垛二镇之首字而成。湖垛南边有施家垛，北边有梁垛，解放初期曾设梁垛乡。沿河乡有花园垛、张八垛、孙家垛、碾基垛。笔者家乡芦沟，垛子更是数不胜数。东边有苏家垛、孟家垛，中间的大崔庄原名大垛子，南面有潘家垛，北边有曾家垛、张家垛、薛家垛、徐家垛，西北方向大同村有陈家垛。大同村另有一名称叫“大头铺”，查阅历代志书，方知本命“垛头铺”（又是一垛），乃是后人忌讳“垛”、“剁”同音，故意转音（语言学上称为“一声之转”）所致。这个垛头铺来历可不简单，元、明、清三朝曾在此设驿站，为古盐城县西通淮安府的六铺之一。想当年，垛头铺前马路宽阔，店铺林立，驿马往来，烟尘滚滚，蹄声得得，旌旗招展，车辚辚，马萧萧，好一派繁忙景象。官员走马上任，士庶游历各地，商贾贩运货物，皇朝政府传送600里加急公文，自有一番辉煌。

垛是水中高地，有湖必有垛。亦有人称建湖为“胡垛”，推测该垛原为胡姓人家居住。湖垛也好，胡垛也罢，其实就是茫茫湖中一垛子，以后有人居住了，垛以姓冠，姓以垛传，所以建湖才有这么多的冠以姓氏的垛子。垛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就是洪水夹带着泥沙在湖中一定区域沉淀形成的土堆。急流之水到了平稳的湖床就会慢慢沉淀下来。由于洪水的的流向、流速一定，湖盆、湖床、湖岸的角度曲率一定，水流夹带的泥沙就会在一定的区域沉淀、淤塞，枯水季节或洪水退后，沉积带就成了高出水面的垛子。今金湖县城东边二公里横跨湖面的金湖大桥下就有好几个垛子，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大的有有几亩地大，小的仅有几十平米），但都顺着水流方向呈弧形长条状或长椭圆形。悬崖边的树留下了风的形状，垛子也留下了洪水的形状。据说，前任某领导见垛子横亘湖中，影响泄洪，曾在枯水季节将垛子挖除，但后来发现，洪水一到，垛子依旧在原地回复。所以现在垛子仍在原处，并且越长越大，上面野草凄萋萋，有村民在上面栽菜种麦。

垛子形成后，相邻的垛子之间空挡就成了排水渠道。由于河水的淤积以及人们的生产活动，垛子就会逐渐扩大。正如贾宗荣教授在《盐城乡土史》中所说的：“河流下泄的泥沙不断淤积，湖中生物残体的不断积累，浅海湖淤浅分化，堵塞湮变，分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部分逐渐演变成陆地。”这种过程或快或慢。正常年份较慢，遇到洪水年份，这个过程就会大大加快。唐宗以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黄河多次夺淮，洪泽湖倒坝，大运河决堤，这些因素的迭加，将原本缓慢淤积的自然过程来了个大跃进，大量的泥沙呼啸而出，奔涌而来，到了下游，一片汪洋，水流减缓，泥沙迅速沉积，填高地面，老垛子逐渐相连，又产生了新的垛子，以致垛子星罗棋布，湖荡不断退缩（《万历志》记载盐都楼王西部即有一个“缩头荡”可能因湖荡退缩而得名）。久而久之，原来的湖荡便是慢慢成陆了。最厉害的莫过于古泗州城的沉没了。康熙年间某日暴雨如注，高家堰倒塌，洪水从天而降，浪头有楼房高，真个泗州城（今淮安市盱眙县），一座繁华的古代都市就被洪流活生生的吞没。洪水退后，古城被埋在距地表深达7米的地下，古城成了淮河岸边的一个大垛子，再也没有见过天日，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庞贝城。

底层挖掘资料亦可验证当年沉积成陆的过程，现在建湖一带建高楼挖地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脚下的土地其实分成了好多层次。最上面的是耕作层，下面是黄土层、黑土层，再下面又成了青色的淤泥层、褐土层、地骨层，层层堆积，既无生活垃圾，又无建筑遗存，属于典型的湖相沉积层了。这种湖相沉积层从几米到十几米不等，正是千百年来淤积成陆的客观记录。其深度完全由湖盆底部的真高来决定，其层次由大洪水的次数和事件来决定。

三、因塘得河史有载

洪水其实有两个作用，一是夹带泥沙夹带加速淤积，另一个作用就是冲刷原有河道，形成一个个的“塘”。洪水滔滔，在向大海汹涌奔腾的主要道路上，冲刷原有的湖盆、河床，形成大塘。今阜宁县城东部的庙湾大塘即由黄河夺淮后的大浪冲成，成了古射阳河的一部分。自从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淮南黜陟使李承在盐城西南的临湖地区，建立了射阳、太平等一片内河水系后，兴化、宝应的上游来水家中了对建湖河塘的冲刷作用。长期冲刷，在今建湖垛子成片的腹心地带，即今沿河、芦沟、近湖、庆丰、钟庄一带，冲出了两个大塘，即流传了很久的高姥塘、张岐塘。史有明载，东塘河、西塘河皆由此而来，即“因塘得河”。盐城最早的县志明朝万历11年的《盐城县志》中记载了县邑的一海二塘三湖。“二塘”就是赫赫有名的高姥塘、张岐塘。查阅有关志书可知，高姥塘位于东部在今古基寺一带，其西原有高老寺，高姥塘即由此而得名。张岐塘位于西部在今塘桥、中堡、湖垛一带，这一带古称张岐村、张岐里，张岐塘当由此而得名。

塘有二义，一为堤岸，堤防，如河塘、海塘。张岐、高姥二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深水池，而是第一义项“堤岸”之义，类似建湖人口中的“堆”、“圩”之义。因此对张岐塘、高姥塘应称之为张岐圩，高姥圩。唐朝人疏浚上游河道，引水入塘，“塘”也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河”了。高姥塘在东，称为东塘河，张岐塘在西，自然就叫西塘河了。根据万历盐城县志记载，元明时期的张歧、高姥二塘，“在县治西北八十里，阔30丈，长30里，其东又名高姥塘。”（《万历志·山川》）从正史记载来看，阔30丈，即100米，长30里，即15000米，长是宽的150倍，从这个比例来看，张岐塘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水池、池塘，分明是一条宽30丈，长30里的古河道。这里的“塘”，明显是“堤岸”、“堤防”之义，西塘河、东塘河都是“因塘得河。”后来两塘河之间的大片垛田逐渐淤浅，次地成陆。附带说一下，今西塘河长23.4公里，其中张岐塘占了15公里，涵盖了黄土沟到高作港口的整个区域。中有“唐桥村”（今盐淮高速桥河西向北）疑为唐姓人家居住，故名唐桥。又说为唐姓人家出资建造，此二说皆不正确。据《续修盐城县志》载，“杨志塘桥，邑名陆宗修，可见与唐姓无关。实因架在塘河之上故名“塘桥”，清同治年间，河中曾摸出刻有“塘桥”字样的青砖，更是塘桥原名的直接物证。明知县杨瑞云主编的万历志中记有此桥，亦写作“塘桥”。

张歧里一带，古代原是一片低洼的汪塘，具有蓄水的功能，又能将水向北经侍其汊排入古射阳河流入大海。后来可能由于人为的疏浚修筑，又从蓄水池变成了有堤岸的河塘了。有历史遗存为证。今南环大桥河东一带，旧称“北柴田”，解放前仍是一片芦苇荡；东冯沟附近至今仍有一大深塘，被称为“大汪塘”，初解放时仍有五六亩大；今县城东南面二里左右有一大片荡滩地，俗称老鼠孔，年年被水淹没，是标准的芦苇荡。老鼠孔南面的鱼种场，也是一片低洼的荡滩湿地。这些荡滩都在中堡、塘桥、湖垛附近，与古代志书记载的张岐塘的位置吻合，说他们是古张岐塘的遗存当是没有疑问的。

另外，今芦沟、沿河、近湖、庆丰一带不少人家的家谱上都记载了其先祖系明初“洪武赶散”而来，来此后“跑马圈地、插标为田”。这些记载标明，张岐塘、高姥塘一带都是一些新成陆的荒滩淤地，易旱易涝，并非官府录入名册须缴纳赋税的“熟田”，正因如此，这些无主荒地，才能随便占有，自由耕种，这也是这一地区成陆较迟的标志之一。

从现有材料来看，沿冈范公堤一线草埝、上冈率先成陆，约在秦汉之际，本县西部射阳河畔的蒋营收成庄及颜单虹桥走马沟一带成陆也比较早。三条塘河包围着的锅底洼成陆较迟，约在唐宋时期及以后。成陆以后，先民聚族而居在垛子上生活，然后又以垛子为中心开垦低洼地。处于锅底洼中心的卢沟地区的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论断。解放以后政府兴修水利与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不少唐宋时期的文物，有唐代的青绿釉瓷壶，黄釉酒瓶，五代时双系灰陶壶，宋代白瓷小酒壶，白瓷碗，小陶壶，蛋青釉四系瓷壶，青釉带把瓷壶等，而汉代的文物则极为罕见。

建湖地区成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命题，需要古地质、水文、气象等多方面的材料来支撑，更需要地下发掘出的文物来证实，本文提出的“由湖生垛、因塘得河”的探索，只是向浩淼的湖面上扔下了一块砖头，在圈圈涟漪随波荡漾之时，希望引来大方之家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