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胡福明于1982年11月被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84年12月当选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同时仍兼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5年12月,任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联主席、省社科院院长；1995年2月起担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至2001年2月。

1983年，我在盐城市委机关报《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有幸被抽调，与市委宣传部的理教科长刘万琳、副科长张华龙一起撰写《红旗》杂志出版社的约稿——关于阜宁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调查。那次到北京给《红旗》杂志社送稿，我结识了胡福明先生。

当时，市委杨明书记在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从北京发来指示，要宣传部列即派人把我们撰写的调查报告送给他。因为稿子是我执笔的，所以我就有了这趟美差。

我于6月21日下午4点钟抵北京站，5点钟住进沙滩2号《红旗》杂志招待所，找到了编辑部的郑幼云编辑，6点钟坐《红旗》杂志社的轿车到达江苏代表团驻地——五棵松炮兵招待所。7点钟见到了我市出席全国人代会的代表童朝明、巴一恺、王尤珍，他们带我去见杨明书记。杨书记急着要赶火车离京，匆匆地把我介绍给了胡福明副部长。杨明书记指着胡部长，拍着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你就盯着胡部长，他叫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稿件一天不发表，你就一天不要回盐城！”说完他就跟胡部长握手告别了。

胡部长在领我去他房间的走廊里，突然停住了脚步，很随性地给我介绍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这是我们的顾秀莲省长，这是凌启鸿副省长，”又介绍了我：“这位是盐城大众报社来的记者小姜，你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我很拘谨地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胡部长跟两位省长说：“《红旗》杂志出版社要出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汇编，全国35篇文章，我们江苏就是两篇，盐城、淮阴各一篇。小姜就是送稿件来的。”

告别两位省长，胡部长把我领到他自己的房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普通话说的这么好，不是盐城人吧？” 我印象很深的是胡部长把我们《盐阜大众报》说成是盐城大众报。“小姜，稿件的事件，你不要急。你没来过北京吧？没来过就好，没来过就有新鲜感。所以，我跟你说三句话。”见我要掏笔记本，胡部长连忙接着说：“不要记，不要记，我讲话你不要记，我要说哪三句话呢？第一句话是，你要玩，玩哪里？天安门，故宫，长城，这些都是世界名胜啊，所以你一定要玩。这些地方都玩过了，怎么办？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句话：还是玩。不是玩过了吗？还要玩什么呢？那就去北京大学呀，清华大学呀，人民大学呀，都要去玩。还有，你们当记者的，还要去人民日报社呀，新华社呀，光明日报社呀，这些地方统统要去玩。这些地方又玩过了，干什么呢？那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三句话，还是玩。再玩什么地方？王府井，东单，西单，那些大商场，你一定要去看，要去玩。这些地方，你全部玩完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跟你说稿子的事！好不好？就这样定了！”

离开炮兵招待所时，我还纳闷，住在同一幢楼里，杨明、童朝明、王达宣、王尤珍的房间电话都是六位数810646转各自房间的分机428、426、206之类，而胡部长的房间却另外多了一部七位数8144362转425的。巴一恺告诉我，一般房间都是用的部队专线，与外边不通，而领导房间多了一部外线电话。

我玩了三天，实在不敢玩了，我担心假如稿件弄不出来，如何回家交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胡部长汇报，他“被逼无奈”地说：那你下午来《光明日报》社找我吧。自此，我就紧跟着胡部长不敢擅自离开。

那时候，胡福明在北京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高校、新闻单位都排着队邀请他去作报告。我就像他的尾巴一样跟着他，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等多家单位。每次我也被他“请”到台上，跟他并排在前排就座。每次主持人介绍完主席台上的人员之后，胡部长都要插话很认真地指着我：“这是我们江苏盐城报社的记者，小姜。”他好像对“盐阜大众”不熟悉，所以有时想说，又生怕说错，总是临时又改说“盐城报社”。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角色在当时也真够滑稽的了。

胡部长是无锡人，话说得稍快一点，听者就有难度，正好我的母语也是吴语，能大致听懂胡部长讲话，有时主持人或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也发话询问，我也会主动帮他翻译几句。

6月27日晚上，我还陪胡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的电影招待会，观看了国产片《武林志》和英国故事片《第三个人》，一区29排5号、7号两张电影票，直到今天还粘贴在我的日记本上呢。

有一天晚上迟了，他坚持要我跟他同住一个房间，说是正好聊聊天。说句实话，那时我是地方报社的一名记者，没见过大世面，更没见过大人物，在胡部长面前总是显得稚嫩、青涩。那夜胡部长呼声如雷，早间醒来时，他问我：“小姜，昨晚我没打鼾吧？”我只好点点头又摇摇头。他又来上一句：“我只有累了才会打鼾，一般不打鼾！”我在心底窃笑！

每次吃饭时，他也总是让我坐到他的边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他接到电话，要他列即赶回南京。他拎起包就要走，我可急坏了，我那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稿子的事。他直拍脑袋：“噢，噢，还有稿子的事呢！别急，我来！”说完，他就翻出小本本来找电话号码，一通电话之后，他撂下话机爽朗地大声笑着说：“我帮你的事情办完了，明天你还找郑幼云，行了吧。那你现在也要帮我办件事哎，帮我把这些大包小包一起送上火车，怎么样？”那次我也正是头一回看到软卧车厢，认识了“豪华”二字。

胡部长坐定之后，列车服务员就捧着本本走了过来，征询胡部长点哪些饭菜。胡部长不假思索地大手一挥：“来两碗面条！”我一听他要“两碗”，立即跟他打招呼，我马上回招待所吃。他一听：“噢，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我都忘了，没给你订！”不由分说，我又陪着他吃了两碗面条，下车后我想，他的饭量真大！

送别胡部长的第二天，《红旗》出版社的郑幼云编辑找我看小样，敲定稿件。后来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印在《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初的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上。《红旗》杂志1984年第6期封底上刊登了一篇“图书评介”， 以《一本系统介绍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书》为题，专门推介了这本书，文章写道：“这本书共收入了35篇调查报告，是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从各省、市、自治区《红旗》联络员组织、推荐的百余篇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中选编出来的。”“这本书内容广泛，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和特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些调查报告的作者，有的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调查研究部门或专门组织的调查组，有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年轻的农业经济研究人员。他们的调查报告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分析都有一定的深度。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劳动组织、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5年2月，我们这篇文章还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因为书上的署名是“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获奖证书上要写主撰人员的姓名，为了这事，我还特地怀揣着《盐阜大众报》社严锋副总编的亲笔信去南京找省社科联的王淮冰主席，王老亲自陪我去找到胡部长，胡部长再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再后来，他到省委党校当校长，因为我大学同学施建华和原来《盐阜大众报》社的同事张彦加在党校工作，所以我又一次地拜访了胡部长。

我虽然跟胡福明先生只有短暂的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和蔼可亲，风趣幽默，一无哲学讲师的矜持，二无省委高级干部的架子，俨然就是小区里的大爷，亲戚圈里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