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来到唐家大桥庄

我家是紧靠嘎粮河东边的一个普通庄子，名叫唐家大桥。1940年秋天，拨开云雾见太阳，我的家乡来了共产党。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是部队。几天前谭三爹爹听说要有部队来了，但他不清楚是什么部队，庄上老百姓听了心里都很害怕。一天部队真的来了，是从嘎粮河西边过来的，穿的灰布军装，到我们庄上后，就住在各家门外场院内，不到老百姓家里去。战士们个个态度和蔼，帮助老百姓打扫，尊老爱幼。庄上人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老百姓都很高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部队在我们庄上驻了几天后就向东边去了。那时不知道是哪支队伍，现在根据有关资料看，可能是八路军南下去盐城和新四军会师的。部队来过后，共产党在我们庄上就有了初步影响。又过了一段时间，民运队的同志就经常到我们庄上开展工作了，开头来的是方平、常明初等三位女同志，带队的是方平。后来王大林也经常到我们庄上，我们庄子是县政府开展工作的一个点，还有东边咸家墩子，一般白天在咸家墩子研究工作，晚上到我们庄上布置，各处的人到我们庄上开会、领任务。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我们庄上的老百姓都积极靠拢共产党，向往革命，先后有19人加入共产党，30多人参加民兵，有的是基干民兵，有的是普通民兵，有十多条枪。有的积极报名参军，管正昌、姚文成、唐光宏在前线光荣牺牲了。战争年代，鬼子、伪军虽然经常来我们庄子骚扰，但从来就站不住脚。主要是王大林、方平等民运队同志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齐心团结。常明初同志大约1924年出生，与方平年龄相仿。中共党员，河南省西华县大常村人。常明初同志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家庭是一个红色的家庭，母亲、妹妹和她娘儿三人，先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和方平等三人一同到洗穆乡一带做民运工作，住在咸家墩咸德华家。她是高作区区委委员，兼一个乡支书，是孤峰或是合兴。后来经组织批准和邹屏结婚。1943年夏秋时节生了一个男孩，在坐月子时，敌人来了，情况很紧张。在随民运队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无桥又无船，她就和大家一起趟过河，由于月子里下冷水，被冷水逼出病来，不久就去世了，安葬在季家墩一带。她爱人邹屏同志是建湖区（现建阳镇南部）区委书记，是河南舞阳县人，曾在舞阳县、淮堡等地任县委书记，后转移过来的。常明初同志去世后，邹屏同志为了革命需要，就把男孩送给咸家了。（邹屏同志后任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大林同志任县委书记时，即向民政部门报批常明初为烈士。从部队和民运队的同志身上看到他们一心为人民谋利益，使我对革命有了粗浅的认识。13岁时，方平同志就想带我出去一起革命，因年龄太小，母亲不放心。

当时我堂哥唐光华做村长，王大林同志、方平同志经常到他家去，我父亲是情报员，这样我就认识了王、方二位领导。他们到我们庄上在我家多，有时也到唐光华家，来了找庄上的人谈情况，找的多的是我父亲、唐如鹏、王华山、光华大哥、陈华等。

我父亲唐如好一生很苦，13岁就给地主家做伙计，长工、短工26年，土改后才不做伙计。我父亲非常热爱共产党。共产党来后，他是情报员，送信、收集情报、做民工等。建政后，他先后任洗穆乡农会主任、文教主任。王大林和方林二位同志对他很了解，王大林同志2001年8月16日还对我们提到他，说：“好爹爹（我父亲名叫唐如好，都叫他好爹爹）做了好多好事，他的功劳大呢。有一次好爹爹挑个羊油担子去河西益林、东沟一带收羊油，看到来了十几个鬼子，当时我们的人还不知道，好爹爹跑来通知，我们走地下道脱险了。还有一次，通知好爹爹接受新情报任务时，他正好遇到汉奸带路捉人，好爹爹急忙送信给机关，使他们脱险了。还有一次在东沟东边，鬼子偷袭，好爹爹和几个要饭的在一起捉虱子，看到敌人向南边走，好爹爹就走北边小道送信给机关，敌人的偷袭没有得逞。这些你们家人不知道，好爹爹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挽救了很多生命和财产，当时叫他不要说，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情报员。”

1941年2月，日本鬼子在苏北，特别是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盐城、湖垛地区被敌人占领，广大人民群众过着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四二年奔后，鬼子在朦胧街口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朦胧街上有个大油坊，能舀的油鬼子舀走了，舀不走的拉泡屎在里头，这个油也就没得用了。

共产党发动群众，新开辟根据地，我们家乡是1941年冬天成立红色政权的，将村组的保甲制改为共产党的行政制，但因为太危险，没人肯做。我就在那年的冬天被群众推选为负责庄上36户人家的行政组长，15岁的我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我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父亲很开明，拥护共产党，逢有开会、派工等活动，父亲就带我一起去，我也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共产党在我们这里建政后，随即通过借粮、减租减息来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会、妇救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带领他们反抗黑暗势力，解放自己，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还搞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但不少农民由于长期受欺压，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开始时有顾虑。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逐户逐人访贫问苦，串联了解，遇事主持公道来争取群众。经过这样坚持，贫苦农民逐渐和我们贴心了，不但不反对我们，还让民运队同志住他们家，而且热情接待，比他们大的称大姑，小的称大姐姐，非常亲切。那时，对中、小地主的利益还是保护的，除了减租减息外，决不侵犯他们的财产，因而中小地主都拥护共产党，主动为政府募粮、枪支等支援前线，组织地方武装，帮助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地。对少数顽固不化的，则通过又联合又斗争的办法，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用民族大义来感化他们，但有个别的，实在不行，就带有强行上门借粮借枪。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后，群众基本上都信任了党。

参加民兵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杀人又放火，无恶不作。共产党号召一致对外，男的上前线，女的在家弄公粮、做军鞋。不少女的奔赴前线，我也当了民兵。

我当民兵是在春节刚过不久，一九四二年二月二、三号的样子，县抗日政府为了阻止日本鬼子汽艇下乡扫荡，组织群众在建阳西边喜鹊窝（现叫陈圩）打坝。打坝，把河两边的树锯下来，横在河里，再用泥土堆上去，做成拦河坝，挡鬼子的汽艇。我当时16岁，也参加了这次打坝行动，亲眼看到党的地方领导人和群众民兵一起打坝。就在这次打坝中我正式成为民兵联防队的一员，当坝体已经出水一公尺多时，鬼子的铁壳船真来了，是从湖垛洋桥东鬼子窝出来的，船从东向西一直开到坝跟前，向北顺住坝转弯又朝东走得了，船上有三个鬼子。我当时眼尖，看的清清楚楚，当时大家都伏在圩坡上，扒在河北圩下面（坝是南北向），我抬起头望，王大林同志把我头拍拍说：“小妹啊，你真的不怕死呀！”我说：“我不怕，怕什呢啊。”王大林说：“小妹啊，你会打枪啊？”我说：“不会，我又没得枪，怎么打啊？”王大林说：“拿枪来”。就有人拿了一支长枪给我，枪名高射炮。王大林说：“小妹啊，这枝枪就给你了。”从今天起你就参加民兵了，又回头说：“今天你成了正式民兵”。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参加民兵活动了。

十六岁的女联防队长

参加民兵后，时间不长，当年3月份区委研究，叫我接任联防队长，我担心做不好。乡联防队咸文和队长（区委副书记兼的），要把联防队长交给我时，我说，不行啊，我才当了个把月的民兵。

到了6月份我正式接任联防队长，领导三个乡的联防队。时间是6月28日，这件事在我记忆中十分清楚，那时稻子已经绿豆色了，因为那天小刀会要杀咸文和同志（他是区委副书记兼联防队长）。这天下午，我和咸得华站在咸得华家敞蓬东南角，南边远远跑来一个人，是赵家墩的民兵，跑住向我招住手，跑得很急，上气不接下气，七喘八哈的。我叫他莫忙，先坐下来，他坐在路边上。咸老奶奶（咸文和的家属）正在烧晚饭，粥锅已烧开了。我就到她家锅里舀了一大碗米汤，滚烫的，不能喝。我就到咸得华家拿了一只碗扬扬，给他，喝得一半了，叫他慢慢说，他边喘边说：“小刀会要杀咸文和，叫他不要去了（队部）”（队部当时设在赵墩）。咸文和正好在家里，我们跑去喊他，告诉他情况之后，我们仍回到敞蓬东南角，这里是出入的要道口，我们聚集的地方，咸队长又走到这里，把钥匙交给我说：“队部的钥匙把你，工作就由你负责了”。然后咸队长向北走，到区委会去了。我和咸得华向南跑到队部，队部在赵家墩子，门一开里里外外僻静，没得人，队部里有大刀、还有锣鼓家伙。（后来我告诉学纯同志，他分析说，你们小孩子人家没看上你们，他要杀的是区委书记、联防队长）。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正式接任联防队长职务了。领导联防队整天在外边转，白天巡逻、夜里做群众工作。遇到绝头港或没有桥也没有船的地方，要过河，只好人下水，我不会游水，怎么办？我就叫大家先过去，不要管我。我顺着河边，找到比较浅可以趟过去的地方过河。当时既要防敌人，还要保证上下联系，加上不识字，有事都是自己直接向领导汇报情况。区委有专人负责与各联防队的联系，和我们西南联防队联系的，先是周庆同志，后是蒋佳成同志。

我们区有三个联防队，东南联防队队长咸德生、中联防队队长张金如、西南联防队队长是我。东南联防是前线，鬼子经常去，本来西南联防是后方，很安宁。后来嘎粮河大坝一打，大坝成了交通要道，我们西南联防也成为前线了。东南湖垛的鬼子，西边益林、东沟的鬼子，来就从大坝过来。我们西南联防的三个乡排在嘎粮河边，洗穆乡在中间，北边是孤锋乡，南边是湖甲乡。这个地方地处西南，奔东南是建阳镇，南边是官渡，西边是嘎粮河，向西是阜宁的马家荡，那块土匪多的不得了。那里地形非常复杂，叫三叉口，土匪多，天没晚就常有人喊救命。

我们西南联防队三个乡基干民兵共1000多人。我记得的三乡民兵中队长和分队长：孤丰乡中队长王彬，洗穆乡中队长张保友（是我大舅父的儿子，后参加新四军，跟随黄克诚打到东北，在四平战役中牺牲了），后是许九成，湖甲乡中队长王士楼。洗穆乡的各分队长：唐桥村周学喜同志、五里村蒋贵生同志、赵墩村杨曰生同志、斜港村李城人同志、金舍村王栋成同志。孤丰乡的各分队长只记得乔家村是谭有堂，其他村的记不得了。湖甲乡的分队长：瓦瓷村（当时叫四村，靠嘎粮河东边）李成仁，顾坝村的姓陆，其他村的也记不清了。

当时联防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家乡、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保障前方的供应。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在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与日伪军、国民党等作斗争中遇到了很多危险，有很多事和很多人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与敌周旋

1943年3月，那天我们联防队出去巡逻，走到嘎粮河东时，情报员向我们报告，鬼子从东沟过来了，我们就向东跑。那一次真险，原来以为鬼子向南的，我们本意向东避开他们，结果100多个鬼子和汉奸、伪军，把抓去的老百姓换了军装，从乔家舍渡船口走北路向东，从大坝过来的。我们当时11个人，如果继续向东就会遇到鬼子。鬼子在我们北大边的沤田圩上休息，从西向东的圩，一排边，离我们二百米远，那个地方过河有个桥。小河西边住着一家人，名叫唐如金（我叫他大爷），他家儿子叫唐光和。我们只好跑到他家，当时只有金大婶子坐在门口捻线，其他人都不在。他家丁头屋，铺搁在西边，铺顶头就是房门，北边还有个小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我们11个人，全是三料个子（中等个子）。我和他们说：你们有人有老婆孩子，我一个人牺牲拉倒，你们要注意。我们就到唐如金家房里，房门柴帘子一掛，交待大家藏到床下，要憋住气，大床肚底下十个男队员塞的满满的，一头五个，憋气不吱声。我和我家大婶子说，“大婶子，你就坐在门口不要动，也不要四处望，鬼子来问你不要开口，头摇摇，手也不要动。”我站在她家门后面，刚刚说完，一个汉奸搭住一个鬼子真来了，问：“老太婆有老八路啊？”金大婶子头一摇，表示没得，汉奸四处张望后说：“你坐这块不要动”。 敌人的问话，我们声声听见。鬼子看老大妈坐着不动捻线,没有多加怀疑，就向北撤走了，过小桥直朝东向金家舍方向走了。我家金大婶子朝起一站，说：“小姑奶奶，你把你家大婶子憋死了哇，要我憋住气不吱声，心都不能跳啊。”说着说着眼泪都下来了。我说：“难为你侬格啊”。

 1944年春天我们有三十几个人，带出来转转，示示威，把老百姓安安心的。有方平、咸得华、还有我，方平是区委副书记，到我们这里检查工作的。我们转了一个多钟头时，走到洗穆乡五里桥北大边的时候，情报员胡德宏来报告：敌人来了，是专门来包抄我们的，来势汹汹。敌人那边有大几十人，南、北、东、西四路敌人，西北角还有一路敌人向我们逼近，共五路，全要过桥向东。我们要过桥向西，无路可走，我们怎么办？灵机一动，向西南方向，河边下面走，我一看西大边有个瞌头坎子，我拉了方平一把，趴在这个河坂子上，三十几个人都伏下来了，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几路敌人合起来，向东又向南了。因为天要晚了，敌人没发现我们。等敌人走了，我们过了桥西，找一个熟人家坐下来喘口气，大家总结时，有人问我：“唐大姑呵，你怎么想起来的？”我说：“我没担子吗，这么多人的命呢。”那天晚上晚饭也没吃，不吃晚饭是常事。在高作南边的这次遇敌，我们称之为五路进攻。

有一天区委书记咸文和，区长孟庆恒（恒济孟家舍人），他们到东南片检查工作，走到建阳了，派人把我找过去，他们一人一把盒子枪，我一支手枪别在腰里，肩上扛一把长枪，我喜欢长枪。我们从建阳街上从东向西走，我这边地头熟，好多人认识我，刚走一刻工夫，有个认识我的人走到我跟前做手势：鬼子来了。我们立即从建阳街中间向北下来，蹲在小河边。有一趟鬼子从建阳街朝西奔官渡方向去了。咸文和他们向西回区里，我就回联防队了。

1944年春天，青草发芽了，有一天，我带着联防队员巡逻。我们天刚亮时起身赶路，日本鬼子从东沟益林方向过来，经唐大桥向东南过小桥，过了唐家大桥庄东南角的小桥在东南堆上休息。我们在鬼子的东北方，距离很近，大约有半里路的样子。我们只有6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埋伏在金大婶子家向南，孤锋乔家村南河边的阴沟洞里（这个阴沟洞是暗的，有一人多高，上面用棍子担，再用土压实了，能走人），不动也不敢放枪，那次很危险。鬼子休息过了尾着路向官渡方向，朝南走了，有七、八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只有六个人呢，因为人多不便于活动和隐藏，到哪个乡就近用哪个乡的联防队员。

保境安民

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联防队早上在防区内巡逻，夜里按照上级的部署，分别到各个行政组宣传发动，宣传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稳定人心，搞坚壁清野，动员老百姓把东西藏好，特别是粮食要想方设法藏好，没得粮食就没得命了。通过宣传发动，老百姓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都藏起来了，所以鬼子进唐桥庄三次都没抢到粮食。

鬼子第一次进唐桥庄，是栽秧的时候，鬼子突然进庄了，没抢到粮食，就把各家的栽秧饭抢吃得了。我们庄上人家到栽秧的时节，中午饭一是早，保证栽秧的人从田里一回来就吃。二是好，一般弄个六大碗。所以鬼子进庄时，各家饭菜弄好，已摆上桌了，哪想到被鬼子吃得了，各家烧饭的急得哭起来。还有唐如昆家猪被抢去了，唐如昆听说鬼子来了，赶忙把猪从圈里幺出来，鬼子的翻译看到了，就对他说把我幺，唐如昆手里抓根树枝，头没抬，就把树枝子接过去了，再抬头一看，吓死了，一转子全是鬼子，结果他家的猪被鬼子抢去了。

鬼子第二次进唐桥庄时，正好发生了一件事。鬼子从北边大坝口来的，刚到我们庄上，听到西边打枪，把望远镜打起来一望，本来准备到我们庄抢东西的鬼子，吓跑得了，一路没敢停留，直接从大坝上回头走了。

当时我们民兵伏在姚鉴清家东边的圩坂子上，我把长枪给队里其它人，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到了西河边一看，河两边的人和船像喜喜珠网一样密密麻麻，战线一百多米长。这些人都穿的新衣服，绿的制服，军装样子，男男女女人很多。我到河边已不打了，我就问那些人：“请问你们是哪边人？”，没人睬。又向北跑几步，问一句“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问了几次，还是没人睬，我反应过来，可能不是我们的人，赶快撤，向东从芦柴棵里插过去，没拢家，直接的回队伍了。双方打得狠呢，打打后来又不打了。（管舍的好多人拾到子弹壳，有一个人拾了一大笆斗子弹壳子），估计是刚刚并过来的土匪和新四军（因什么事翻脸打的），后来又随船走了。直到现在到底谁和谁打，为什么打的，仍不清楚。

第三次鬼子又进庄了，什么东西都没抢到，一庄子人全躲在唐家大桥旁边东北角田里头，当时麦没多高呢。鬼子把全庄的锅都拿到东北边大路两边的田里“跺”掉了，然后走了。只有远些杨家舍的三家的锅没拿，晚饭全庄人用杨家舍的锅弄饭吃，第二天到公兴庄买锅。

1944年春天，麦子还不太高，湖甲乡一个汉奸，家在路家墩子北边，在鬼子那边做事。我们的三个人被抓走了，关在湖垛街。为了救他们，领导就叫我们联防队的民兵到这个汉奸家喊话，要求喊的时候，狠话照说，人不要跑近庄子，千万不能冲过河，他们有人有枪。这个要求作为纪律交待的。这个人家四合头的房子，四面转河、只有一座吊桥与外面连通，平时吊桥不放。我带着联防队的十几个民兵，记得有许九成、周学喜、王士楼，还有人的名字记不得了。我们联防队把这个人家围起来喊话：把我们的人放出来，要保证我们的人生命安全，否则烧你家的房子，地塌土平。我们不停地喊：“你家赶快送信，把人放出来，一根汗毛不准动，不放人就把你家房子全部烧光。你家只要把人放掉，我们不动你家一根草叶子。”我们民兵轮班喊话，日夜三班，我是日夜不离，三天两夜我只吃了两顿饭。我们是边喊边发狠，但为了方便他家的人出去送信，有时还要停一会，埋伏起来。喊到第三天天一亮，吊桥放下来出去一个人，估计是送信去了。我们民兵又继续喊话继续发狠。到了下午，上边送信说：三个人安全回来了，我们民兵也就说话算数撤走了。

1944年插秧时，敌人到洗穆乡一村李舍，抢了11担粮，我们民兵正好埋伏在李舍东北角。敌人来了我们就乒乒乓乓打了几枪，枪一响，敌人就把粮食扔下来逃走了，我们把粮食从敌人手里打下来了，粮食是屑子、焦屑、大米、糁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就把夺回来的粮食分给各家，有的大妈和奶奶说，我家是大米，我家是焦屑……。我说，各位大妈、奶奶啊，就随便什么拿点家去吧，各家分一点渡命。她们说，是的拿点家去度命呢。

有一次敌人要下来了，徐爹爹在田里栽秧，我劝他不要栽了，赶紧家去，他不肯，我继续劝他回去，护住他，南大边一钢炮打在田里，离人一米左右，水、泥溅了我一身，这个徐爹爹倒在田里，我把他拉起来，劝他回去，后来他才回去了。

1944年秋天时，敌人下乡扫荡，走到周家墩小牛桥河南，要过小河北时，被我们民兵打死一只马，敌人吓得跌胆掉魂，回头就跑。当时为了反扫荡，我们用砖头把桥板垫了悬起来，一走桥就会晃，敌人过桥时害怕中埋伏，就把马走在前头，我们埋伏在桥东北角，枪一响马一惊掉下河了。被打死的马，杀给民兵吃掉了。

1945年秧已长1尺高的样子了，侦察员来报告，发现2个特务，听到报告后，我、蒋佳成、周学喜三个人就从洗穆乡政府向西北追，我们望到二个人向西南跑，看到我们追，他们又向北跑，我们沿到田埂子猛追，直追得他们跑不动了，站在沟头子，我就叫他们不要跑把枪放到地上，他们说你们也要把枪放到地上，双方枪都放在自己旁边的地上，我就把他们的证明拿过来给蒋佳成看，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军分区武工队的侦察员。赶快打招呼、握手，他们说：开始看到有人追以为是鬼子呢，因为周学喜穿的黄军装，后来看到有女的，估计是地方民兵，所以就不跑了。后来他们向领导报告说：这三个人厉害呢，跑得快呢！从洗穆乡政府向西200米的地方有个潮桶架在河上，我们追他们时，三个人不费劲就过去了，等回来时，怎么也走不过去，只好从官家桥绕回来，绕了一大圈回到驻地，我们住高山家的西屋，听到北边大屋里有人说：这三个人厉害呢，里面还有一个女的，跑得快呢！原来是被追的两个人，在向领导汇报呢。当时听的清清楚楚，因为追错人了，所以我们都不好意思吱声，也没出来。2006年秋天我到盐城军分区干休所看蒋佳成同志时还说到这件事呢。

有一次，倪明、咸德华和我三个人，到湖垛镇摸情况，我在前边走，当时日本鬼子在河东，我们在河西活动了几个钟头，把几个点的情况了解好了。回头时，走到湖垛街西边小荒（大约在现建湖县实验初中一带），遇到一个穿黑衣服的大高个子，蹲在圩边，打着个三节电筒，眼睛盯着我们望，问我们是什么人，做什么的。倪明同志说我们是做生意的，来要钱没要到，晚饭还没吃呢。那个人也就不再理睬我们了。第二天向敌工部打听，他们的人没在那一段活动，这家伙十有八九是敌人的探子。

革命的保险箱

王大林说我们庄上等于“二政府”，保险箱。为什么说保险箱呢？外围到我们庄上有三、四道岗，所以我们这个庄子最保险，2001年8月16日学纯同志和我一起去看望王大林，他还说：你们这个庄子，不是你们庄子，是我的庄子，我老说我们庄子，我现在各家房子在哪块，哪块是他家的厕所、猪圈我还透熟的，还摆在心里呢。又说我母亲是革命妈妈，来人都是我母亲接待，从来没有瞎天瞎地一回。为了安全，他们夜里吃的饭都是中午烧好了焐那块，晚上不再起火，免得暴露。

经过几年战争，上面要求的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当时县里对联防队也是有明确要求的，要求联防队在自己的防区内“一个人不差，一条牛不差，一间屋子不差”。就是说不能有老百姓被敌人杀害，不能被敌人烧房子，也不能被敌人把粮食抢走，在我任职期间，我负责的地区没有伤一个人、毁一间房，不差一条牛，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我们主要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如游击战：麻雀战，跳圈子；“丫”子战，从这一头进，从那一头出;坚壁清野，保持高度警惕，想一切办法取得胜利。我那时不吱声，白天应付情况组织人，晚上和群众开稳定人心的会，叫他们不要怕，团结一致对外，人心齐，山都移。除了开大会、小会，过年过节时玩麒麟、玩文娱、花鼓、花担子等等都做宣传工作。

抗战结束我被评为积极分子。1946年秋天，在高作区（住西北乡）召开总结大会，区委书记咸文和带领区里工作人员亲自动手砌台子，我也参加的。就在那次大会上，我因为领导联防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还被评为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