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徐勋，原名鸿元，1923年元月七日生。他的一生跨越了民国、汪伪时期、新中国三个阶段。虽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但一度却作为罪状，反复交代，背了大半辈子的黑锅。

为协同进攻徐州，打通京浦路，1938年春天，日寇一部从南通天生港登陆，沿通榆公路杀奔盐城。1938年3月20日，日机在盐城投弹60余枚，外公童丙生在盐城童家桥(今市一招与向阳中学交界处)的瓦房被日寇炸塌，我母亲在外婆的带领下和众多的盐城镇居民逃避至盐城西乡(今建湖的裴刘、芦沟、沿河及盐都区的河夹寺、时杨、楼王一带)裴刘滕家舍落脚。实际上，日寇未到盐城，居民已紧闭家门，四散逃离，商户亦锁门关张。葛武郝荣庄流民郝小十子趁机在城中打劫商户，装了一大船货物逃至龙冈分赃，并有暴民在城中放火，百姓无法，只好“跑反”。跑反（又称“逃兵荒”）的人有富商大贾，亦有肩挑小贩和各种城市贫民，民族矛盾到了空前尖锐的时期。外婆在盐城虽颇有家产，但外祖父死后家道中落，现今又遭兵燹，房屋被毁，生活无着，前途渺茫，只好草草嫁人，与我父亲仓促成婚。父亲时年仅虚岁16，母亲也只有18岁。我家本来就人多地少，每年半饥半饱，要缺三个月的粮食。父亲13岁即辍学下地干农活。此时更是雪上加霜，难以为继，吃了上顿愁下顿。

    日寇占领盐城后不久，即在皮叉河（今庆丰红港村，当时的水陆交通要冲）强迫周围几个乡的农民去做苦工，我父亲亦被抓去。一天，一个日本鬼子嫌一个姓徐的老年农民动作缓慢，对他叽哩哇喇一通，他听不懂，那个鬼子竟用枪托子捣他几下，将他推下了河，徐姓老农刚从河里爬上岸，日本鬼子又用枪托子将他推下河，还扔砖头砸他。当时早春天气，十分寒冷，老人冻得浑身直抖，喝了不少冷水，那个该死的日本鬼子还在岸上怪笑。我父亲年轻气盛，热血上涌，高喊一声“不准推!” 其余几十个劳工一起喊，大家齐动手，才将瑟瑟发抖的老人救上岸。那个鬼子端起刺刀在我父亲面前晃了几下，看到众怒难犯，才悻悻的住了手。父亲晚年，多次跟我谈过此事。

两年后，母亲生下了两个哥哥，家庭负担更重了，而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所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的“万税”时期。有钱要交，没钱抬家具；有粮要完，没粮绑人走，一点也不能少。在地方有点势力，情况会好些，可我家家境贫寒，无任何势力，任由宰割。一天，伪乡长来抓壮丁，将我祖父捆到乡里，奶奶急得半死，借了几担稻才将祖父赎回。更加令祖母害怕的是他们又打上我父亲的主意，说我父亲未参加壮丁训练，要送到区里去惩戒，后来祖母找人求情，罚了三桌酒席才了事。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正好父亲的二伯父要上苏州吴江去种田，答应将我父亲带去，祖母只好同意。于是父亲便和伯祖父划了一条小木船，晓行夜宿，由水路上江南。谁知老天不帮忙，连日阴雨，自带的半个月口粮吃完了，船才划到泰州东面的苏陈庄。正好那里有个本家的叔叔徐登墀在此当税卡主任，二伯父撂下他，自己一人上了江南，嘱他到堂叔处谋一份工作。

时值1941年秋天的八月份，新四军陈毅的部队早已渡江，挺进敌后，来到三泰地区（泰州、泰兴、泰县）。三泰地区为财税之乡，国共及日伪三方均在此争夺税源，以充军需，因而也就摩擦不断。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盐城、阜宁、东台、兴化、宝应等县出产的大米、黄豆、豆油、杂粮、鸭毛、猪鬃、皮货、棉花均由水路运至三泰地区，由高港入江，运入苏南市场；同样苏南地区的布匹、棉纱、纺织品及五金百货等轻工业品亦由高港入苏中转入苏北地区销售。新四军陈毅部队的大量军需补给亦由此处获得。那里交通运输，全靠水运。亦有不少船民为苏北盐城的新四军运送军火弹药以及布匹、医药等物。42年，我父亲最后一次逃回家所乘的帮船即装载着运给新四军的手榴弹、弹药、军用皮带扣等军用品。我父亲乘船时并不知情，下船后因有东西遗忘在船上回头去找，正好看到卸军火，不由得大吃一惊——自己竟然睡在装手榴弹的箱子上。那时黄桥大战硝烟已散，但争权夺利的斗争时有发生。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退到兴化县城内当他的省主席。听先父说，黄桥大战中突围淹死在八尺沟的国民党十二军军长李守维的老婆逃到兴化后，省韩对她倍加抚恤，且编了唱词演唱李“阵亡”的事迹。

先父的本家叔叔徐登墀在北徐庄当国民党的税卡主任。员工共四人，负责征收过往船民的税。初时父亲在他家当男仆，替他家烧饭带小孩，忙起来也曾帮忙收过税。战时仍有贪腐，其法有二：一是收钱不给税票，然后跟下一级税卡打个招呼放行。二是超地域超前收税——让船民多交，连下一个地段的税钱也收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的事情多了，终于被上面知道，并被查处。战时的处分是很重的，有一个贪污数目大的被枪毙了。税务所长秦土银和税卡主任徐登墀均被撤职。二人撤职后丢了饭碗，无事可干，不知从那里搞来几支破枪，托人领了“别动队”的番号，在东台李堡成立了“抗日税警扩充队”。其实也就十来个人，为了凑人数，我父亦名列其中，并未参加实际工作。于是他们到所在区域的商户或大户人家去打个条子，收粮收税。因为干扰了国民党的正常税收，成立不久，就被税警团团长陈太运缴了械。陈太运，回族人，俗称“回子”，其妻姓田，盐城人。税警团非军非警，其实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直接领导的一支保卫税收的武装。国民党辖区内，多头征税，秩序混乱，宋子文为了整顿税收秩序，保证抗战的财政收入，专门成立税警以武装护税。

正在这时，徐登墀的一个朋友曹洪博传达了一个消息，说李明扬、李长江的部队在此招人培训，要求初中以上文化，且要参加考试，择优录取，毕业后分至部队可授尉官军衔，资历可比黄埔军校。我父亲只念过几年私塾，并无初中文凭。于是曹为先父搞了一个亭湖中学毕业的假文凭，又透露了部分考试题目，所以先父得以顺利录取。重头戏似乎是一篇作文，题目大意是:“我如何参加抗战?”。我父亲因为预先知道了题目(其他人估计也知道了)，胸有成竹，况且抗日御侮、报仇雪恨的义愤早已蓄积于心，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又将老蒋在庐山的谈话要点“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必战至一兵一卒”，“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罗列文内，因而获得了高分。父亲晚年谈及此事仍不无得意之态。

培训机构的名称是长江下游挺进军总司令部（后改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司令李明扬，副司令李长江，我县抗日名将陈中柱为第四纵队司令）抗战训练总队，下设三个队。一、军官队，收录编余的军官。二、政治队，招收沦陷区及本地区的知识青年，为部队及地方培养政工干部，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亦有少量的军官亲属及勤杂人员来参训。三、谍报队，培训侦察技能，负责收集日伪情报。总队长谢伯楷，政治队队长宋天颖，区队长韩闻天（泰兴人）、曹洪博（盐城人）。

政治队总共招收40多人。培训的课程有：步兵操典、游击战术、三民主义、国民党党史、总理遗嘱（总理纪念周时必学内容）。每日也教唱歌曲，活跃气氛。教唱的歌曲有《游击队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有趣的是，这个《游击队员之歌》正是贺绿汀谱曲的，新四军亦传唱不衰。犹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将之作为军歌。教唱这些歌曲的目的，一是为了活跃气氛，调节身心；二是为了到连队后教士兵歌唱以提振士气，提高战斗力。培训共约进行六个月，毕业典礼在杨家垛的尼姑庵内进行。李明扬亲自到会讲话。李当时约有五十多岁，长髯飘飘，垂须及胸，着中式长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记得他当时从明朝倭寇侵犯我国沿海说起，讲述了抗战的意义，分析了抗日战场的形势，要求青年人要有牺牲精神，要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他现场提了个口号，叫做“鬼来打鬼，伪来打伪，匪来打匪”，为国家民族作出最后的牺牲。印象最深的是，他介绍了抗日名将四纵队司令陈中柱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号召大家要向陈将军学习。又问在座的有没有盐城人?好几个人齐声答应，因为当中确有不少盐城籍的学员，他说陈将军是你们盐城人的荣光，嘱托盐城学员要以陈将军为榜样，消灭倭寇，守土卫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毕业典礼结束后，又集训了十天，听各部门负责人及前线将领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以后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不过，也仅是名义上加入而已，事后并未进行过任何活动，参加与不参加似乎一样，绝不像共产党组织严密，支部建在连上，定期参加学习、活动，这恐怕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1942年9月份，集训结束，正式分配。政训队的分配去向有二，一是分到地方去做乡队副（乡级地方武装的负责人，类似解放后的乡镇人武部长）；二是分到部队，当上士见习，一个月后重新分配，为准尉或少尉，亦有个别学历高、能力强的被定为中尉。待遇是供应伙食，每月薪金还有几斗米。父亲被分在第七支队二大队三连连部当上士见习，支队长颛孙兴祖，徐州人，系泰县第七区区长提拔担任，大队长靳云田。也有一些人未分配，大概是学历太低或没有正式编制吧。下连队后与士兵一起出出操，主要工作是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将在集训队时刚学会的《游击队员之歌》等现炒现卖，教给士兵。另外，偶尔也讲讲形势，进行一些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平心而论，父亲当时并未出过远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均很肤浅，或者说根本不了解，参加训练时才粗略知道一点。训练班的教官说共产党是“山头主义”，“游而不击”，听了也似懂非懂的。当年新四军东进时陈毅与李明扬在泰州谈判亦听人谈起过。后来李明扬与陈毅达成协议，互不攻打对方，并成立了“联合抗日总司令部”，司令是新四军的黄逸峰，先父认为抗日一家，反正都打日本鬼子的。即便如此，与新四军的小摩擦还是有的。分到部队不久，即被新四军包围在一个土围子内，后趁夜色，全部突围撤到溱潼的湖北口，待了约两个月，再也没有与新四军交过火。据先父讲，初时政工人员并不发枪，后来打仗时才发。日寇扫荡期间，也和日寇交过两次火。是在日寇下乡抢粮时，袭击日寇的汽艇和运输船队，日寇火力很猛，打了一阵子，大队长传令撤退，但后来日寇也不敢轻易来此。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环境很艰苦，武器装备差，恐日思想也很严重，有时后勤给养供应不上，因而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军中亦加强了镇压手段，一次逃亡教育悔过，二次逃亡即被枪毙。并要政工人员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以身作则。为了鼓舞士气，收买军心，提前提拔先父为准尉见习官（尉官中最低的一级）。其实政工人员自己思想亦不稳定，一是感到前途无望，二是思乡情切。先父曾逃跑过一次。那一次，他借口和事务长上街买菜，后躲到一位训练队的学友亲戚家里，结果被大队指导员张如忠找回。他狠狠地训了先父一顿，并威胁要军法从事。后来祖母不顾自己一双小脚，行程几百里，摸到部队驻地，要带先父回家。当时先父所在的部队已开拔。另外几个支队驻扎在土围子内，也不让祖母进门。后祖母托人带信给父亲，父亲收到信后，心情十分矛盾。既想留在部队抗日救国，混个一官半职，支撑门户，荣归故里后也来揪揪那些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的伪保长、伪乡长。又想回家以后，日伪占领，依旧暗无天日，还不如在外面。但家中人口众多，无男劳力，自己离家一年多，老婆孩子生活困难，因而又萌生了回家的思想，正好祖母千方百计终于找到了父亲，哭着让他回家，父亲心软了，终于在1943年4月乘一条往盐城方向的帮船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回家的理由是探亲，为了不引起大队长和指导员的怀疑，存在账上的薪水几百斤大米一点也没有敢领。

回乡以后，父亲初时以贩油为生。早上起早步行至益林，买一担豆油，再从益林挑回家，赚个跑脚钱。辛苦程度可以想见，现在不要说挑百多斤的担子，即使是徒手，也没有多少人一天能跑个来回了，距离相当于两个马拉松呢。1945年后家乡部分解放，经区文教区员（类似今日之文教助理）姚小波介绍，加入解放区的教师队伍。我父亲多次到敌占区新河庙等地刷写标语。除上级口头表扬外，父亲还立功受奖一次，1948年代表区乡到淮海战役去做后勤。以后历任教师、双小校长、区、乡扫盲中心校长、县文教局业余教育委员会干事等职。1957年，县局抽调父亲到江苏省教育行政干校学习，同时上级欲提拔父亲为科级干部，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谈话，父亲如实交代了这段历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党是入不成了，提拔也泡了汤，自感政治生命终结，灰心失望，曾企图自杀。所幸当时的区乡领导王海等同志教育开导，既未将他打成右派，而且还继续信任使用。十年后“文革”狂飙骤起，自然在劫难逃，被单位的造反派反复批斗了半年多，险乎丧命。多亏农业局的一个许干事在看守我父亲时，劝我父亲正确对待，要相信党，我父亲才没有自杀。运动后期，从局机关下放至农村小学直至退休，1984年转为离休。离休后，先父急公仗义，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为改善农村交通状况奔波，使家乡通了小轮船，又资助贫困学生与孤寡老人，在一方享有盛誉，曾任建湖县第9、10两届人大代表，2008年因患脑梗在盐城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父亲死而复生记——淮海战役后勤工作逸事（徐扣美口述、徐杰范整理）

我出生于1937年正月初二，属牛，今年78岁。1948年时我12岁，我父亲徐登坦49岁，建阳县芦沟区民建乡滕家舍人。48年春节以后，听说新四军在益林、东沟打仗，庄上干部动员人去做后勤。我们庄上派徐广玖、滕大鹏等人去。可滕大鹏不在家，弄运输船到苏南去做生意了，乡村干部就命令我父亲去，我父亲不肯，后来给了我家一百斤稻子做补偿。当时是带有强迫性的，不同意也不行。况且我家是上中农，也不敢得罪干部。父亲等人农历二月初六出发，由乡村干部陪同，一直送到益林部队上。

到了部队不久，国民党派飞机来扔炸弹，轰炸新四军的阵地。部队的人上了战场，他们做后勤的十几个人就躲到人家民房里，反正战争期间，家家没人。我父亲和徐广玖及北夏庄的一个姓柏的躲在人家的床底下，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到机枪哒哒哒的扫射声和飞机俯冲投弹的呼啸声，好象就在头顶上。后来飞机走了，就看见国民党的部队端着枪冲了过来，广玖等人眼尖，推倒那户人家的后墙撒腿就跑，逃了出去。我父亲和姓柏的被国民党士兵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干什么的?”我父亲答:“卖小猪的。”因为益林一带的猪集繁荣，买猪卖猪的人很多。那个当官的说:“胡说!兵荒马乱的打起了仗，还卖什么猪?分明是给共产党做后勤的，带走!”于是，一群国民党士兵就押着父亲他们上了路。

广玖他们几个人冒着硝烟逃回了家。我母亲问他我父亲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们把他扔到哪里去了?他就回答国民党飞机扔炸弹、扫机枪，我们好不容易逃命回来，哪个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要找自己去找政府，找我有什么用?我妈就哭着到乡里去要人，乡里回答，等等看，现在情况不明，过一阶段找找看。后来同去做后勤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有父亲下落不明。于是我妈就找人算命打卦算禄码，看看父亲死了没有，哪天死的，死在哪里?不久就从上边传来了我父亲被炸弹炸死的消息，妈妈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立即在家里设了灵堂，贴了牌位，每天烧香供饭，又为父亲烧七做斋，请和尚放焰口。

再说父亲上路以后，国民党士兵就让父亲替他们背枪，一人背12支步枪，每支至少七八斤重，差不多近百斤重量背在身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伙食很差，每顿就是一大碗糁子粥(大麦磨碎成颗粒做的稀糊)。就这样晓行夜宿，一直将父亲他们押送到徐州一带。然后天天替他们控战壕，累得半死不活。战壕挖好以后，仍不让这些民工回家，将父亲他们集中关押在一起，外面围起了铁丝网，门口有哨兵站岗。这时已到了农历四月，天气渐渐暖和，这些做后勤的民工，哪个不是家中的顶梁柱，看看农时到了，心里急得不行。于是，趁看守不备，就有人手撕嘴咬加脚踢，破开铁丝网逃了出去。有个民工爬铁丝网子，衣服刮破不算，下身的卵子都撕破了，鲜血直流。更加要命的是，天气越来越热，瘟疫流行，几乎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十几个人。国民党的长官害怕民工全部死光，于是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放民工回家。问父亲他们是哪里人，父亲回答是盐城人，国民党军官说要把他们送回盐城。父亲他们一个不肯，生怕离了狼窝，再进虎口，坚持不要送，各人自己回家。于是从原路返回，走一路问一路，向东南方向而去。出发时，国民党军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做路费。但他们一行人谁也没有出过远门，都不知道徐州离家到底有多远，只知道很远很远。因此路上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白天饿了就乞讨，晚上过宿就钻草堆根，路上饿得半死，奄奄一息，人瘦得不成人形，好几天以后到达了阜宁县境。又走了天把，到了建阳西边公兴一带，终于遇到家乡熟人，托他们带信回家来接他回去。

口信终于带到了家。这时已到了五月端阳，父亲离家已近百日，妈妈无心裹粽子，正在张罗替父亲做六七，放焰口，听到消息，半信半疑，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又有人带信来，说得明明白白，千真万确，母亲这才转悲为喜，撤去灵堂，剥下牌位，脱掉孝服，找父亲的三哥撑小船将父亲带回来。第二天晚上，父亲终于乘小船回到了家。父亲形容枯槁，黄皮包骨，眼窝深陷，灰尘满面，胡子足有几寸长，头发沾着灰土结成了团。母亲虽是大喜过望，却和父亲抱头痛哭。弟弟妹妹站在一旁呆呆地看，根本认不出来人竟是朝思暮想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