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胞兄杨春的革命历程(王兆唐)
我的胞兄杨春(1921~1985)辞世已整整3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从未离开我的脑海。长我16岁的杨春同志,抗战中参加革命,南征北战,八次遇险,多次伤残,可谓九死一生,活过花甲之年已实属不易。盐城市政协2011年编的《难忘五条岭》(盐城文史资料第23辑)一书中,众多将军相片后,就有杨春的照片。除了这张照片外,我还收藏有他的多份证书文件以及有关信件,他没有物质遗产,证件、信件便是他丰富的精神遗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洪海(1926~1998,原名王学涛,沿河人)回到家乡,希望能够见一见曾经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点名要见的便是他的生死战友——杨春同志。沿河公社书记梁永奎下发通知,请革命老同志到公社参加集体会面。大队干部接到电话说:“杨春不能行走。”梁书记说:“抬也要抬来。”生产队于是派人用船把杨春送到了公社。洪海见到弯腰驼背的杨春,上前抱头痛哭:“老哥你怎么这样了,当年日伪军捕捉你,‘老大’‘老二’总是对不上号,锄奸杀敌,敌人闻风丧胆,但我们一直坚持敌后……”此情此景,观者无不流泪。此后,人们渐渐知道老农民一样的杨春,有着光辉的革命历程,更有许多传奇故事。
在树海大队的日子里
我父亲杨兆林早就参加了树海的地下党支部,在他的影响下,胞兄杨春也成为一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1940年10月8日清早,根据地下党支部安排,杨春等30多人去湖垛迎接八路军首次到建湖。杨春看到威武雄壮的八路军队伍,受到了洗礼,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立志当一名革命战士,为穷苦人民求解放,翻身做主人。
机会很快来了。当时有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叫树家桥自卫队,到1940年时,也只有7、8个人,几条枪。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不久,2月份,树海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吸收了这只武装力量,在树家桥树起“盐城县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树海大队”的牌子,简称树海大队,树海为大队长。胞兄杨春在第一时间内加入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很快他们便发展到七、八十人,50多条枪。大队成立一个警卫连,连长霍宗孟,副连长卫汉民、树芳,指导员王世英,一排长孙祝山,二排长杨春,三排长夏浩。1941年7月下旬,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率一个警卫连至树家桥开展革命活动。两支武装合股改名为荡东大队,仍由树海任大队长,夏春法任参谋长,内设三个中队,有一百多人。大队副夏福康(收编土顽)兼第一中队长,指导员姚炎(姚景贤);第二中队是原东夏自卫队改编而来中队长朱同阶,中队副王德才;第三中队的前身是树海大队警卫连,树海的骨干力量。
我家离树家桥树海大队驻地约一里路,大队实行集中训练,回家食宿,自穿便衣。集中训练地点设在树家桥家祠旁边,偶尔也到樊阳庄地主熊家旺广场处。训练时一边学习政治和时势,一边参加军事训练。在军事教官的帮助下训练基本步法、枪法、刺杀、格斗,以及利用地形开展埋伏、突击等。改名荡东大队时,日寇扫荡占领本县,局势非常紧张,人员基本上以中队集中,以防不测。给养大部分由地方财政拨付,新四军驻军对大队也有部分粮贴。
树海大队参加大小战斗50余次。1941年10月11日,大队配合建阳总队消灭黄土沟顽匪戴忠团部,获不少枪枝弹药,装备得到改善。
参加烽火短枪队
我家住在依家坝,有20多户小农舍,有条南北小河,河西是八区,河东是六区。八区长董立(1912~1990),六区长杨兆熊都曾率领区政府驻过。1942年至1944年的三年反伪化、反蚕食时期,战斗非常残酷。树海与杨兆熊、董立研究,决定组建“短枪队”,又叫“小分队”、“锄奸队”,就是敌后武工队,人员从荡东大队中挑选。1942年,杨春兼任八区义滕乡民兵中队长,1943年5月六区与八区合并为新五区后,杨兆熊签署委任状改任他为大同乡民兵中队长。这段时期杨春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短枪队”,并参加过县锄奸团短期学习培训。1942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七)日寇一个小队侵驻东夏建造碉堡。八区长董立对我父亲说,我们要撤到塘河西颜单芦荡地区,是敌人空白地带,你是地下秘密党员,农救会长,是否跟我们走?父亲便说:“我二子杨春是你们的人,还是你介绍入党,我年纪大了,家小多还是留下来吧”。“董立说:“那好!”并说区里决定吧我们作为秘密落脚点,具体工作由杨春安排。短枪队有杨春、夏期瑞、孙祝山、胥爱广等6人,都是当地人,活动在六区、八区范围,正常分两组,大事集中行动。短枪队每人都有短枪、短刀匕首、大威力手榴弹,遇集群敌人杀伤力大,万一被敌人捉住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每人有几套衣服便于化装。冬春头戴流行的黑色“麻虎帽”朝下一拉便成蒙面人。熟识沟河塘汊路道地理环境,白天多隐蔽,晚上多活动。如来庵、东夏、楼夏、野周庄、大崔庄、裴刘等10多个日伪军碉堡,是短枪队重点监视目标。为了掌握敌人动向,他们经常装扮成建筑碉堡和送粮送草的民工混进敌人的据点,对敌据点的内部结构、人员、武器配备都一清二楚。他们穿梭在日伪军碉堡也称据点之间,扎根在民众之中,先后锄奸10多个。
1943年初夏晚上,在区委副书记肖高指挥下,短枪队摸到裴刘据点,无恶不作伪军中队长刘某在浴室洗澡,被当场捉住拖出庄子西头,由朱士林实施枪决,杨春在尸体上踢一脚还动,又补了一枪。听到枪声,伪军蜂涌而出,短枪队早已无影无踪。1942年秋,区队排长陈大昌叛变,把区长杨兆熊手枪和4枝长枪偷去大崔庄伪军投敌,并充当伪军中队长。1943年一天晚上,陈大昌与几个伪军在大头铺家祠看瞎子演戏,区委书记李钟英带领短枪队等10多人将其包围起来。听到动静陈大昌跳河逃跑,被守候在河边的短枪队一齐动手摁住,一枪一刀乌乎了,那天被他抢走的6枝枪全部缴回,物归原主。撤离时,他们又朝大崔庄日伪军碉堡方向放几枪,报信来看叛徒、汉奸的尸体。大同乡乡长张忍在家乡伪化时,偷走区长杨兆熊公文包并持枪投敌,当上大崔庄伪旅长阎斌的特务大队长,到处张贴布告,悬赏10万元伪币通缉区长杨兆熊,还带队破坏短枪队“夏小脚”家联络点,放火烧房子。这天,区长杨兆熊、乡指导员朱士林和短枪队,知道张忍晚上到大崔庄附近吴庄吃喜酒,守候桥边活捉了他及随行数人。经过简单审讯,便在麦田边枪毙了这个叛徒、汉奸。杨春恨他,又戳一刀。如来庵伪军碉堡旁有个和尚庵的和尚“大亮”,搜集我方情报,向敌人通风报信,充当汉奸,残害百姓、污辱妇女。一天晚上,和尚“大亮”又跑大盘庄上污辱妇女,被守在此处的短枪队一举拿下。杨春说:“节省子弹也不动刀。”用绳子捆起来,石头一坠撂下胡家庄河里,淹毙了这个汉奸和尚。
如来庵碉堡伪军大队长夏福康,原树海荡东大队一中队队长,是收编土顽,后来有不稳定迹象,被树海带队缴枪,不久后叛变投敌。他的日语翻译胡连成(小名:小狗子),是我家依家坝北边近邻树东村舍人,经杨春等教导熟识策反做工作后,主动与我方通联,留条后路。不久便有了消息:1942年秋后一个下午,伪匪夏福康为新建碉堡“开光、借光”,请四里路外东夏据点日本鬼子一个小队来20多人吃饭。日寇一路上耀武扬威,到了如来庵碉堡鬼子却不肯进内上桌吃饭,原来鬼子也有心眼,不推心,怕伪军与共产党联手闷掉他们。于是便在碉堡外广场上摆酒席,枪支就架在桌旁以防意外。才吃几筷子菜,夏福康正在点头哈腰向鬼子敬酒,忽听碉堡边河西岸一阵枪声,有伪军喊“挑水伙夫打死了”,又听到手榴弹爆炸声。日伪军胡乱放枪一阵,短枪队早已远走高飞。但这样一来,再好的酒席鬼子也不敢吃下去,赶忙撤回东夏据点,在半路上,又被埋伏的短枪队一阵猛揍。原来短枪队分两组,一组袭击干扰如来庵日伪军,另一组同时袭击东夏留守日寇,“开光”喜事一片晦气。从此,日伪军正常躲在碉堡内,少量人员根本不敢出来,整日提心吊胆,只能逼民众送粮送草进碉堡。
短枪队获得的重要情报,一般送到塘河西区政府,有时区里也派员来了解情况。现在93岁离休高级干部尤正,当时是八区秘书,就曾夜过塘河找敌后短枪队。后来,尤老写诗词发表在《秋实集》上:“月光寒白绝行人,轻扣扉,久等始开门”,“敌占建湖沦陷后,何人到此叫杨春。”说的便是当年的故事。短枪队还保护伪化区内我方军人、干部家属,护卫敌工部和地下工作者。曾任省高级法院院长朱泽(张光汉)今年91岁,当年在县敌工部工作,多次到东夏在短枪队的配合下开展伪军据点策反。1943年12月27日,策反伪排长吕森反正,活捉伪军张连长70多人,缴获很多武器弹药,又放火烧掉碉堡,日寇望见火光心惊肉跳,不久鬼子溜走了。
短枪队的落脚点在伪化区也是情报点。那时伪化乡、保政权多数“两面政权”。艰苦、残酷斗争一言难尽。敌情严重紧急时就去黄土沟孙祝山家落脚点,那里有芦苇荡,是隐蔽的青纱帐,便于小船隐蔽,日伪军也不敢进荡搜捕。夏期瑞母亲人称“夏小脚”,短枪队喊“夏妈妈”,是默默无闻的革命母亲。家在夏家桥,就是现在芦沟镇的三庄村。四周是大崔、裴刘、野周庄、如来庵的日伪军碉堡,离家相距里把路。夏妈妈50来岁,任过我方区妇救会会长,上台讲话,还会打枪,称短枪队人为“孩子”,家里的鸡蛋、米饭饼和捕的小鱼小虾,都要留给孩子们补身体。她机灵,保密工作天衣无缝。“孩子们”睡觉,她站岗放哨,洗衣服。当“杀猪打狗”(锄奸的暗语)成功,她为大家高兴。有一天,夏妈妈对杨春说:“老大小楼子被捉去了”。(落脚点和短枪队都不喊名字,暗语老大、老二、老三……小楼子是夏妈妈家的二儿子,名叫夏期楼,解放后曾任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后去苏州工作。)问明情况,16岁的小二子夏期楼被如来庵伪军夏福康捉去了。杨春拍两下脑袋门子说:“放心,小楼子两天回来。”杨春通过日语翻译胡连成了解,交通落脚点并未暴露,是伪军以通共为名敲竹杠。短枪队很快抓住郑沟夏福康孟氏老婆为人质,敌人很快放回小楼子。(“文革”期间,日语翻译胡连成在无锡工厂工作,单位派员找到杨春,证明胡连成曾为新四军工作,所以未受到更大冲击。)
1944年春节后,东夏日寇、大崔、裴刘、如来庵等伪军全部溜走了。1945年10月盐城解放,夏福康被捉回来,1946年清明节时,在胡家庄开公审大会。我当时10岁,也听到树海县长讲话,观看枪毙夏福康。
鬼子窝边捉汉奸。1944年农历除夕,晚上在区委书记李甲(后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指挥下,到靠近湖垛日伪军窝边捉家住东冯、西冯沟汉奸。有乡长孙林、民兵中队长杨春,各领导一个战斗小组,捕捉回家团圆过年的汉奸。在小杂货处取鞭炮的伪区长、人称“五只虎”祁德希,被杨春亲自用手枪抵住脑袋,乖乖投降就范。此外,短枪队还捉住新丰乡伪乡长、伪保长七人,带到郑沟审讯后,枪决三人。
军旅征程
1944年,因杨春是乡民兵中队长,短枪队的“老大”,又带头参军入伍,一入伍便担任建阳县总队二营第五连指导员,在本县内打击日伪军。1945年春调到盐阜军分区为政治干事,与军分区参谋处长陈克天(后任副省长)等人,到本县一区高作丰北乡吕老舍,搞民兵地雷战三个月试点,培训100位民兵尖子能手,准备在水乡搞地雷战,大反攻消灭日伪军。培训刚结束,听到日寇投降的好消息。1945年10月,杨春参加攻克淮安和盐城伪军的战斗。
1946年3月成立10纵队,跟随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到10纵队,杨春任纵队政治干事兼纵队警卫队长,参加大小战斗,战役百余次,如盐城、两淮、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盐南、益林、响水、济南、淮海战役等。1976年4月我在县生产指挥部工作时,收到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将军来信,是他爱人束颖代写的,感到非常惊奇,因为首长与杨春分离30多年了,仍然记得他。来新中说“过去一起战斗的情景不会忘记的。非常勇敢的老战友,到建湖一定去看望,治病伤药品有困难我提供。”我这信转把杨春,他一笑:“首长没有忘记我”。同年8月22日我去拜访孙主任夫妇。他告诉我,1955年授衔少将时,曾经哭过战友,其中听说杨春淮海战役牺牲了,后来知是误传。最难忘苏中七战七捷,
杨春的战友嵇玉华(建国后转业为国家体委司长,国家羽毛球、乒乓球协会负责人)曾写过写过几封来信。
1948年10月杨春被纵队任命为副团长。1949年2月12纵队改编为30军,特务团改名为90师268团,为渡江开展训练准备。杨春因为常年的战斗,特别是在盐城战斗中严重冻伤,几乎不能行走。看着自己行军主要靠担架,又住医院休养,部队负担太大,请求回家休养,部队派员从徐州送回家,介绍信最好交到老战友沿河区区长孙祝山手上。孙祝上还把自己心爱德国造白朗宁手枪赠送,杨春拒绝说:“在家休养手枪用不到”。1949年5月初,30军已从安徽和县渡过江,当时上海还未解放,部队在流动作战。杨春听说军部来公函叫休养归队,到县民政局打听,了解到军部公函在盐城行署。于是道盐城查找公函,盐城民政处长杨兆熊接待说:“大侄子呀(我父亲杨兆林和杨兆熊同一班辈),见到军部公函我高兴得笑起来,原来听说你淮海战役牺牲,没想到你还活着。我还要把你的消息转告树海、董立。”盐城地区开介绍信到泰州苏北行署,又转苏北军区。在那里,杨春见到苏北军区司令员常玉清(原10纵、12纵副司令员老领导)。因部队在行军作战,一时联系不上,常司令员让他莫着急归队。在苏北军区,杨春重新领了军装,并治疗休养两个月。军区又介绍他到华东局驻地南京,治疗修养学习一个月。学习后,军区准备派他到杭州十兵团工作,杨春再三要求归原部队,便去了上海九兵团。8月份到了团部后,又被派到九兵团进修班学习,这是团以上干部培训,主要学文化、政治和现代化军事指挥才能。
老兵回乡再发光
杨春回到家乡不久便力所能及下田干农活。乡邻有人议论:“原来在地方上老早当干部,在军队官也不小,怎么回来种田呢?!怕的开小差、逃军回来了?”家里人听了很不忿,要把部队的证明文件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杨春却说:“世俗流言蜚语不理他。”
1951年抗美援朝时,县里开动员会要求报名参加志愿军。杨春踊跃报名,要求去朝鲜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知情老同事哈哈大笑,“老杨呀!你心有余力不足。”在县、区领导干部的协调下,杨春留在家乡参加政府工作,
有人问他回乡当农民后悔吗?他心态平衡,笑着回答,“我多少战友都牺牲了,命是多赚了。”他还告诉人甘祖昌将军还当农民呢!为了对他照顾,党党委政府把他的二儿子送进南京大学读书,这件事令他常常感恩在心。
县领导多次叫我把胞兄的事迹写出来,我总说:“他是普通的新四军老战士,干的平常事,不值得写。”但是仔细想来,胞兄杨春的事迹又是极为不平凡的,因为他战争时期敢于牺牲,和平时期甘于奉献的精神宝贵而淳朴,感动人心。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忆胞兄杨春的事迹,使之不被遗忘,令他的精神永存。
(笔者:原名杨根)
附:笔者熟知的树海(荡东)大队人员:
树海、季龙、洪海(王学涛)、朱士林、尤正、姜勇(姜尧培)、张学文、孙祝山、杨春、杨大宗、孙朗年、姚炎、树恒山、树士安、树芳、树学桢、孟立胜、孟立桂、夏浩、洪君照、夏至、霍宗孟、卫汉民、王世英、朱同阶、夏福康、夏春法、吴树兰、吴长万、欧安国、夏期瑞、胥爱广、涂杰、马树生、严震、姚守义、孙海署、王德才、胡良成、胡德成、刘连贵、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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