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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恒济孟庄的孟佐天先生应南洋陆军第九镇新军之征，投笔从戎，不久加入同盟会，并改名佐天，意为一心辅佐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统治，创建共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孟佐天在安徽民军司令柏文蔚处供职，同年11月参加苏、浙、皖三省民军“会攻南京”战役。次年2月在宝应遇害，年仅32岁。1927年秋，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与孟佐天一起参加的，是堂弟孟铁铮，孟先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军人中的精英分子。同样在柏文蔚处供职的，还有上冈青年陈中凡，那年他23岁，原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他在柏文蔚处担任书记官，叶兆言先生说他当的是伙夫，叶先生是这样写的：譬如后来的著名教授陈中凡先生，他曾在革命军中当伙夫，毕竟只是极少数，基本上微不足道。无论是伙夫还是书记官，原来研究古典文学并成为一代大儒的陈先生也有热血率真的一面。境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还有草堰口的唐少友，在他二十多岁时的好时光里，唐先生是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雨花台的指挥官之一，年轻时热起来的血从来没有冷过，一直到老，他们都有很好的口碑。

1923年2月，南通代用师范读书的上冈青年薛树芳，召集青年臧循、吴宗鲁、彭大铨等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成立上冈共进社，推选臧循为社长，确定宗旨是：砥砺德行，交换智识，谋乡梓公共事业之进步。他们向乡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给家乡带来新鲜明亮的时代风气。1927年北伐军抵达时，他们组织市民张贴标语，欢迎北伐军，开展军民联欢活动。

其中的吴宗鲁，草堰口吴桥人，武昌中山大学学生运动领袖，1928年大革命时期被杀害于武汉，牺牲时26岁。从法国回来的表弟王慕尊与何应钦有一面之交，在表弟的努力下，只要他登报申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可免一死，他觉得信念比死更重要，放弃了生的机会。与吴宗鲁同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还有崔鉴，芦沟大崔庄人，在家时他经常劝身为地主的父亲宽待佃户，降低租额，父子间冲突很深，1934年春，崔鉴被逮捕，解送镇江监狱，不久遭杀害，年仅23岁。年轻的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平生有抱负，马列为我纲。家道亦须改，人世已沧桑。风云任变幻，难更我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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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年冬，在上海读大学的乡人唐秉钧（唐仲衡）、唐秉枢、梁开甲（梁乙东）、吴广文、乐葆生、邹渐余等，回乡成立草堰口党小组，那时候，共产党才刚刚成立三年，他们是建湖最早的共产党员，唐仲衡是第一个共产党员。早期的党员是没有活动经费的，都是自己掏钱搞活动。

提到曾经的年轻人，一定要提党史研究者俗称的唐氏五兄弟。老大唐君鄂，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系毕业，担任过上海日日社、新华社和《时事新报》记者。老二唐君照，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32年担任社联上海复旦大学分盟支部书记。老三唐小石，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老四唐秉琳，黄埔军校十期炮科毕业。老五唐秉煜，黄埔十六期工兵科毕业。他们的父亲就是建湖人称唐二爹爹的唐少友先生。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君照从上海回到上冈，召集唐小石、陈宗泽、陈宗良等青年，组建盐城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唐小石任团长。青年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文艺演出、街头演讲、贴小字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同时为抗战搞募捐。在上冈、盐城公演盛行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抗日剧目，轰动一时。

同样轰动历史的江阴要塞起义，就是在唐君照、唐秉钧、吴广文、唐秉琳、唐秉煜、唐坚华等青年人的参与下完成的，200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4集电视剧《江阴要塞》，讲的是与他们有关的故事。老四唐秉琳和老五唐秉煜是剧中的男一号和男二号。

除了唐氏五兄弟，还有一对非血缘关系的兄弟一直感动着历史。一位是国民政府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的陈中柱，一位是盐城地区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革命教育家赵敬之。他们同乡，同学，一起长大。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政党，却有着近乎相同的价值观，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努力方向。危险时，他们彼此都会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1941年6月，陈中柱将军在日军的大扫荡战争中，身中六弹，后被日军砍下头颅，牺牲时35岁。1947年8月，赵敬之在一次去行署请示汇报工作的途中，遭遇国民党的便衣队，后跳入河中，被子弹击中头部，牺牲时41岁。如今，他们以一前一后的亲密距离，长眠于盐城市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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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三十四年代的建湖组织志，上面提到的青年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呀，多半年纪轻轻，已有许多阅历与故事，甚至有了传奇色彩。他们多半是外地人，公开身份多半是民运队员，在组织志上的职务是区委书记、组织部长什么的，要知道，那时民主政权还是地下状态，区委书记、组织部长与今天的职务是不一样的，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吃住在百姓家里，喊百姓为干妈妈或干爸爸，闲时也帮百姓做农活。百姓待他们如亲人，可也实在没有好东西招待他们，用酱盐水代替菜也是常事。

朱浣、鲁光、艾侠、邬凌秋、陈紫光、许荣、马克、方平、沈尹、王志行，这些名字今天听起来已经很陌生了，她们当时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呀，十七八岁的年龄，来到这个穷乡僻壤，要克服很多的问题，语言上的、风俗上的、生活习惯上的，有的孩子家境很好，根本没有吃过苦，可敬的陈毅军长建议她们，看到百姓家凳子上有灰，不要拿出手帕来掸，那样百姓就不愿意跟我们亲近了，她们脱下西装旗袍，换上布军装，甩掉皮鞋，穿上草鞋，慢慢学着吃苦，学着不怕困难，为心中认同的真理奉献自己。民运队员鲁光后来回忆说：碰到的第一家就不让进门，我就坐在门口拉家常，替他们抱孩子，最后还要到他们家里去住宿。王志行是归国华侨，她在回忆中写道：当时写给家人的信多半会加上一句，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不是悲观或是害怕，而是一种豁达与洒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们是真的把生命放在一边了。其中的艾侠，原名赵素娥，广西柳州人，在盐城被日伪军用包着石灰的毛巾捂住嘴后活埋的，牺牲时年仅20岁。

作为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主要发起者的孙兰，在建湖工作了两年多，热情地做着对她来说有点屈才的职务，建阳县文教科科长。她是那个写出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才子蒋南翔的女朋友，二十多岁时就与鲁迅有交往，鲁迅日记里四次提到过她，做过许广平的助手，父亲是主持审判过陈璧君等战犯的检察官韦维清。建国后做过丹麦、叙利亚等国大使的秦加林，浙江省鄞县人，出生在上海，21岁来到这里，先后做过今天的芦沟、沿河、高作等地的区委书记或区长等职。山东聊城的白果，原名邓延熙，清朝康熙年间状元邓钟岳的后人，他是从延安来到这里的，在冈西尖墩突围战斗渡河时因不会游泳而牺牲，牺牲时22岁，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还未出生的女儿。他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除了向年老的父母表达报国的决心外，特附信给堂叔：愿吾叔有食一日，勿让家中断炊一天。一封平常的家书，像是有准备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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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有些年轻人呀，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参加抗日是不用动员的，他们有不少是可以不革命的，甚至是不需要革命的，他们革的是自己的命，明知是火坑却偏要跳进去，不惜与家庭决裂。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他们会告诉我们，民族的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重要。

钟庄陈村的王翰，原名陈延庆，父亲是地方名绅，家境优裕，早年就读上海南洋中学，与蒋家的太子蒋经国同期，后读于复旦大学，叔父是学者陈中凡，陈独秀的高足，民国政府的人脉关系极广，谋一个体面的职业是轻松的事情。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艰辛而危险的路，入党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没有任何的活动经费，都是向家里开口要钱。二十岁之前因为参加进步活动，已经进过两次监狱。弟弟陈延熙与他一样，学生时代就作为进步学生参加反对专制与独裁的运动。在遥远的香港，20多岁的庆丰人乔冠华已经开始用笔名乔木发表国际述评文章，以诗化的语言，舒情化的表达分析国际战争形势，一改社论一贯严肃枯燥的面孔，引得青年人争相传阅，给黑暗而混乱的时代带来明亮的思想和观点。

树家桥的树海，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毕业，一二九运动时当选为暨南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20多岁回乡组建地方武装，命名树海大队，乡民们还记得树海威风神气的样子，背着一个盒子枪，神武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很多土匪怕他，许多青年人很崇拜他。树家是地主家庭，他主张把自己家的田分给农民。乔舍村的孙达伍，大夏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做地下工作，最危险时，白天藏在老百姓家中或苇荡里面，晚上出来行动，挖公路、炸桥梁、割电线、与土匪谈判，没有害怕的事情，真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呀。乔舍村的乔新民，父亲是有名望的大地主，开明乡绅，他放弃了学业，离开贵州的浙大，一路步行，辗转到湛江，最后到达离家一百多里地的阜宁，参加了新四军，过着清苦危险的游击生活。湖垛镇南前李府的王大林，同样是富家子弟，盐城县委就设在他家中，他曾说过，为了民主建政三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同时前李府的王炳文，把家里的地契抵押了，换成300银元给盐城县委做活动经费。恒济孟庄14岁的女孩子孟文觉得天下兴亡，小女子也应该担一份责任，就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离开家了，有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洒脱。

上冈青年徐亚云是这样回忆自己参加抗日的：1939年春，陈克天由苏中路经沙沟镇，跟树海谈起了高邮湖西三路二团的抗日情况，并说那里有党的组织。我和树海同在沙沟教书，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抗日与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我们辞退了教职，相约而去。大约他在三月、我在四朋先后到了三路二团的住地塔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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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41年4月中旬，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政委吴载文在蒋营处的蔷薇河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吴载文，福建省宁化县人，牺牲时27岁。陈毅在总结战斗时说，这次仗打得是不错的，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的团政委。

鲁艺的青年，是建湖战争史上不可忘记的一笔。1941年6月末，鲁艺师生为躲避日军的扫荡，从盐城来到湖垛，在这里呆了近一个月，宣传抗日，排演节目，7月23日，一部分师生转移至北秦庄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丘东平、许晴、袁万华、王海纹、徐辉、张炳炎、朱丹、魏征、叶令、李锐等众多青年牺牲了。这些师生，多半是来自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其中的丘东平是广东省海丰县梅陇镇人，是当时非常有名气有前途的青年作家，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做爸爸了。许晴是扬州人，剧作家，《青春之歌》许宁的原型。对他们的牺牲，陈毅将军非常心疼，在《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中提及：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旦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同时牺牲的，还有新安旅的总干事张平和张杰，张平的资料很少，他是安徽当涂人，复旦大学毕业，父亲是民国政府的邮政局长，家境不错，他第一次报名，正在当涂读中学，想放弃学业参加新安旅，遭到了拒绝，第二次是要求自带生活费参加，他的诚意打动了新安旅，张平是个有着单纯的热情的人，总能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光和热。

就在鲁艺师生牺牲的前一天，7月22日凌晨2时，淮阴人方秉文在钟庄毗卢庵遭到袭击牺牲，年仅22岁。他的战友回忆，方秉文是个有点小资情调、又特别能吃苦的人，会唱歌、吹口哨、吹口琴，闲时还能来上几段京剧，拿一根筷子就可以打起拍子，指挥大家唱国际歌，有点文艺青年的作派，是一个很会快乐并且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在建湖工作的一年时间里，他用双脚走遍了建湖的乡村小路，宣传抗日，动员参军，一天步行三五十里甚至一百多里是日常生活，出发前放几个面饼在口袋里，饿了就边走边吃，渴了就到河边或池塘边喝点水。在同一天，另一个可敬的青年人，苏鲁皖边联合抗日司令部参谋长黄重厚在上冈石桥头指挥渡河时，溺水牺牲。黄重厚，泰县人，先后就读于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和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都中央军校第15期），牺牲时32岁，他从家里拿出一千银元参加抗日。

1945年，余江烈士被捕后，民主政府想拿700万元伪币赎他，他舍不得乡亲们的负担太重，说，革命总会有牺牲，请组织上不要筹款，不要搞得人财两空。3月22日深夜，他选择了自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一个血性的汉子选择了自杀，求死的大勇令人心疼。在同一年的6月，上冈青年沈纯被捕后，组织上想劫狱营救他，让他保护好身体配合营救，他舍不得牺牲太多的战友，脱下了自己的汗衫，撕成碎条，搓成绳子，自缢而死，牺牲时34岁。人生总有一死，何争早迟，这是他留给世人的话。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劳动大学，因无法筹措学费而未能就读，他的遗书写得情深义重，对妻子孩子的生活一一详细安排，从容淡定，读人令人落泪。在这一年的9月21日，解放淮安前夕，在淮安城内一个新挖的土坑面前，三找共产党参加革命的严桥村人苏林森被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活埋了。11月2日，盐城解放前夕，年仅28岁的申德辉被活埋，面对死亡，凛然而淡定。申德辉是一介书生，但有勇有谋，有人称他为苏北的李向阳。在牢中受尽侮辱，坐水牢，水中还被人倒入粪便，蚊子咬、苍蝇叮。他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今特留书致各位同志，以表吾等最后斗争之决心，望能给我家留一点纪念，使教育后人继承余志，我居九泉之下，绝不忘党的教育之恩，敬祝我党革命早日成功。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他的遗书，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伟大的中国书生革命者，瞿秋白。在他牺牲后不到十天，盐城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