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盐阜大地遭遇了一场“秋呆子”水，接连几天暴雨使串场河水涨得快没了边。庄户人都叹息：“又发穷水了。”原来农民管“秋呆子”水叫“穷水”，因为秋季多种农作物成熟，这水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串场河里大大小小的船只都爬上了岸，真有点陆上行舟的感觉。古镇上冈的西河沿青石板码头已经没到了第十八级，再有两级就到顶了。

一只载客木船沿串场河顺流而下，很快地到达了上冈西大桥。由于水大流急，桥桩阻水和桥下不平河床，激起了一排急剧漩涡。船若直接闯过去，弄得不好，就会船毁人亡。船老汉吆喝着船头撑篙的儿子：“快拿锚篙钩牢桥桩！”岂知，一个人的微薄之力，怎么可能拉得住顺流而下的木船？眨眼工夫，船已冲到下游几百米。这是从盐城开回上冈的帮船，船上载有十多个乘客。直到天已经黑了，帮船才傍了岸。

这时从船舱中走出一个瘦高个子的读书人，手里拎着一只小小的棕色皮箱。他站在船头上定了定神，在船工的搭扶下上了岸，径直往南走，穿过西圈门，沿着被大雨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条形青石板路，转向东大街，走进了角头北巷。他在一座古宅门前停下脚步，将这座宅院仔细打量一下，然后才抬手叩了几下黑漆大门上的铜环，喊道：“妈，快开门，我是君照啊！”

“啊！你是君照？”听到儿子熟悉的声音，老人惊愕地问。

“是啊，是我啊！”唐君照语气肯定地说。

“君照，你怎么回来了啊？”老人一边问，一边忙着抽闩开门。

这位慈祥的母亲看清了站在面前的真是唐君照时，便惊疑地打量着自己的二儿子，问道：“君照，你不是读书嘛，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您老啊！”君照用这样的回话来为老人解疑，迈步进了家。

“别是有什么瞒着妈吧？听说日本人跟中国人在上海打仗了？”

“儿子是读书的，跟打仗的事挨不着。”唐君照避开母亲的追问，又对老人说，“妈，我一天还没吃呢，给我弄点吃的吧！”

一会儿，在上冈中学任教的大哥君鄂、三弟小石回来了。他们知道君照这次不会无缘无故离开上海，不约而同地问：“上海抗日形势这么紧张，你怎么回来了？是避避风头还是什么？”

“一言难尽哪！等吃完饭，妈休息了，我们再谈吧！”君照回答说。老大君鄂连忙进厨房帮妈忙开了。其实也没什么忙的，熬了一锅粥，妈妈又从瓦缸里摸出几个咸鸭蛋煮了，作为对君照的特殊优待，其余就是咸菜、萝卜干之类。

晚饭后，母子们都没有睡意，君照随意谈些外面的见闻。过了好一会，妈妈回房休息，兄弟三人便进了西侧小石的房间，深谈了起来。

君照告诉大哥和三弟：“我这次是奉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的指示回盐城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动员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成立革命组织，投入抗日的洪流。”君鄂和小石听了，既紧张又兴奋。接着，君照又向他们介绍了省临委的组织情况：“这是今年年初在冯雪峰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凡夫、胡乔木、王翰、钱俊瑞、徐雪寒等组成，李凡夫任书记。”并说这次回来就是受胡乔木、王翰等临委同志的派遣。

他还向两位兄弟介绍了胡乔木、王翰的情况：胡乔木是盐城人，真名叫胡鼎新，而王翰就是东塘河西岸梁垛团的陈村人，原名叫陈延庆。其父是盐城著名人士陈曙东，是位很有见地、又热心造福地方的名士。陈曙东认为，民族的希望在于知识。于是他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将自己的家财拿出来办起了陈村小学，供穷苦孩子读书。王翰就是他的儿子，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王翰曾在交通大学求学期间，经历了国内的重大变化。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兵抗日。交大学生组织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成立了“交大学生反日会”。王翰参加了“反日会”举行的游行示威，主张上海各大学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得到各大学的赞同，组成了各学校赴宁请愿团。9月25日，王翰早早来到了火车站，为各学校推出的51名代表赴宁请愿送行。首批代表到南京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一、集中兵力，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东北三省；二、惩办抗日不力的外交官；三、令张学良立即出兵；四、发给枪械把全国学生武装起来；五、决不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后因没有得到答复，上海、南京学生冲进了外交部，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被迫接见请愿学生，厉言训斥，搬出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要学生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国家大事由政府来筹划。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于是上海、南京再次组织3000人的第二批请愿队伍，王翰成了其中的一员。这时平津大学生代表许秀岑和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江学乾来上海，向上海大学生反日会报告了南京请愿团遭到军警镇压的情况。报告刚一开始，许、江二人就遭到数十名暴徒的围攻和殴打，许被挟持而去，江被王翰等人奋力夺回，但已成重伤。上海大学生反日会组织以交大学生为主的5000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彻夜不散，要求放人。被困达20小时之久的上海市市长张群见事态越来越严重，被迫立即释放了许秀岑，撤了公安局长陈希曾的职，缉拿幕后策划的国民党市党部执委陶百川，张群也因此被迫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许秀岑获释后，王翰将他接回自己宿舍养伤。

南京之行使王翰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这时，宋庆龄“以民众为基础并为民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讲话，给王翰以极大的启发：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此后，王翰一直在寻找党组织。1931年12月，王翰多次找到学生会和他认为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表明自己入党的想法和要求。1932年4月，中共交大党支部在讨论时，一致认为王翰革命斗争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同意发展为中共党员。5月1日，支部委员王镇钰在交大马路上与王翰谈话，通知他已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君照讲的这些，君鄂是了解的，但没有这么详细。因为他在上海读书时曾与王翰等有过多次接触，而小石对此则是第一次听到。

接着，君照又向大哥和三弟详细讲述了七七事变、淞沪战争的情况，最后提出要在上冈组织一个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为主的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征求大哥和三弟的意见。小石立即表示说：“这样很好，以便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一向老成持重的君鄂分析了很多方面的情况，认为这样的组织固然好，但能不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目前还不能肯定。如果遭到反对、围攻，怎么办？没有想好退路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从事，我们得认真仔细地想好再说。君照认为，大哥的想法有道理，但是应该相信广大的知识青年都是爱国的，广大的老百姓也是爱国的。可以先在亲戚、朋友、同乡的大中学生中个别串联、交谈，等到有一定人数了再说。最后君照肯定地说：“我想爱国者一定是绝大多数，他们愿意为抗日出点力，作点贡献。如果没有人牵头成立个组织，群众即便有再大的决心、再好的想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心甘情愿当汉奸、当亡国奴的毕竟是少数。”经过多次考虑，兄弟们的看法基本一致了，决定从第二天起分头找一些同学、好友交谈。直到雄鸡三唱、东方破晓时，兄弟仨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君照天天外出寻亲访友，君鄂和小石除在同校教师和学生中寻访外，也想到了不少同乡、同学。经三人广泛联系，先后有在家中的金陵大学学生陈宗泽，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陈久仁，镇江医学院学生陈宗良，上海东南医学院学生陈仰梅、陈海安，上海劳动大学毕业的赵敬之，浙江大学毕业的耿秉强……他们都表示同意唐君照对时局的看法和省临委的指示，商定以欢迎君照归来为名，到唐君照的家中聚会，具体商谈大计。

唐妈听说儿子们有这么多同学、亲戚、同乡、朋友要来，十分高兴，为他们准备了较为丰盛的酒菜，并将唐少友老先生遗下的坛装老白高粱酒搬出供孩子们饮用。大家说说笑笑，恰似久别重逢的亲人。祝酒之前，众人都端起酒杯先敬君鄂故去的父亲少友一杯，表示对老人家的怀念。又举杯向君照母亲请酒，然后再共同举杯为君照洗尘。

晚餐后，众人见忙得喘呼呼的老太太，还不愿立即离开大家，便催促君鄂先服侍老人去休息，即动手把杯盘、剩菜剩饭七手八脚地收拾完，这才围坐在大圆桌前，等待着君照发言。

先是君鄂对大家说：“今天承蒙诸位为二弟返乡洗尘，可能还不只是洗尘，不然，我们也不敢枉各位的大驾。舍弟这次返盐，另有一重要任务在身，他要特别向各位谈谈上海大学生南京请愿的情况以及当前抗日的形势。”

君鄂开了头，君照接着就轻咳了一声说：“这次君照回来，确实负有一个特殊任务。大家都知道，目前日寇侵华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这次就是奉江苏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胡乔木、王翰等人的指示，回盐城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抗日的。至于七七事变、淞沪战争的事实真相，你们不少人还不清楚，所以，我在这里不妨向大家作个介绍：七七事变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企图占领华北、华中、华东乃至全中国的又一强盗行径！强盗嘛，总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那么，这次他们的借口是什么呢？1937年7月7日驻北平丰台的日军谎称他们在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内搜寻，遭到丰台守军理所当然的拒绝。8日一名叫牟田口廉也的日军大佐，居然下令向宛平城西的卢沟桥发起攻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抗击，打响了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这本是一件国内自卫的正当行为，可是日本却以此为借口，大肆轰炸卢沟桥，这便是卢沟桥事变的起始。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7月11日，日本内阁又悍然作出增兵决定，调集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一部，进攻北平，调海军一部进攻天津。7月27日日军攻陷廊坊、宝珠寺等地，7月28日又猛轰南苑，国民党守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抵抗，壮烈殉国，至30日，平津陷落。”

唐君照接过哥哥君鄂递过的一杯茶，呷了两口接着说，“当然卢沟桥事变只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整个中国的引子和序幕，接着他们又在上海以同样的手法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两名日军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警卫官兵击毙。8月13日，日寇即以此为由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了‘淞沪战争’。其实，八一三事变已是第二次上海事变，日本人在上海早已实施过如此卑劣手段。1932年1月18日，日本派驻上海的武官田中隆吉通过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5个日本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向正在操练的当地义勇兵投掷石子，引起冲突，制造了发动战争的口实。1月20日凌晨2时40分，日本‘上海青年同志会’32个会员，携带武器、木棍、酒精、煤油等物，袭击并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当日下午1000多旅居上海的日本人开会，电请日本政府派海军、陆军压制中国排日运动，并游行示威，继续在街头挑衅、滋事，砸毁10余家酒店橱窗，其暴行遭到上海新闻媒体抨击和上海市政府的抗议。日本侵略者却反咬一口，向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这下吓破了吴铁城的胆，他执行蒋介石‘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投降政策，无耻地接受日本人的要求。蓄意制造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于1月28日下午，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发出通牒，限令中国驻军立即撤出闸北。当夜盐泽命令陆战队2000余人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后，驻守在闸北的第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蔡廷锴首先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挑衅，压制我们。扰我商店，辱我人民，加派船只、飞机、航母，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实在令人忍无可忍！所以我们下了一个决心，决心抗日，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个方法！兄弟们只要有决心，我愿意同大家同生死！”唐君照讲出了蔡军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忘记了所处的环境，有的捋了捋袖子，攥紧了拳头，有的用拳猛击了一下桌子，几只杯子里的水都溅了出来。唐君照感觉到自己的讲话已引起了共鸣，接着说：“戴戟司令也讲了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之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才是真正的办法。我们死守国土，做民族自由之神！

“蒋光鼐总指挥在病中也说：‘十九路军是很负有名誉的军队。此时，驻守上海的正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可不计！我们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取得最后的胜利！’三人同时发表了《告淞沪同胞书》，表示‘宁为玉碎而荣，不为瓦全偷生！不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及淞沪万国俱瞻之范围内，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份内事，此物此志可昭神明！’他们还提出了军民合作的七项措施，树立了淞沪抗日及全国抗战的楷模。

“在此危难时刻，主动请缨抗战的张治中将军率第五路军增援孤军奋战的第十九路军。他表示：‘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在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的联合抗击下，粉碎了日军第二任司令官野村包抄吴淞的军事计划”。

唐君照一口气讲出这些，使在座的青年都长长地舒一口气，觉得有这样的志士，中国不会灭亡！

待众人稍平静后，君照又接着说：“十九路军的英勇抗击，完全击碎了日军司令盐泽狂妄叫嚣的四个小时结束战争的美梦！淞沪之战历时一个多月，日军死伤累万，其骄气大受挫折，迫使日方不得不易主帅。而主政的国民政府头子蒋介石却吓破了胆，完全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上海淞沪停战协定》，并按照日本人要求，对英勇抗击的第十九路军加以整肃、进行调离、肢解和换防。”

君鄂见二弟君照一口气讲述了如此翔实的情况，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认为二弟的这番纵论，对在座的大学生颇具感召力，足以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于是他接过话题说：“看来，想靠国民党、蒋介石抗日，中国无疑要走向末路，中国人民将成为亡国奴而蒙受耻辱和灾难，抗日的重担无可选择地落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肩上。君照这次回来，就是带着省临委的任务回来的。现在摆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我们该为抗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未等君鄂讲完，好几位青年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说：“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决不能遭污受辱，是我们青年人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不过大家对该怎么做心里都没有个谱和底。君鄂看透了众人的急切心情，于是以老大哥的口气说：“依我看，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为抗日救国服务的临时组织。目的当然十分清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必要时募捐筹集资金，支持前方打仗的军人。如果抗战需要，我们也可以奔赴抗日战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事事前谋划策略，遇事有人研究商量，不至一盘散沙。”赵敬之响应说：“这个主意好，有了组织才能有头绪地开展工作，也才能坚持做下去！”两人的意见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成立“盐城县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研究制订《工作纲要》，确定了宗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为抗日出力”。《工作纲要》具体内容由唐君照、赵敬之起草，经君鄂推敲，征求大家意见后确定。当即推选唐小石任团长，陈宗泽任组织组，赵敬之、皋学炳任宣传组，推选了募捐、交通、后勤等组的负责人，唐君鄂任顾问。所有成员积极宣传、动员、吸收青年加入此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带动，又有韩锦文、韩钟、周庚、韩镗、鲍廷钰、孙嘉时、孙加仲、冯正等学生参加了青服团。青服团成立后，在上冈周围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救亡活动，为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做了有益的工作。

讲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唐君照等唐氏兄弟为何许人？怎么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他们的父亲唐少友先生说起。少友先生系上冈北草堰口人。唐家在草堰口一带属旺族大姓，是明“洪武赶散”时从苏州阊门迁此的。经几百年的繁衍、开拓，形成了唐氏大姓。草堰口的唐家声名显赫，少友先生更是出了名的。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同盟会的会员，是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非常气愤，参加了讨袁斗争，任黄兴、徐北祯领导的江苏讨袁会陆军上校，在南京癸丑战役中参与讨伐袁军“辫帅”张勋的殊死血战。少友先生又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发动的“二次革命”成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部队被遣散，少友先生即回到家乡，后经地方士绅举荐，任盐城县警备队长。少友先生在政治上是爱国的、进步的，支持中共地下党员仇一民、唐秉钧等在盐城上冈一带的革命行动，甚至他的警备队办公室成了这些革命青年的活动场所。因此，赵敬之等人对唐君鄂、唐君照、唐小石等兄弟五人都十分敬重。这次君照从上海接受省临委委托而来，正好适应了这批爱国青年学生的需要，正如赵敬之所说：“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将青年们凝聚到了一起。

录自《串场涛声》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