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楼夏村，是一个热闹的小集镇，楼冈市的中心，民国年间的市，相当于今天一个镇的建制。在今天的村民活动中心处，原有一所在盐城很有名气的私立中学，叫群英中学，学校一共办了17年，创办人是楼夏的夏嵩先生和乔舍的乔炳先生。盐城掌故专家周梦庄先生的文章里提到当时盐城士绅办学的事情，地方上的士绅分两个派系，人称中央党与西南党，乔炳和夏嵩为中央党的。这个党并不是什么组织，只是老百姓的叫法，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精英，比如陶鸿庆是举人出身，夏嵩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两个派系当时影响力极大，可以左右盐城的局面，连知县都有点畏惧他们，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极大，明里暗里一直在轻劲。

办学是他们较劲的方式之一，除了较劲，有钱的读书人也把办学当做一件很时尚的事情来做，他们对地方上的事情也有一种天然的责任与道义。西南党办了亭湖中学，还有景鲁中学，作为中央党主要人物的夏嵩，便和乔炳办了群英中学，他们之前一直合作办学。不过细想想，以办学的名义较劲，比起现在动不动以奢华消费、一掷千金斗富，这较劲还挺风雅趣味的，况且办学是一件极操心的事情。办群英时，乔炳已经52岁，夏嵩也有49岁了。

旧时的书生并不是我们后来在教科书里学到的，只会咬门嚼字，说之乎者也，夏嵩做过北洋军阀时期的江苏省议员，为人极精明能干，工、农、牧和建筑业都懂一点，砌房子需要多少根椽子，多少块瓦，他都能精确地计算出来。群英中学的校舍，仿的是省议院的样式。四百亩地的校园，三幢两层的教学楼，纯木质的结构，四十亩地的操场，十八亩地的足球场，还有花园假山、图书阅览室。学校是当时楼夏的一道美丽风景，乡民们特别羡慕学生，说那些学生很幸福的呀，学校有长廊，下雨天上厕所都不会湿脚。学校有一个由捐献基金的地方士绅和名流组成的董事会，开始时，名誉董事长是淮扬镇守使马玉仁，他捐了一千块银元，董事长是夏嵩，副董事长是乔炳。马玉仁与夏嵩、乔炳都是中央党的，这也是马玉仁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夏嵩献出百亩良田和一部分祠产。因为夏嵩的威望，楼冈的庵堂庙宇也献出稻麦田和柴草田作学田，学校共有一百八十亩的学产柴田收入。夏嵩通过关系，让学校在省里备案，不归地方管，还得到了省教育厅的补贴。

学校管理是件很费神的事情，最早是夏嵩管理的，他前后管了十一年，一直做到六十岁。一个留过洋，见过无数世面的人，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贫穷的乡村办学，依然认真讲究，不会怀才不遇，不会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这是很可敬的品质。夏嵩也曾自号逸凫，自比水凫，表达的是不求闻达于仕宦之途的意思。夏嵩懂教育，民国初年做过盐城县教育款产经理处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他重视音、体、美的教育，提出平均发展的口号，要求学生写作文一丝不苟，要求教师改作业一律用红水，清新醒目，学生请假必须准时到校，过一天也不行，违反就要面壁思过(罚站)，考试有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学校已经开设英语课，这在当时的乡村是很洋气的事情。1936年，省督学来视察，听课、抽阅作业、抽考部分学生的作文和数学，印象很好，省教育厅嘉奖群英“办学蜚声”的匾。后来，学校由夏嵩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侄子代理。再后来，乔炳与夏嵩之间有了矛盾，官司一直打到省里，1937年省教育厅免去夏嵩侄子代理校长的职务，学校由乔炳的大儿子乔福民管理。乔福民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回乡之前一直在浙江大学教书。1942年，世道越来越乱，日军占领楼夏，学校办不下去了。1947年学校被拆除，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学校拆除两年后， 夏嵩先生离世。

群英的教师薪水不低，多数教师可拿到数十元的月薪，当时的物价是六块钱能买一担米，毕业于大夏大学的孙达伍月薪八十块，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老师多半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回乡避战争难的知识分子，退休前任台南师专副教授的周建侯做过群英的美术教师，也有女大学生来这里教书，还有当地的名儒。

陈玉澍的入室弟子夏雨人晚年曾主讲群英中学。孙达伍先生的回忆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个姓夏的国文教师，头脑顽固，整天让学生读四书、五经，学生们找我商量后，一合计把这个老顽固斗了一顿，逼得他只好找乔炳辞职。这个夏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夏雨人先生，若是的话，就太委屈了夏先生。夏先生品学望高，为建湖县志入传人物。宣统二年入江宁自治所学习地方自治，曾供职盐城地方选举事务所，早年也是新派人物，在盐城《同声》杂志发表文章鼓吹宪政，愿意做为民请命的热心正义之事，民国四年时领衔上书淮扬道及省公署，控诉县知事贪赃，县知事以800元银票曲意笼络，夏以穷不爱钱答之，一笑而去。夏先生为人极重人格操守，最后在贫困离世。生前著述甚多，但散失无存。

群英的学生多半是有钱人家的，今天的乡民还说，在当时没有一百亩地的家底子是读不了群英中学的，学生最多时有500多人，很多是远地方的学生，多半住校。对学生来说，能够读群英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学校有单独的女生班，乔炳先生和夏嵩先生的女儿都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吃饭时男生与女生是分开的。楼夏小街上有不少饭店，一些家境好的学生就在这些饭店吃饭，年底了家里人来结账。也有穷人家的孩子在这里读书。民国政府时期做过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后来做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李寿雍就是免费读的，他是高作人，父亲早逝，母亲在夏嵩家做帮佣，今天楼夏还有老人记得他，叫他早年的名字李振东，说他读书极刻苦。与李寿雍一起成为国民党CC派主力的周杰人，也是群英毕业的，他们是群英的早期学生。群英中学读书的季龙、王大林、朱昭英（朱耀南）、吴长裕（树岚）、孙清、王立章、苏林森等，都是富家子弟、热血青年，早早地参加抗日，苏林森1945年在淮安被活埋，成了烈士，季龙后来做到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美籍华人宇航员王赣俊的父亲王章、乔炳的二儿子乔树民和三儿子乔新民、做过建湖县县长的王炳文，也是群英中学毕业的，乔树民1946年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流行病学家，乔新民1941年离开遵义的浙江大学，放弃学业来盐城参加新四军。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有不少学生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比如在台的夏期岳、陈家权、祁和熙、张官箴、李尉(现名李尉熏)、杨晓村等，杨晓村还曾撰文《乡土情怀忆群英》，怀念群英中学。

1942年停办的群英中学健在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今年春天，我有幸认识了两位群英毕业的学生，一位是乔炳先生的小女儿乔慈民，一位是盐城师范学院的刘士献教授，都已经九十多岁，他们是群英最后的学生。九十多岁的乔慈民至今仍记得群英中学的木楼，说很漂亮很讲究的，那木头就是她家的，她家一直做木材生意。刘士献教授是楼夏人，父亲是塾师，早逝，家里很穷，因父亲与乔炳有私谊，免费读的群英中学，老先生身体特别好，记得很多群英的往事，还有一些老师的名字。

一个学校在多少年后，仍可以被他的学生记得，这是一个学校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