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鲁同志与我同乡，都是建湖人，他家在钟庄，我家在冈西，就相隔一条东塘河。我俩都是1924年出生，我比他大4个月。我们都是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参加革命的，他当时做小学教员，我加入本地农民抗日救国会。更有缘分的是，我与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在建阳县委工作，他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县委书记等职，我先后担任建阳县县长。50年代中期，我与士鲁同志先后调盐城地委、行署工作，他担任工业部长，后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我先担任地区科委主任、地委农工部长，以后又担任地委副书记。我与士鲁同志数度在一起共事，朝夕相处，心心相印，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郑士鲁同志于1991年10月不幸病逝，离开我们已有24年之久，但是他那正直坦诚、公道正派、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廉政勤政、艰苦奋斗的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人的楷模。

“为建设一个新建湖而努力奋斗”

1942年初，郑士鲁同志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建湖县二区区委组织干事兼南梁乡支部书记，后来任二区组织科长、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那时，我在三区工作，先后任区委委员、民运科长、区农联会长、三乡联防队长等职。我们共同战斗在建湖这块土地上，打鬼子、除汉奸、拔据点，带领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郑士鲁同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积极从事解放区的党务、教育、民运等工作。1948年，士鲁同志担任建湖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我于1948年1月，在建湖民主选举县委时，当选为副县长。后来县长杨兆熊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我主持县政府工作，与郑士鲁同志接触更多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由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敌我拉锯战，革命老区建湖（当时还叫建阳县）已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是因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烧杀抢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日伪军在全县构筑了据点40多处，遍及通榆沿线和较大的集镇、村庄，拆毁烧毁了难以计数的民房。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国民党军、还乡团又来烧杀抢掠，仅冈西区连吉乡一次就被还乡团拆去风车40余部，院道港一条沟浜一次扫荡就有50余户房屋被烧。由于敌人的疯狂破坏，全县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永丰、冈西、沟墩、喻口这些敌占区和敌我拉锯区，生产能力激剧下降，亩产粮食仅200斤左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特别是1949年夏秋大涝之后，全县有灾民10331户、46244人，外地逃荒来的616户、1241人。到1950年春天，灾民增加到16977户，外来逃荒乞讨的2504户、8922人。二是水系紊乱，抗灾能力极差。为了阻止日伪军“扫荡”，全县大小河流构筑了近千道土坝、砖坝、树坝，建国后清除了明坝，但残埂清除不彻底，河道淤塞，圩堤残破，难以抗洪排涝。1949年7月，连降大雨，上游洪水压境，加上6号台风过境，海潮倒灌，圩堤缺口百余处，全县被淹农田505725亩，占总耕地面积二分之一，低洼地区的土墙草舍相继塌毁，数以千计的灾民无家无归。三是耕牛、农具损失惨重，影响农民正常耕作。抗战前，全县有耕牛1.5万多头，建国前还剩不足万头；抗战前，全县有风车3.6万部，建国前还剩不足3万部，且多残缺；农船也减少很多。当时全县多一熟水田，耕牛不足要靠人力拉，风车不足要靠人力踏，而青壮年多去参军、支前。仅1949年春，我们一次动员青年21 00多人参军，参加淮海、渡江战役，支前民工多达12000余人，足迹遍布山东、河南、安徽、苏南、浙江等地，在家的老弱和妇女只能勉强维持生产。我县许多灾民不仅缺粮，还缺草、缺钱，许多人家甚至断炊。我和郑士鲁作为建湖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面对这重重困难的局面，深感责任重于泰山。士鲁同志在县委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为建设一个新建湖而努力奋斗”的目标，要求“全力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消除历史上遗留的祸患”。建湖县委、县政府发出“生产自救，就地坚持”、“不饿死一个人，不荒一亩田”的号召。当时，我们制定的工作措施是：

一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击抢修圩堤，清除坝埂，排除积水，尽可能抢救遭水淹的秋熟作物和赶种晚秋作物，以减少灾情损失。那年夏秋季发大水，全县组织干部群众修堤修圩2049处，清除坝埂596处，拔除鱼簖142道，使内外水分开，行洪道畅通。同时组织数千部水车，日夜戽水排涝，经全县干部群众奋战7天，救出秧苗20万亩。但仍有3万余亩颗粒无收。为了进一步减轻水灾损失，士鲁同志又发动灾民抢种晚秋作物，搞副业生产。合作社、贸易公司紧急调运晚秋作物种子贷放给灾民，帮助灾民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等实际困难，尽可能使灾民生产自救。灾民家家种菜，种瓜，以补口粮不足。有条件的灾民织柴席、打蒲包，下河荡捕鱼虾，多方创收，生产自救。

二是发动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开展节约救灾运动。号召每人捐献一两米、一件衣，  帮助灾民度难关。建湖县成立了劝募灾民寒衣委员会，落实劝募万套寒衣任务。经过十多天的宣传动员，全县共劝募寒衣10745套，使贫困农民穿上了暖和和的棉衣棉裤。

三是组织慰问团、工作组深入灾区，慰问灾民并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1950年春节前后，连降雨雪，天寒地冻。郑士鲁同志提出“要把生产救灾当作最紧迫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的指示，一方面动员社会各界捐献，开展互济活动；另一方面人民政府尽最大力量开展以工代赈，发放救济粮应急。经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终于安全渡过冬春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做到了“不饿死一个人，不卖一个小孩，没有一人外出逃荒，不荒一亩地”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和郑士鲁同志一道，在当时县委第一书记陈宗烈同志领导下，带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生产救灾，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生产总值达6323万元，比1949年5205万元增长21.4%。粮食总产达15.87万吨，比1949年12.59万吨增长了26.05%。林、牧、渔、副业也有很大发展。工业总产值达1552万元，比1949年996万元增长了55.8%。

在盐城地委共事的日子里

1959年9月，我从射阳县委第一书记岗位上调任中共盐城地委常委、专区科学委员会主任。 而郑士鲁同志已于1953年从建湖县委书记岗位上调任地委工业部长，从1955年8月起担任中共盐城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当时盐城地委第一书记为陈宗烈。我和郑士鲁同志又共同在地委机关工作了5年多时间，直到1963年底他调南通任地委副书记为止。

郑士鲁同志在地委和行署主要分管工商业、财贸、供销等方面工作，我于1962年调任地委常委农工部长，重点分管工农业、农村工作，为保证城乡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品的供应，经常要与郑士鲁同志共同参加会办会、协调会，工作上接触很多。士鲁同志当专员的时期，正是1959年到1962年的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盐城地区和全国一样，也是十分困难。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958年的13%回落到1960年的2.2%，以后两年又持续下降，1962年又比1960年下降28.6%。农业总产值从1959年起连续四年下降，粮食产量1962年比1958年下降19.6%。工业生产起伏很大，1958年在“大跃进”的推动下，盐城市工业企业猛增到3521个，1959年开始迅速下降，到1961年只剩下792个。到1962年，全地区年末总人口为1481.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42.69万人；人均GDP只有109元。财政收入只有8333万元，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27元。当时盐城地区经济落后，物资十分匮乏，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是靠国家分配调拨，供不应求，缺口很大。特别是滨、阜、响北三县穷得叮当响，是全省重点扶贫的困难地区。作为负责全地区经济工作的专员，郑士鲁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地委机关当时不少干部形容说：“郑专员是个大忙人，吃饭有人等、走路有人跟、开会有人找”。就是说士鲁同志为了保证群众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费了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在这种千头万绪、复杂纷繁纭的情况下，郑士鲁同志心中始终有一杆秤，就是心系群众，为民排忧解难，记得是1959年秋冬，“大跃进”中发现的高估产、高征购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到1959年冬、1960年春，全地区许多家庭开始严重缺粮，我的家乡建湖县有些社员每人每天仅能吃上五两六钱粮食（十六两制），只能铺以野菜、米糠充饥，营养不良，引起了浮肿病、消瘦病、青紫病、妇女子宫下垂等疾病，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到了夏季，情况更加严重，江苏全省共有八十九万二千多人患上浮肿和消瘦病，农村外流人口达十四万八千余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士鲁同志大声疾呼要关心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健康，不要再做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蠢事。于是，地委、专署的领导和各县委、县政府及公社干部全部分头下去，帮助安排群众生活，发现有营养不良症状的，及时予以救助，仅盐城县1959年12月一个月，就发放救济款十二万元，大米十九万斤，豆制品三千八百三十斤，白糖六千三百八十三斤，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

郑士鲁同志是1963年底离开盐城的，先后调到南通地委、镇江地委任副书记，以后调到省贫协和省人民检察院担任领导工作。他调离盐城后，我们这些老战友经常想念他，每逢到南京开会都去看看他。他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为人正直，不谋私利，每到一处都能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

记得他在建湖县和盐城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时，下基层和蹲点都十分注重廉政建设，从来不搞吃吃喝喝那一套，始终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患难相依。他自小一只膀子残废，劳动起来不方便，但是到县里和乡镇出差或调研时，除了与社员正常下田劳动外，经常自己用一只手洗衣服，不要别人帮忙代劳。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在建湖农村检查四夏大忙工作，那时天热身上出汗多，衬衣天天要换，招待所的服务员想悄悄地帮郑书记把衣服洗一下，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时，手中掌握有物资批核大权。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木材、煤炭、砖瓦以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都紧张得不得了。有些人想找他开点后门、吃点小灶，都被他制止了。他说，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的，首先要为人民谋福利，千万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滥用职权谋取一己私利！

郑士鲁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1978年6月他调到省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时，分管机关后勤工作。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省检察院刚刚恢复重组，从各地各部门调来的检察干部生活上困难较多，特别是宿舍没法解决。士鲁同志了解情况后，千方百计找省财政厅批经费，找南京市政府要地皮。省财政厅经费报告批不下来，他就一趟一趟跑，甚至坐在财政厅办公室里不走，磨破了嘴皮，找遍了领导，终于妥善解决了检察院机关的宿舍建设问题。直到今天，听说省检察院的老同志们还感念这件事，称赞郑士鲁为大家做了件好事。

郑士鲁同志离开盐城已有42年之久，但是盐城人民至今仍怀念这位老领导，建湖家乡人民还记得“郑五爹爹”。我今年已90多岁了，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起火红年代并肩奋斗的老战友，仍然记忆犹新，不能忘怀。郑士鲁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陆逵同志原为盐城地委副书记、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