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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节，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回家乡赠书，在捐赠仪式上，先生没有讲什么人生大道理，只是提到了自己在海南中学读书时，教室前方墙壁上的两幅油画，一幅是高尔基的，下面写着两句话，一句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句是人生的每一时刻，都应该有他高尚的目的，另一张是鲁迅的，下面写着路是人走出来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止一次听我身边上了年岁的人提过海南中学，他们多半亲热地叫海中。后来读王春瑜先生的书，他在书里也不止一次提到海南中学，提到那些给他人生启蒙的老师。在《书桌平静又一年》中，王先生这样写道：

我还听大人们说，离我们村只有十几里路的、方圆几十里内最高学府海南中学，敌人扫荡时，该校师生坚壁清野，将书桌压上石块，沉到河里去，敌人走后，再捞起来上课。当时流行一个现在和平时期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名词——游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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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学在今天的钟庄社区，依然叫海南中学，为前清举人孙大鹏于民国十四年（1925）创办，因孙大鹏先生号海南，所以叫海南中学。学校东南角有一个复建的带飞檐的小屋子，就是孙大鹏先生当年停棺的地方。《盐城县志》记载，一九二五年，清光绪丁酋科举人孙大鹏，献出土地五顷、楼房一座，独资捐办私立海南中学。最初的海中学堂与校舍，用的就是先生捐出的楼房，在钟家庄举人府厅堂东侧。后来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门额上方嵌着用磨砖雕刻的“盐城县私立海南中学校”十个大字，进门有长廊通向南北两幢楼，南楼为教室，北楼是图书、资料室和教师办公处，门上方悬挂着“乐育英才”的横匾。南北楼之间的一块空地作操场。校园内花木扶疏，池塘凉亭映衬，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确是读书的好地方。

1925年9月4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盐城县劝学所，还有当时的盐城乡绅名流宋泽夫、陈曙东、夏嵩等都来参加典礼。学校男女生兼收，贫寒子弟入学免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学校最初有两个班，学生六十多人，孙大鹏先生自任校长，聘请当时的才高资深者任教。学校设有国文、数学、理化、动植物等课程，以后又有了音乐、美术。在旧学刚刚被取消，落后封建意识还很浓烈的乡村，这样的学堂，还有教学理念，已经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了。

让我感动的是，办海南中学时孙先生已经67岁了。孙先生做过京师会典馆誊录官、浙江候补、湖府督捕同知等职，后归隐乡里，致力于乡村教育。乐育英才、振兴中华是先生年轻时立下的宏愿。先生知道，只有真正的知识与合理的教育才能拯救积弱衰败的中国。1927年夏，69岁的孙老先生带领全校师生做彩旗，写标语，赶排《八十三天皇帝梦》等文艺节目，书写“驱逐帝国，振兴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条幅，步行百余里至盐城，参加在盐城淮美中学举行的欢迎北伐军大会。在会上，他高调赞美北伐军，说北伐军吊民伐罪，是王者之师。学校创办三年之后，先生离开人世。孙先生去世后，次子幼南主持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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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苏北突发洪灾，学田淹没，校舍倒塌，学校被迫停办。1937年“七七”事变后，盐城沦陷，学校又一次被迫停办。1939年春，海南中学再一次复校，在孙先生后人幼南、昉初、旭初、天庇、建侯、德渊、公毅的努力下，除了捐出原来的校产，还献出一些私产，又得到乡绅陈曙东、鲍益庵等人的赞助，成立校董会，昉初先生为校董，陈曙东、鲍益庵先生为名誉校董。学校有三个班级，学生百余人，校舍六七十间，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学校了。当时李仰同先生任校长，老师有唐太初、陈宗慧、李瘦云、郝立成、孟庆余、孟景虞、高沛甘、孙耀东、陶益吾等，他们多半是在外读书后回乡避难的知识分子，是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其中的唐太初先生，阜宁县委机关就是在他家成立的，那时是1927年。

1940年冬，新四军、八路军会师盐城白驹，学校被接管。1942年冬，因战争需要，担心成为日军据点，校舍全部拆除，校部改设在孙幼南、陶吉芳家。后来，又在原来的地址上搭建了一个简易大礼堂，白天为教室、会堂，晚上为师生宿舍。学校东北的草埝口，西南的湖垛，东南的石桥头，南边的古基寺，西面的建阳，北面的三宫殿，都是日伪军的据点，学校与动荡混乱的社会一起进入艰苦的游击教学状态，实行战时军事化管理，有十几支枪，白天或晚上不时有学生放哨，学生们有摸黑打背包的能力，半夜紧急集合转移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在跑反路上会直接遭遇敌人的枪炮，脱险后依然一路歌声，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海中的老师与学生。

动荡不安的社会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学生们的学校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乡村淳朴美德的背后常常是冷漠和愚昧，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表现出一种麻木的领受。除了学习，他们还要到乡民中宣传抗日，写标语、墙头诗，宣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救国思想。为配合宣传，学校成立了一个剧团，叫海中剧团。在当时，海中剧团是相当有名的，民间的淮剧、小调剧、歌剧、京剧、荡湖船、花担子、莲花落、快板、打花鼓，什么都可以来上两下子，师生经常同台演出，学生中的周治方、钟光琴、郑琴、韩亚兰、孙玉山，老师中的赵象岑，顾鲁竹、余龙跃、冯智等，都有表演的天分，顾鲁竹老师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成为有名的淮剧剧作家。校长唐采庭本人是京剧票友，据学生回忆，他曾带领师生排演林冲火烧草料场的折子戏，自己饰演林冲，这出戏不仅在校内演，还在县政府所在地湖垛镇演出过。他还导演过大型京剧《三打祝家庄》，在里面演朝奉一角。海中剧团的演出多半是宣传新思想，鼓励地方上的民众支持抗日，为战场上的战士鼓劲加油，唤醒民众恢复民族自尊与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宣传的形式很多，夏季有纳凉晚会，冬季有扫盲夜校，这些工作多半是学生包下来的。学校还有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活跃着一批正直热血的爱国青年。

游击状态的学习条件是艰苦的，坐的是学生自带的小凳子，没有讲台，拿的是一地主家的门板当黑板用，没有钟表计时的时候，上课就以烧香计时。跑反时，田头、坟场边、大树下都可以成为课堂。战争最紧张的条件下，依然开设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课程。体育上有篮球、排球运动，有时还和外县及驻军部队比赛。他们还曾经步行去盐城参加五四青年节戏剧比赛，步行去芦沟参加芦沟寺夏令营。自然课上老师教他们用楝树果做冻疮膏，用石灰做粉笔，了解气象农谚，教学生们用楝树果子和贝壳在土墩子镶成宣传语的字样。

游击状态的生活条也件也是艰苦的。1945年以后，班级以队命名，有一队与二队，每一学期算一队，一队为初一上，二队为初一下，三队为初二上，四队为初二下。学生全部住校，住在学校的小礼堂，有的住在村民家里，一张芦苇笆塔在三个土墩子上就是床铺了。生活空间很小，睡觉时学生一个挨着一个，像摆放整齐的玉米棒，翻个身或起个床都要惊扰别人，臭虫与虱子都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业余时间，学生们还要纺纱织布、种植蔬菜，勤工俭学。吃的条件也极差，小咸菜、糁子饭，有时候因为跑反饿上大半天也是正常的。简单粗陋的学校生活里却始终有一种生动的活气，有一种亢奋鲜美、热血沸腾的精神在校园内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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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学校来说，校长是重要的精神指引。在海中的历任校长中，唐采庭先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了。1943年任校长，1946年秋调离，1947年8月续任校长。唐校长的名字是可以与海中风采合二为一的，在他的照料下，学生们在恶劣的环境下端正饱满的长大。海中毕业的学生多少年之后提到唐校长，内心仍会有一种温暖的感动。赵敬之校长是很有名的教育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他在海中的时间很短，1946年8月调来，1947年秋调离海中去筹办高级专科学校。还有学生记得他曾经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批改数学作业而向学生道歉的事情，记得他带着学生一起种植蔬菜的事情，西红柿的种子就是他从外地带回来的。1947年8月21日那天，办事途经海中时，他还在海中吃了饭，饭后去行署汇报工作，在串场河边被国民党的便衣杀害，牺牲时年仅四十岁，当时的追悼大会就是在海中礼堂举行的。还有海中分校的杨学贤校长，1942年开始在家乡杨村创办过完全小学，杨村初中辅习团，为乡民办冬学识字班，用的是自己的房产，做校长又兼老师，后房屋被日军烧光，人被日军悬赏捉拿，依然办学热情不减，乡民多半称他杨大教。他们都是值得历史记忆并感激的人。

在民国或是后来的战争年代，海中是偏远之地，便捷的交通是谈不上的，靠的多半是步行，好些的就是坐船。在这样的偏远之地，曾经有一群有理想的老师，他们是海中灵魂的一部分。在乡民眼里，海中老师都是大知识分子，乡民们很敬重并信任他们，希望孩子成为老师那样的人，其实老师们大部分是年青人，有些也才二十多岁。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与道德远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可比，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真诚，无论多么贫穷落后，还有战乱，对未来依然充满理想与期待，没有杂念，没有纠结。

美术老师杨幼樵先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诗人、国画家，抗战期间，陈毅将军曾与他唱过和诗，是陈毅倡导的湖海艺文社发起人之一，他在海中做美术教员时已近古稀，人人尊称为杨幼老，他的教学是纯粹热情的义务劳动，学生求画也是有求必应。冯智、朱波、仇泊、游颖、田林均为盐城鲁艺的学生，他们来自大城市，家族生活优越，多半是瞒着家里来盐城鲁艺学习，后鲁艺解散又来这里工作。教音乐的冯智、游颖是女孩子，二十多岁，青春漂亮，还有潇洒浪漫的仇泊老师，斯文儒雅的朱波老师，他们带着清新明亮的大城市气息，让乡村的孩子开足了眼界，因为他们，孩子们知道，再贫穷困顿的生活也会有诗意美好的空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的江重言先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的葛葵先生，读书时曾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都是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江重言先生后来成为有名望的教育家，遗憾的是葛葵先生患有肺病，不到30岁就去世了。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的蔡仲勋先生，参加过盐城县志的编撰工作。李俭吾老师曾做过盐城县政府教学科的督学。还有周伯骅主任、张允然主任、谢聘三老师、朱心白老师、汤乃旭老师、唐则尧老师、宋飞老师等，很多是真正意义的大学问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当时，民主政府发给教师每月的工资为一两百斤大米，也不是每月都能得到保证的，老师多半生活简朴，穿草鞋，吃饭用黑窑子碗，吸旱烟袋。即便这样，有老师还不时的接济贫困学生。老师对学生来说，更有父母的意义，是老师们用真诚与爱给学生奠定了一生的为人基调与价值观。

1985年，海中60周年校庆，天南海北来了许多校友，他们在一起回忆那个年代的学习与生活，同学情，师生情，还出了一本书，叫《海中校庆专辑》，回忆的文字没有太多写作上的技巧，但质朴而感人，校舍、小河、礼堂、菜园，连学校里的一口十公斤重的老铜钟也在回忆中有了情义。有学生这样回忆道，上课是“当当”连续两声，下课是“当”“当”间隔一声；如有日伪军扫荡的敌情或有紧急情况时即“当当当当”四声连响，平时我们在“当当”的钟声下静听老师的讲课和参加劳动……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又想扯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可以说是好上了几十倍，可是我们的校园生活呢？我们的师生情义呢？比起他们，我们是不是丟掉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美好情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