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1941年的七八月，真是盐阜大地的多事之秋。日伪军的大扫荡对盐阜抗日根据地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使整个盐阜大地充满了血腥！

7月20日11时，日伪军分两路进犯蒋营，担任阻击任务的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在蒋营周围阻击敌人，该团往来冲杀，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先后毙伤100多敌人。阻击战一直坚持到下午二时多，终因双方众寡悬殊，而主动撤出战斗。

敌人占领蒋营后，继续北犯收成庄。他们以为新四军和华中局的领导就在附近，所以当敌艇刚行至五港河口，就弃艇登陆窜犯收成。待命在这里阻击的三营九连战士，跑步急驰至收成庄东侧的罗汉院周围，同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达两个多小时，后撤至收成庄北大荒一带，利用高大的坟堆作掩护坚持战斗，终于牵延了敌人时间，掩护领导机关顺利转移。可惜收成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村庄，最后被敌人占领了。

收成位于盐城西北约70公里处的射阳湖畔。这里不仅景色优美，而且物产丰饶，素以稻米、水产为大宗。这里有关东海王墓的传说，尤其让人们神往。

相传古代有一位勇士因征讨东海夷民有功而被封为“东海王”。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奸臣宦官均视之如芒刺在背，企图加害于他。幸亏有朋友告诉了他，他便弃官离朝，乘船来到里下河一带，选择风景秀丽、物产丰饶，虽无山却傍水的射阳湖畔、芦荡边缘定居。定居后的东海王，摈弃了一切官风恶习，从不显露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一布衣平民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他死后，人们从他收藏的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一块写有“东海王”三个字的黄绫，才知此人来历非凡，定是遭贬的“东海王”无疑。于是为他建墓立碑，碑上镌诗曰：“东海泽国有蓬莱，海水滚滚淹楼台，王子已经求仙去，墓中必是空棺材。”此诗为一首七言藏头诗，将每句第一字连起来读，便成了“东海王墓”。

那么传说中的“东海王”究竟是谁呢？查阅古籍，确定东海王为魏国司马懿的后人。西晋王朝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大封宗室27人为王，其中东海王司马越，封地六县，在古广陵郡（扬州）。到东晋初年，先后有几个王嗣继承了这个封号。司马越因带兵进京平定“八王之乱”，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死于项城，还葬于广陵。他死后，无子嗣继承，即由本家侄子司马冲接位。不久司马冲病故，也没有留下子嗣，遂将司马忠的次子司马彦璋过继为子，继承东海王号，死后葬于收成，东海王墓即为司马彦璋墓地。

日军大扫荡前的5月，以文进为团长、裴励为政委、彭飞为参谋长的三师七旅盐城独立团，驻在盐城西的龙冈一带整训。日军大扫荡开始时，独立团接到转移通知，但因蒋营、收成已被敌人占领，他们只能向西北湖垛一带转移，并就地隐蔽，进行反扫荡斗争。

7月22日，裴励带领该团二大队在东塘河一带活动，发现由朦胧方向开来六艘日军汽艇，上面满载着日本兵，显得不可一世的样子。裴励说：“我中华国土，岂容倭寇在此猖狂？！”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强烈要求狠揍这帮豺狼。

裴励了解战士们的求战情绪，认真分析了形势，耐心安抚战士们，要求他们“待命伏击”。

原来东塘河是西北乡内圩地区的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要泄洪河道，两岸密匝匝地生长着高杆的芦苇和蒲草，它把从宝应、兴化来的上游之水，分流到北塘河、北草堰河，再注射阳河入海。河面宽60多米，是水路航运的交通要道。裴励带领战士们分伏于东塘河北段三官殿前二里岗的西河堤内侧，当敌艇进入射程范围，裴励首发一枪，跃上河堤高喊：“打！”刹时，战士们手中的轻机枪、步枪同时射向敌艇，雨点般的子弹有的从窗户中射入，有的打在船舷上，有的落在甲板上冒起青烟。被打懵了的鬼子弄不清芦苇、蒲草丛中和堤岸上到底埋伏了多少“神兵”，只能一边还击，一边加足马力逃窜。有一艘汽艇被击中开始下沉，艇上的鬼子兵慌慌张张地向另一艘汽艇上爬，有的刚一露身就被子弹击中栽入河中。敌人乱作一团，又不敢弃艇登岸作战，只好冒着弹雨逃离战区，仓惶南逃至沿河口，东折向上冈方向逃窜。

有一支名为“联抗”的部队，于7月20日来到盐城，正好遇上日伪军的大扫荡。这支以黄逸峰为司令、彭柏山为主任、黄重厚为支队长的队伍，得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转移，不得不从龙冈北上，突破洪桥敌封锁线，经宋楼、石桥头渡北沿河向北转移。7月22日，在队伍接近石桥头前，黄重厚命令作战参谋张建新率领一个连，提前赶到石桥头找民船搭船桥，好让大部队渡河北上。

石桥头位于上冈镇西约15里处，北沿河流经这里。北沿河乃今黄沙港前身，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是一道“天堑”，渡河难度很大。张参谋带领的战士赶到石桥头南岸，找到一部分民船，正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搭桥。在东塘河上遭到裴励支队伏击的日军汽艇正好途经这里，艇上的鬼子发现中国军队要渡河，便纷纷登岸和搭桥的“联抗”部队接上了火。张参谋一面组织战士投入战斗，一面火速派人向黄逸峰司令报告情况。报信的战士刚走出不远，黄司令领导的大部队已接近河边，与弃艇登岸的日军展开了激战。联抗队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敌人的，所以伤亡很大。支队长黄重厚一面组织战士战斗，一面指挥队伍泅水渡河。敌人就向泅渡的战士猛烈扫射，联抗部队伤亡惨重，黄重厚也中弹溺水，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时间过去了50年，上冈石桥头一带的人民始终怀念这位抗日将领，并一直在查找他的来历，终于弄清这位烈士就是苏鲁皖边区“联合抗日司令部扩充军”支队长黄重厚。

黄重厚，又名黄舜遗，1909年1月29日出生于泰县红林乡红庙村（今属泰州市姜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他6岁读书，13岁毕业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后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南师附中，1929年进入上海大厦大学，中断后又考取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大革命风潮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有关书籍，对中国革命有了一定认识。1935年黄重厚大学毕业，国民党内有人主动联系他，聘请他到萧县任县长。黄重厚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婉言谢绝，决定返回家乡寻求报国之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黄重厚看到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满怀对日寇的仇恨，于1938年春在家乡张沐乡许家庄一带组织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后经朋友联络，这支队伍编入国民党苏北保安第八旅杨仲华部，任营长。1939年秋，他被选调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他刻苦钻研军事知识，苦练带兵打仗本领。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外患不断，其原因之一便是军力薄弱。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把鬼子驱逐出境。他满腔热忱，雄心勃勃，要用自己的才干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保安第八旅杨仲华部又投靠汪伪政府，编入汪伪第二集团军。其时，杨仲华要提拔黄重厚为旅长，黄重厚严词驳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当汉奸走狗、做民族败类！”后毅然解甲归田。

黄重厚回乡后，听说苏鲁皖边区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扩充部队，他立即派人与黄逸峰联系。黄逸峰是黄重厚暨南大学的校友，了解黄重厚的为人，就委任他为“联抗”扩充军支队长。1941年3月9日，他接到委任的当天又收到国民党税警团司令陈泰运要他当税警团团长的委任状，黄重厚对此不屑一顾，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联抗”支队长的重任。

“联抗”扩充军支队长实际上是无兵、无枪、无粮、无饷的空头军衔。黄重厚在“联抗”司令部只领到500只臂章，他就带着这些臂章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与广大青壮年促膝谈心，动员他们投身抗日。在他的宣传鼓励下，丁舍、官庄、青墩等地的青壮年纷纷参加“联抗”，队伍很快召集到100多人。他把这个支队分成三个分队，分别深入张渝、袁刘等地继续扩充兵力。至5月初，支队一下子扩充到500多人。为了解决枪支弹药，他一面和“联抗”司令部联系领回长短枪150多支、手榴弹300颗；一面到官庄、向阳、高峰等地区召开地主、士绅协商会，向他们借枪借粮，支持抗日救国。他首先动员亲人献出1000多块银元充作军费，不少地主、士绅纷纷仿效，积极献粮、献枪、献钱，“联抗”扩充军支队的给养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黄重厚治军严格，他常对士兵们说：“我们是人民的抗日队伍，处处要保护人民的利益！”由于扩充军人员复杂，其中不乏旧军队人员和兵痞混入。黄重厚为此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制定了一整套纪律制度，并清除了一批不纯分子，纯洁了队伍。

1941年7月，“联抗”奉命北上。7月22日，部队到达盐城，在宋家楼与扫荡日军遭遇。黄重厚站在水中指挥部队战斗，狠狠打击日军，下午4时，黄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此役，“联抗”队伍被打散了几百人。除一部分同志留下料理支队长黄重厚的遗体外，其余人员在黄逸峰司令员和彭柏山主任带领下，继续向西北转移。

次日，“联抗”同志在高作镇休整了几天。27日到达阜宁永兴镇，28日抵达新四军军部临时驻地硕家集，与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会合。自此，“联抗”指战员随同军部行动，参加反扫荡斗争。

29日，“联抗”部队接防硕家集，并与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八旅二十二团联合阻击侵占阜城后继续南犯之日伪军。侵占东沟之日伪军也由南向北直扑硕家集。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和“联抗”部队领导机关则由硕家集、董舍、王桥一带向殷家桥、曹洼、岔头、小兴庄、北马路、大高庄等地转移。

30日上午，南北两路日伪军会攻硕家集，“联抗”部队副司令周至堃率领一部，冒雨在硕家集东部的高粱地隐蔽伺机出击，其余部队在硕家集西头伺机行动。镇东担任阻击任务的大部队与敌激战两小时，而原来暗藏在镇内的国民党韩顽残部，却趁机在“联抗”部队后面打冷枪，使“联抗”部队腹背受敌。“联抗”部队只得撤出战斗，随新四军军部机关向旧黄河边转移。“联抗”黄逸峰司令率另一部分队员到彭家庄附近宿营，硕家集被敌占领。

“联抗”在硕家集阻击战中，虽伤亡数十人，但保证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和“联抗”部队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

“联抗”部队一面协同兄弟部队保卫军部，一面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整训。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军部首长都非常关心“联抗”部队的建设，多次听取黄逸峰司令、周至堃副司令和彭柏山主任的汇报，帮助总结部队成立以来的各方面工作。陈毅还亲自为“联抗”部队作形势报告，要求指战员加强学习，强化训练，指出日伪军的扫荡只是给我们一次很好的锻炼。

9月初的一天夜晚，刘少奇、陈毅专门召集“联抗”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陈毅主持，刘少奇作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肯定了“联抗”成立以来的成绩，指出：“联抗”部队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组建的，这是创造。它虽然是以外围军的面貌出现，实际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完成主力部队一时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刘少奇的报告从政治理论上进一步武装了干部的思想，使他们明确了“联抗”今后的中心任务。

“联抗”配合三师参加反扫荡战斗，保卫了军部和华中局，又进行了两个月的军政训练，军部还派出贺敏学到“联抗”部队任司令部参谋长。这支有780余人的队伍，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41年9月，“联抗”指战员在阜宁侉周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驻地，告别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军部领导人和三师战友，在黄逸峰、周至堃、贺敏学和彭柏山等人率领下，经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封锁线，终于在10月5日前夕，胜利返回了“联抗”诞生成长的摇篮——海安曲塘一带。

再说裴励率领独立团在痛击了东塘河南犯的日军后，他便将部队分散在附近成墩、郑沟、长沟等地群众家宿营。1941年7月28日，当晚有8名战士住在成墩的群众家里，被当地土匪告知了驻在湖垛附近的韩德勤常备二旅，常备二旅派一支小分队和土匪勾结，将8名战士全部杀害，独立团派往十二区区公所送信的联络员，也遭到成墩土匪的暗害。裴励得知成墩土匪如此猖狂，怒不可遏。将刚刚点燃的纸烟重重地摔到地上，命令道：“集合队伍出击！”同志们劝他不要如此激动，可他脑门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没有接受劝告，便跃上了自己的枣红马，在马屁股上猛抽了两鞭子说：“我偏不信这帮土匪、顽军的邪！”枣红马冲出了几丈远，战士们也纷纷跟着冲了出去。

干了坏事的土匪们知道闯下了祸，独立团不会轻饶他们，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远远看到裴励带着一支队伍冲来，知道来者不善。就占了河堤、坟堆等有利地形，开始向骑马者猛烈射击。裴励不幸头部中弹，战士们忙找来小船将他送到北郑庄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凌晨逝世。

在北郑庄，当地干部、群众为裴励举行了追悼会。裴励的遗体由当地群众用棺木盛殓，由姜大朋、郑士廉协助，用小木船运往西梁垛的河滩上安葬。

29日下午4时左右，东塘河河东的榷子头又传来了枪声，独立团的领导知道又是土匪勾结日伪军来捣乱，报前日之仇，于是命令战士们向西北方向撤离，避其锋芒，以减轻损失。

就在此时，附近一带近百名土匪带着机枪，分乘三条木船，企图袭击北郑庄的十二区区公所。盐城独立团二大队的战士们赶往围剿，用3挺机枪压住了土匪的火力，打得土匪们狼狈逃窜，还当场活捉了8名土匪交给了地方政府。

活捉的8名土匪，被激愤的群众捆了个结结实实，一起投入河中“下了汤圆子”，以祭奠裴励烈士。这位从丰县为了抗日来到盐阜的热血青年，将伟岸的身躯留在了串场河西岸的十二区。

裴励，又名裴克，小名周来，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四区程庄乡（今徐州市丰县常店镇）。裴励是独生子，出生8个月后父亲去世，母亲和祖父母对其疼爱有加，精心培育，1919年入村塾，1922年读初小，1926年在青墩小学读高小，1928年考取丰县师范，成绩优良。

祖父母为了延续裴家香火，在他17岁时为其娶妻程氏，后母亲又作主娶妻张氏，共生有三男二女。

求学时的裴励为人正直，热情奔放。他热爱祖国，推崇英雄，尤其对历代抗拒外族入侵的英雄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十分崇敬。他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裴励义愤填膺，积极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发动丰县师范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丰县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沟通校方，开除了裴励等几个爱国学生。

回到家的裴励仍十分关心抗日，经常参加丰县北部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他和丰师同学江兆瑞等结拜兄弟，相互串联，开展工作，受到不知情的亲友的责备。一天，裴励在煤油灯下逗小女儿玩，母亲语重心长地对裴励说：“周来，你出生几个月就丧父，咱家只有你一条根，你整天在外面胡折腾，当家理财的事一点不放在心上，倒底想干什么呀？”裴励放下小女儿，对母亲说：“妈，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已经是国家的人，不能在家行孝。”起身拍了拍自己儿子的头说：“还是靠这几个孩子吧。”

裴励的家乡地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处。旧社会，这里是土匪、响马活动猖獗的地带。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裴励和村民们商量，共同出工在村子四周建起了土圩子，又自筹资金买了自卫枪。裴励带头卖掉了自家的20亩地，买了一支日本造大金钩和一支短枪。

1936年冬，裴励经江兆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东奔西走，到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多方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维护地方治安。他列出当地可能当汉奸、特务的名单，派人监视，查禁可能资敌的粮物。裴庙村很快成了拥有钢枪15支、土枪12支、土炮5门的强寨。当年冬，裴励由江兆瑞介绍，到丰县县委主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多月的学习使他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1940年初，为支援黄桥战役，五纵队南下盐阜，裴励随旅部经益林、湖垛、龙冈抵达盐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裴励所在教导一旅被编入新四军三师七旅，裴励任旅教导大队政委。4月，七旅在盐城组建独立团，裴励被任命为团政治委员，奉命转移至湖垛、北郑庄一带活动，后牺牲时年仅31岁。

录自《串场涛声》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