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陈毅接受了阿英的建议，在军部停翅港与华中局汪朱集之间的卖饭曹村，设立了“文化村”，既作为文化人活动的阵地，又是宣传抗日的重要战场。“文化村”成了名闻遐迩的文化人汇集苏北的地方，在敌后根据地从事为抗日服务的一系列工作。那么，这些人是经过怎样的艰难险阻，穿越日伪反动派的层层封锁来到盐阜，又在盐阜大地上做了些什么呢？

许幸之坚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孤岛”上海。1940年秋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引起了许幸之的警觉。造访者看出了许幸之的疑虑，于是在入座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叫司徒阳，是苏北新四军派来的。”

听说是新四军派来的，许幸之眼前一亮，因为对新四军并不陌生，知道它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最近，还在苏北黄桥反顽战斗取得重大的胜利，同八路军在苏北开辟了盐阜抗日根据地。现在新四军派人来，肯定是要我为抗日出力吧！

他的猜度心理被司徒阳看出了，司徒阳忙问：“许先生，想必对新四军有一定的了解吧？陈毅司令员率部抗日，黄桥战役打开了苏北抗日的局面，但盐阜这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伊始，百废待举，陈毅思贤若渴，广纳贤士，共商抗日大计，先生德隆才高，却无施展之地，一片爱国热情无以为用，不知先生可愿与我同赴苏北，开展盐阜抗日活动和新四军文艺工作否？”

司徒阳的话代表着陈毅的一片诚心，颇有刘玄德三顾茅庐的心情，使擅于诗文书画、精于影剧编导的许幸之如遇知音。他经一番思考后，决定奔赴苏北。两日的颠簸，穿越日伪军的一道道关卡和封锁线，在司徒阳的带领下来到了海安新四军驻地。

当时，刘少奇、陈毅等正积极筹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许幸之到后的傍晚见到了陈毅，虽是初遇，但陈毅对文化工作的热情和对文化工作者的亲近，令许幸之十分感动。在考虑“鲁艺分院”院长人选问题上，刘少奇、陈毅和筹委会主任丘东平，考虑请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担任，可惜当时许广平正全身心地投入《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无法离沪。于是陈毅很自然地想到刚到海安的许幸之先生，请他任教授，许先生欣然受命。

许幸之早年师从著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后入上海美专和东方艺术研究所深造，后又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画艺造诣颇深。1927年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从事美术工作。1930年与沈叶沉、王一榴、刘露等创办了左翼美术团体，建立“时代美术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1年任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美术设计、电通影片公司导演。由他导演的《风云儿女》轰动一时，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插曲《铁蹄下的歌女》风靡全国，影响深远。在鲁艺筹备处举办的一次欢迎上海新来同志的会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对许幸之等人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鲁艺华中分院成立后，许幸之兼任文学、戏剧、美术三个系教授。

许幸之不仅擅于书画，而且长于诗文。在日本求学时，创作的抒情长诗《牧歌》轰动校园，30年代创作长篇叙事诗《卖血的人》、《大板井》和抒情诗《扬子江》等。同时他对儒将陈毅在诗歌创作上的造诣尤为钦佩。陈毅闲时亦常同许幸之聊天、谈诗论文，陈毅对诗歌“必须为大众而歌”，力戒“自我呻吟”颓废诗风的抨击，他极为赞同和欣赏。

皖南事变后，许幸之以满腔悲愤和激情，写下了在苏北很有影响的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同室操戈，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行径。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斗争形势需要有新的新四军臂章，任务交由许幸之来完成，他翻阅资料认真研究，终于设计出用蓝白二色、外方内圆以新四军英文缩写首字母的“N4A”新四军臂章。

许幸之在戏剧艺术方面也颇多建树。在鲁艺期间经常帮助大家排演话剧。他大胆建议将不适于演话剧的大众戏院，翻新改建成“鲁迅艺术剧院”。以后该剧院成为新四军活动和群众集会的中心，成功地演出过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抗战话剧，新四军就皖南事变所开的誓师大会，就在这里举行。遗憾的是后来该剧院毁于日机的轰炸！

日伪军1941年7月发动第一次对盐阜大扫荡时，鲁艺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转移，许幸之亦随之转移到阜宁，后在党组织安排下返沪返港，从事电影制片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幸之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离开香港转入内地，摄制了大型抗战片《中国万岁》，这是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赞歌！

贺绿汀是在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前来到盐城的。此前，他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音乐干事。第三厅虽由郭沫若任厅长，并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但是国民党对三厅早有怀疑，处处掣肘，因而身在“曹营”的贺绿汀向党组织提出了要去延安工作的请求。贺绿汀是北伐战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急切想离开重庆去延安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封锁很严，特别是男同志要去延安有困难，而女同志则可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这样贺绿汀的爱人姜瑞芝毅然决定先带孩子去延安，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经一番波折，终于安全抵达延安。

一天，贺绿汀接到党组织通知，让他转道苏北敌后根据地。他在地下通讯员的护送下，坐轮船从上海13号码头出发，到江北青龙港上岸，经日军、伪军的多次检查后，以教员的公开身份来到了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

见到贺绿汀，刘少奇、陈毅极为高兴。刘少奇对贺绿汀说：“你从大后方来，这儿条件很艰苦，敌人又要扫荡，恩来同志来电让你去延安，如果这个时候走，敌人封锁线不好过，我们想你在这儿待一个时期。”

贺绿汀对刘少奇、陈毅的关心十分感动，坦诚地说：“我这次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应当为这里培养一些音乐干部，然后去延安，请立即分配我工作。”陈毅说：“延安有个鲁艺，我们这也有个鲁艺，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你就到鲁艺去吧！”贺绿汀高兴极了，想不到盐城也有个鲁艺。他在鲁艺任教，音乐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

7月下旬，日伪军大扫荡开始，贺绿汀、许幸之等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领导刘少奇、陈毅等向西北乡转移，在北左庄、汤碾一带，敌人枪炮声已隐约可闻，并渐渐逼近时，才从芦苇荡中脱险。就在这次转移中，鲁艺二队二十多名师生在北秦庄惨遭日伪军杀害，丘东平、许晴等牺牲，鲁艺被迫停办。

这时贺绿汀接到延安要他去的电报。贺绿汀想，延安虽是心中向往的地方，但是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苏北，还没有干出什么成绩，怎么能匆匆离开呢？于是他郑重地向刘少奇提出请求：“我希望至少再停留半年，帮助鲁艺工作团培养干部。”贺绿汀被调到鲁工团担任音乐教授，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根据军民大生产运动创作的《垦春泥》，和其他音乐家合作的《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以及由鲁工团文学组同志作词，音乐组谱曲的《战斗》、《轻骑队》、《模范战士张老三》、《我们更爱苏北》、《盐阜之歌》、《一条心》、《天快亮了》等革命歌曲。还专门开了一场音乐会，陈毅同志应邀参加，祝贺他和何士德等同志为根据地的音乐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小提琴成为盐阜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武器，是凝聚民心的膏饴，他的一曲《小步舞曲》引导少年吕其明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

1942年华中局扩大会议后，刘少奇奉调回延安，贺绿汀和几十名干部一起同行。

1942年10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新四军办事处同志的掩护下，经江阴、靖江、泰州到达苏中的骑岸镇。办事员考虑，邹先生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耳疾，一路上坐船劳累，再加上要应对日伪军的多次盘查和纠缠，决定找一处偏静的小院，让他很好地休息两天。终于在一处四合小院里安顿了下来，邹先生十分疲倦地坐在木椅上，用一只肩膀俯在椅围上，支起时时作痛的头。随行的同志将邹先生到来的消息封锁很严，只向一师师部领导同志作汇报和请示。师部通知将邹先生护送到更安全的东台县三仓一师师部驻地。同行的还有苏中行署的文教处处长刘季平。

此时，邹先生的病情日益加重。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军对香港轰炸，一枚炸弹在邹先生不远处爆炸，巨响震破了他的耳膜。此后，邹先生一直在颠沛流离中，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和休息，加上他一直因脑癌引起耳部阵发剧痛，误认为是“中耳炎”引起的，并未加以重视和对症治疗，因此病情越来越严重。

从骑岸镇到东台有几天的路程，都是乡间小路，还要绕道避开敌人据点的封锁，邹先生十分吃力。刘季平想法找来一匹马让邹先生骑，可是因路狭窄，加之过不一会就有座小木桥，人必须下马步行，这样上马、下鞍，再加之马跑路的颠簸，邹先生实在吃不消，但他仍然坚持着，为了减少痛苦和不让刘季平他们担心，邹先生总是在不停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和对时局的看法，以分散注意力。特别是来苏中几天的所见所闻，邹先生感慨万端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新民主政治。”

到达新四军一师师部，一师和苏中区党政领导人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前来看望邹先生，劝他在三仓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并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耳疾，在医生精心医疗下，邹先生病情有些好转，人也精神多了，于是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出去多看看，感受敌后根据地的变化，他还赶到东部海边的沿海垦棉区，同那里的干部、群众接触、交谈，参加地主、绅士的座谈会，他看到了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污蔑的“匪区”里，在被日本侵略者宣称的“占领区”里，千千万万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武装和组织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并从事着根据地建设的伟大事业，他完全被感动了。他的行程也受到了新闻界的关注，尽管师部和区领导没有透露消息，还是有一位消息灵通的新华社苏北分社的女记者追踪而来，对邹先生作了采访。

记者问：“请问先生对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怎样？”

邹先生答：“很兴奋，我有两个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根据地人民团结起来抗战；第二是实现了民主政治，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我看到老百姓都热烈拥护抗日政府，使我对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

记者又问：“请问先生，此次苏北之行有何打算和目标？”

邹先生回答：“我希望自己身体早日好转，尽早投入到苏北的抗日斗争中来，我还想在苏北办一个刊物，在苏北多住一段时间……”

然而，邹韬奋的计划被日伪军发动的大扫荡中断。邹韬奋从一师转移至新四军三师驻地阜宁孙何庄。对邹先生的到来，黄克诚师长特别电告了在淮南黄花塘的陈毅代军长，陈毅指示黄师长：“要照顾好邹先生等文化人，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为了保证邹先生的安全，师部决定将邹先生转移至阜东县大杨庄杨芷江先生家，将邹先生保护起来，同行的还有贺绿汀等几位名人。黄克诚、张爱萍特意安排在三师师部当过参谋的警卫营一连副连长杨绪亮，带一个班士兵，用轿子和小独轮车将邹先生等护送到大杨庄。行前，黄师长、张副师长一再叮嘱杨绪亮：“沿途要特别注意保护邹先生等，要照顾好邹先生的身体。”

杨芷江对邹先生等人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邹先生是爱国“七君子”之一，两人一见如故，谈论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3月中旬，伪军徐继泰部往海边扫荡，快到大杨村时，有密探告诉他说：“听说有几个人隐藏在杨芷江家，而且据估计不是一般人，是用轿子抬送来的。”徐继泰听了，心中嘀咕：“如果是共产党新四军的重要人物，抓着了有莫大的功劳，可以从此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是偏偏在大杨庄的杨芷江家，这就比较难对付了，一是杨芷江是自己的远房表叔，自从自己投靠了日本人就断了来往；二是杨芷江的亲侄儿杨仲华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八旅旅长，公开投敌后任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现在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事摆不好，自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思来想去，便决定带几十个人以看望四表叔为名，去杨家‘拜访’”。

此时，杨芷江要将几位名人转移到别处，已来不及，只好藏在内室，由杨夫人把“表侄”徐继泰接到大厅上，一边笑着说：“哎呀呀，二表侄都有好长时间不来了，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快请坐，请坐。”

“表婶呀，四表叔哪里去了？我是专程向二位请安来的，也请表叔出来和小侄一见吧！”徐继泰试探着说。

“哎呀，二表侄，你这许多时候不来了，怎么今天忽然想起来看我们呢？真是天不从人愿哪，他有事到远处一家亲戚家去了，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吧，反正都一样，等你表叔回来，我保证一字不差地传达就是了！”

这时徐继泰欲言又止，最后想了想还是开了口：“是这样的，我听说表叔家最近来了几位客人，还有用轿子抬来的，想必一定是娇客或贵宾，小侄想见见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人’？”他把“客人”二字说的特别着重。

“噢，是为这个啊！侄儿哎，你来迟了，你表叔就是送他们走的唷！”

“四婶婶，我有事要和四叔说，你能不能派人把他找回来？”徐继泰口气变得柔和多了。“这样吧，婶婶如果还信得过我，我实在是为府上的全家性命担忧啊！”

“什么事这么严重？”杨夫人急问道。

“听说，贵府来的都是……”

“哎呀，稀客，稀客！”正当徐继泰话未讲完时，内室里的杨芷江先生走了出来，“恭喜，恭喜，二表侄当了大官，发了大财了，怎么忽然想起我这个穷表叔来了呢？”几句冷嘲热讽，把徐继泰说的羞愧难当，无言以对。杨芷江干脆对徐继泰说：“你的话我全听到了，你不是想在我家找到什么升官发财的秘诀吧！你是不是想在我家搜一搜？”他把手一摊，做出让徐继泰进内室的样子说，“我是不问政治，只重情义的，上次是有几位客人，但他们都是爱国的中国人，不像有些人像觅屎的狗，到处这里闻闻，那里嗅嗅，但已被送走了。”

“啊！表叔，请不要误会，小侄只是想会会他们，这事要是让别人来，可就麻烦了。”

“这些朋友都是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如果你想抓走他们，就抓走我好了！”

杨芷江先生和徐继泰的对话，让内室里的邹韬奋、贺绿汀按耐不住了，先后从里面走出来。原来他们生怕连累杨老先生，索性挺身而出了。

“啊，不要搜了，我出来了”走在前头的邹韬奋先生说。

徐继泰一见，是一位头戴礼帽、身穿棉服、文质彬彬的先生，毫无惧色地走了出来，接着贺绿汀也走了出来。徐继泰楞了一下，对邹先生说：“这位是？”杨芷江抢着说：“我的好友‘李尚清’先生。”徐继泰楞了一下说：“看到李先生，使我想起几年前见过的一个人……”。

“谁？”

“邹韬奋。噢噢，那邹先生的文才、口才实在令人敬佩，恨无再见之机了，要是能见他，我定要好好保护他！”徐继泰感慨地说。

“你认识邹先生？”杨芷江问。

“见过一面，那是我在武汉民众大会上执勤，邹先生在抗日民众大会上作演说时，我看见过的，他可是抗日爱国‘七君子’之一啊！”徐继泰似在回忆那演讲会的情景，接着说：“如果，这位是邹韬奋先生，我当全力保护他！”

“你对邹先生如此崇敬，他有何值得你崇敬之处呢？”杨芷江问。

“先生的那句‘惟国人之觉醒，乃是我国之不败之源’，至今仍回响在我耳中，我亦深悔，未能按邹先生之教导，慎择所走的路啊！”

“你今天讲的，是不是从内心而出，尚不足以证明，不过，以现在和以往，你还不够格，告诉你，我就是邹韬奋，今天在杨先生家里，你要砍要杀，请将我们带走，离开杨先生家，免得杨先生受累！”邹韬奋毫不掩饰地说。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邹先生的义正词严，凛然不可犯。徐继泰惭愧难当，最后说：“邹先生，请原谅学生，我是奉命曲线救国，并非真心当汉奸，请邹先生今后写文章不要骂我徐继泰是孬种、汉奸！”

“不过，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我也郑重地告诉你，中国必胜，当汉奸、走狗绝没有好下场，请你好自为之，免留千古骂名！”

徐继泰正在这连枪夹棍的言语中被窘得无地自容、冷汗直流之时，门外传来了“叭、叭”的几声枪响，守门的卫兵进来报告：“司令，外面有一队友军向这里开来！”

徐继泰立刻站起来，向邹韬奋、贺绿汀、杨芷江鞠了个躬说：“恕我冒昧打扰了先生们！”并对门外发令：“迎着那队去，告诉他们，这里已经由我搜查过了，向别处去吧！”

不久，邹韬奋的病情加重，经过医生诊断疑为脑癌，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领导十分关心邹韬奋的健康，决定送邹先生去上海治疗。拟由合德经海上送往上海。张爱萍受黄克诚委托，将邹先生送至合德，临行时张副师长赋诗相赠，诗曰：

 

六十三天荡寇仇，君染沉疴志未酬。

我军掩护解重难，千里就医送行舟。

邹韬奋先生在上海谈及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感受时说：“新四军和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毫不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谣言，余不亲自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甚至说，“我死，要死在苏北，死在抗日根据地。”邹先生上海治病期间，张爱萍还有《寄邹韬奋同志》一首：

 

报国志气冲斗牛，笔走龙蛇岁月稠。

苏北敌后得常会，感君正义心相投。

1944年7月，邹韬奋不幸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到盐阜后，黄克诚悲痛不已。在三师师部设灵堂悼祭，亲自撰写了悼词：

“邹先生是一位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坚决主张抗战，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从敌占区上海带病跑到根据地来。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非常难能可贵。值得全体军民很好学！”

11月，盐阜文化界500多人隆重举行追悼坚强的民主战士邹韬奋先生大会。

黄克诚送的挽联是：

 

倡民主以始，倡民主以终，是民主战士；

为大众而活，为大众而死，真大众先生。

中共盐阜地委的挽联是：

五十年战斗生活，艰危忧患，迫害重重，敢怒敢言，争取民主，堪称为文化巨子；

千万里故国山河，破碎支离，衷怀耿耿，不移不屈，倦念同胞，无愧做共产党员。

1941年4月，设于重庆的“中国青春记者学会”总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总会负责人范长江被迫转移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席卷东南亚，香港亦被占领。在港的进步文人未及转移的就地分散埋伏。计划分三路撤离，其中大部分经九龙、澳门，由东江游击队接应撤出，这就是抗战史上的“香港大营救”。撤出的文化人除柳亚子、邹韬奋在广东附近短暂埋伏外，大多数均到达桂林，

其中有茅盾、田汉、章泯、宋之的、于伶等。范长江也在此时跳出魔掌，抵达桂林。当时桂林文化界准备举行大规模欢迎活动，庆贺范长江脱险，但遭到重庆当局电阻，后来由夏衍等组织戏剧界人士开了个欢迎会。众多文化人云集桂林，国民党当局顾忌颇多，拟定了三条安置办法：不许文化人办报，不许教书，不许议论内政；在重庆专设一招待所加以安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其思想进行考察，然后由社会部录用。国民党政府专门致电广西，要夏衍、范长江必须先来重庆，即使两人不能同来，亦非来一人不可。

为了缓冲留桂林文化人移往四川问题，经商量后决定夏衍先去。此时范长江却另有打算，他一直想到苏北敌后根据地，因为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十分关心抗日文化事业发展，在那里已经集中了大量的文化人，办报、兴学，建立了各种文化协会和文艺团体，形成的敌后抗日盛况，强烈地吸引着范长江。

“青记会”遭到查封后，《江淮日报》为此发表了《抗议重庆当局封闭青记会》的社论。苏北文协会也发表《告国人书》，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抗议，表示：“愿做后方进步人士的后盾，热烈欢迎青记总会从不要文化的地方到急迫需要文化的地方——新苏北来”。一面是摧残，一面是欢迎，已转移到香港的范长江与邹韬奋等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苏北文化界立即响应，苏北文协理事长钱俊瑞代表文化界人士发表讲话，支持他们的主张，并表示声援。

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范长江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秘密从桂林出发经湖南，然后由长江水路抵达上海，最后辗转到苏北盐阜区，由于一路困难重重，这一走竟历时九个月！

范长江来到阜宁停翅港的新四军军部，消息一传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来一睹这位大记者的风采。1942年9月5日，新四军军部举行了欢迎范长江的文艺晚会，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群众兴致勃勃地涌向军部，观看鲁艺工作团欢迎范长江的文艺节目。短短几天，范长江被盐阜军民的鱼水情谊感动，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解放区人民心情的舒畅。

9月20日，新华报社和盐阜报社在苏北某小村举行了“报人座谈会”，欢迎范长江，这是苏北报人的空前大团聚。座谈会上，会议主席王阑西代表苏北文化人向大家介绍了范长江，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范长江的答谢词表达了对苏北根据地的感受和发自内心的感激。他说：“十月革命中，伟大导师列宁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俄国比成人的身体，把文化人比作大脑，每个人的喜怒哀乐、言谈举止都听大脑指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炎黄子孙的大脑！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关头，我们这些文化人，民族的‘大脑’们，你们还能彷徨、消沉吗？还能畏缩、麻木不仁吗？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站起来奋不顾身地呐喊！”

范长江激奋人心的演说，使与会者精神为之一振。会议一致赞成设立“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

9月27日，“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范长江就如何改进根据地报纸，举办流动新闻讲座及出版《新闻记者》杂志发表看法和意见。接着盐阜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宁岔头庄召开，范长江作为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参议员出席这一盛会。

会后的范长江，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奔走于名流士绅之中，用火一样的热情和他们谈理想、抒志愿，同杨芷江、庞友兰、计雨亭等广泛接触，纵论国际国内形势，切磋诗文。因范长江为人谦和、知识广博、见解精辟，深得朋友们的信任和推崇。当时阜宁地方报人何冰生深为折服，欣然作诗赞曰：

 

天界英才大任归，提高民主笔传宣。

蜀西当局谁知己？苏北主人独重贤。

绕道登山险不惮，同情抗日志弥坚。

君家滨海堤犹在，相与聚谈话往年。

海内争呼名记者，传家已任衍贻谋。

发聋振聩言殊切，救弊补偏意不犹。

耳目一新闻见广，俗风四境易移周。

识荆聚会方嫌晚，何幸南针到此留，

范长江也住在文化村。他以新四军敌后火热的斗争生活为素材，饱蘸激情地写了三篇通讯，两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及广播中，第三篇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罪行。其时，国共恢复了谈判，未予发表，毛泽东电告陈毅说：“……范长江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日报》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政策，并代我向他致以慰问。”

文化村是文化人聚居生活、战斗的场所，又是文化人开展各项活动的地方。范长江喜欢弈棋，且棋艺颇精，经常闲时与陈毅对局，彭康、李亚农等亦与之对弈。

在范长江的建议下，陈毅着手筹办新华社华中分社和设立新闻发报电台，并由范长江任新华分社社长。他立即着手建立班子，调来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青年任报务员。同时，他对塔斯社、同盟社等电讯十分关心，又要求翻译精确。1942年冬天特别寒冷，一天深夜，一个电文不停地重复着，值班员不顾严寒，很快译出电文，这是一条令全世界都鼓舞的消息：苏军毙俘德军三万。这消息表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范长江接到翻译员送来的电文，兴奋不已，但又怕消息不准，立即来到译电室，校对消息是否准确，当他从译电员口中得知消息“绝对准确”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立即跨出门，跃上一匹大白马向军部疾驰而去，口中一直在说：“好样的，好样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者！”

为了避免日伪军第二次大扫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942年12月25日，范长江随新四军军部和陈毅一起出发，向淮南黄花塘转移。

大批文化人在盐阜的事迹，可以车载船装，举不胜举。

新诗、墙头诗、歌词、话剧、活报剧、小演唱等文艺形式成为宣传抗日，鼓舞军民，揭露反共、反革命的有力武器。

许幸之的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江明的长诗《六月，苏北的原野》、《我从黄河堤上来》，还有许幸之、刘保罗、张拓、范政、卢芒、白桦、陈允豪、路汀等人的《黄金谷》、《当兵颂》、《麦穗黄》、《没有新四军哪有好日子》、《马家荡》、《人民参军》以及季亭的《送公粮》、江星的《我爱苏北》、岩新的《顽固派》、乐锋的《眼泪往肚里淌》、朱安之的《替党报写稿真热心》等通俗易懂的新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盐阜大地上串场儿女们抗战、锄奸、杀敌，开展大生产、拥军等方面的内容，起了鼓舞人心，增强斗志、增强军民团结的作用。

墙头诗、街头诗广泛受到关注，成为紧密配合反扫荡等战时需要的便捷形式。值得一提的是诗人辛劳，来到盐阜后，一改过去写长诗的作法，创作了贴近抗战生活的新诗，如《人牛太平》、《新十四行》、《谁》等，甚至干脆提上石灰桶，带上笔或扫帚在街头、小巷书写他的新诗作，不幸的是因肺病严重，组织上送他去外地治病时，在曹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在严刑拷打面前，毫不屈服，牺牲在敌人的狱中。

另一位是从延安经上海由党的地下交通站，化装成小商人来苏北的林山，也与墙头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认为墙头诗是诗歌走向大众，形成大众化诗歌的必由之路，于是他也拎着石灰桶，在盐阜乡村的土地庙等写上他的诗篇。

……

一根文化纽带，将四面八方的文人学者与地方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牵系到了一起，形成了广泛的抗战同盟，其功绩永载史册。

 

录自《串场涛声》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