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化界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由于战局的发展，不少文化人相继离开上海，党组织决定由文学家、戏剧家阿英在“孤岛”筹办“风雨书屋”，出版《文献》杂志，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这些活动引起了日伪顽的注意，受到威胁和破坏，不少文化人遭到逮捕，书屋被查封，阿英也被通缉。地下党组织让阿英迅速离开上海，阿英当时有两个去向，一是去广州，二是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经过慎重选择，阿英毅然率妻携子离开上海，奔赴苏北。这段本来只需要10天的路程，他却因敌军的封锁，途中迂回辗转，历经艰险，花了半年时间，于1942年7月，才到达苏北。不久，抵达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阜宁县停翅港。

7月21日晚，陈毅邀请阿英全家吃饭，饭后二人谈扯起来，阿英得知，这次来苏北主要是“陈毅的主意”。二人便倾心长谈，涉及皖南事变、西安事变及政治、军事等方面，竟至达旦。

陈毅对阿英的到来十分高兴，又极其关心，在饮食起居方面总是要求多给予照顾。在经过一番对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特别是陈毅和盐阜士绅、名人亲密关系的了解后，阿英从内心感谢陈毅的亲切关怀和知遇之情，写诗相赠。

将军只手定苏北，勋业争传大江南。

会看白门传羽檄，丰功瑞合勒蒋山。

融合马列成经纶，敌后坚持敌胆寒。

五年功成反“扫荡”，长驱倭寇出雄关。

阿英按照陈毅的指示，着手搜集关于“宋公堤”的资料，他亲自访问宋乃德县长，赴阜东海堤采访，多次询问筑堤当事人，进行实地丈量和观察，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写成2万多字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盐阜民族英雄传》四卷，其中有《陆秀夫传》、《张孝忠传》、《汤鼎传》、《史符传》、《卜通传》、《沈坤传》、《陈仓传》、《陈玉澍传》、《顾正红传》等，在《盐阜报》复刊的文艺版《新地》上发表。借用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和爱国思想，教育和激励根据地军民，鼓舞抗日救国斗志。此外，阿英还写了不少消息、通讯和故事。他在《岳武穆与共产党》一文中，叙述了在阜宁与某硕耆会见谈话的情形。这位硕耆引用了岳武穆的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共产党真能做到这样，怎能不得天下呢？”短短几十个字，反映了硕耆的希冀。阿英在盐阜期间，深入生活，了解民间疾苦，采写了大量反映当时战斗生活的文章，其中一组报告文学——《海边三记》就是当时的力作之一。《扫荡记》记录了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春季大扫荡，新四军随机应变，化整为零，采取“敌进我退”游击战术，敌人处处扑空，新四军陈集歼灭日伪军200多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的事迹。此外还有《春荒记》、《海啸记》。他还十分注意文学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1943年，根据地形势十分紧张，在海甸打埋伏的他，仍坚持写作、整理资料，写成《太平广记采集书目索引》八卷、《古小说考逸》、《武天后事辑》、《女娲记》、《唐传奇叙事》、《听风拾稗录》等。6月间将停刊的《大众知识》改名为《新知识》，陈毅亲自打电报给他，具体指示将《新知识》杂志的办刊方针与风格定为“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阿英为《新知识》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除转载延安的一些重要文章外，主要反映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方面的活动，还翻译苏联卫国战争的文艺作品，党的文艺工作政策占了很大比重。阿英还亲自撰文，如《真假三民主义》、《重庆见闻录》、《墨索里尼》等杂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揭露国际国内法西斯的罪行。如写了《唐朝掘墓盗的故事》、《气节与皇冠》，辛辣讽刺了汉奸的丑恶嘴脸！

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为众多来盐阜工作、战斗的文化人感到高兴，设立专门机构照顾他们，这个机构就是文化村。阿英居住在文化村，和其他文化人享受到各方面的照顾和优待。

原来，阜宁县陈集乡有个久负盛名的卖饭曹村，座落在小桥流水、弯弯小路的绿色农田之中。相传，明初洪武年间，曹氏家族从苏州阊门迁徙到淮安府庙湾场（阜宁城原名）定居，从事农耕。从庙湾场至淮安府有一条官道，弯弯曲曲，来往车马，南北客商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必经曹氏村庄。为此曹氏经营卖饭的小铺便在官道旁应运而生。也许是借着天时，也许是占着地利，小饭铺的卖饭生意异常兴隆，名扬四周，久而久之，人们便以“卖饭曹”而代称曹氏村庄了。陈毅等领导人商定的文化村便在卖饭曹村落地生花。陈毅亲自选定由扬帆任文化村村长。扬帆1937年在上海《译报》任编辑，参加了文化界的救国会，从事左翼戏剧运动，写过许多诗文和戏剧评论文章。1938年调皖南新四军军部任项英秘书，后调军法处任科长。皖南事变后，他凭着机智勇敢历经艰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当时文化村村长任务有三个：一是负责华中局、军部和文化人之间的联系；二是支持文化人的工作；三是办好俱乐部、食堂，照料好文化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和安全。在当时物质匮乏和战时紧张的情况下，要尽量给文化人以照顾和优待。发衣服、日用品，都按军队团级干部的标准对待，每月还发20元、30元特别津贴。陈毅等首长的厚爱使文化人很感动，陈毅有时还用自己爱喝的山芋干粥招待他们，饭间浸润着亲密和快乐，饭后畅叙，大家心情怡然。

阿英来后便向陈毅建议，一是建立一个领导文艺的机构，二是创办一两个刊物。这个文艺机构，便是此后建立的文化村和湖海艺文社，阿英、黄源及地方名士庞友兰、杨芷江等从发起到成立，参加了这项工作。而具体工作又由阿英负责，并随时向陈毅请示，协调各方面工作。遵照陈毅的指示，为了加强新四军文化工作，拟定组织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推荐钱俊瑞、扬帆、黄源、胡考、贺绿汀、范长江、阿英等人为委员，扬帆、黄源、阿英为常委。

自从阿英来到军部以后，陈毅经常与他书信往来，谈论古今小说传奇，交流体会感受，陈毅还希望阿英与连队保持密切联系，希望他专门从事写作，盼他以新作为当前斗争服务。阿英除上述写作任务之外，出于对“横槊将军”陈毅人品和诗品“格调甚高”的崇敬，注意收集陈毅的诗稿，“倚马走笔”的诗篇，汇成最早的陈毅诗集。写下了80多万字的《敌后日记》，如实地记录了盐阜区的战斗生活。

阿英携来全家，长女钱璎、长子钱毅、幼女钱小惠、长女婿凡一。幼女钱小惠，刚13岁。长子钱毅，一到盐阜就穿上了军装，参加了新四军。长女婿凡一，1940年冬，从如东前往盐城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他出色地参与创办《盐阜大众报》，担任由九个文工团合并组成的苏北文工团团长。钱毅到鲁艺工作团时，也才是一名年仅17岁的服务团员。穿着灰色军装，英俊灵气。1938年，钱毅年仅13岁，就在学校里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组织了“子夜剧社”，课余从事戏剧活动，在上海文化界纪念高尔基大会上，他主演了《高尔基童年》，后来又演了《古庙神钟》，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剧艺社、新潮剧社，在《夜上海》、《一年间》、《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剧中扮演角色。从中学时代起钱毅在父亲阿英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古典名著，尤其对南明嘉定籍诗人夏完淳热爱诗词、英勇殉国的事迹钦佩至极。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新四军一旅服务团戏剧组的工作，后随父亲来到了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三师鲁工团工作。阿英负责重编《新知识》杂志，着重以宣传反法西斯思想与宣传民主为政治方向。18岁的钱毅担任了该杂志助理编辑，每当杂志发稿时，总由钱毅带上全部稿件去几十里外的阜东海边施头庄盐阜报印刷厂排印，从校定到最后的校对，帮助处理印刷中出现的问题。有时钱毅也为杂志写稿，如《阜东的海洋神话与传说》等。1944年7月，钱毅调任《盐阜大众报》编辑，担任副主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了《怎样写》、《庄稼话》、《大众歌》、《海洋神话与传说》等栏目，并着力培养了一大批工农通讯员。盐阜有名的农民通讯员陈登科，就是在他的培养下，调任《盐阜大众》记者，并逐步成为著名的农民作家。

陈登科家里很穷，没有读过书，16岁参加革命，是靠别人用树枝在地上教他识的几个字。1944年，陈登科随地方游击队在淮安县活动，正巧碰上鬼子到地方上抓壮丁，和游击队打了一场遭遇战，结果敌人死伤六七个人，游击队却毫发无损。陈登科要将这个战绩写成稿子在报上登出来，但苦于自己不识什么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了64个字的稿子。稿子送到钱毅手中，他仔细阅读了五遍，感觉稿子内容很好，但错别字太多：有13个错字，21个别字，还有4个不会写的，就在稿件上画了四个“□”代替。钱毅深知工农干部写一篇稿件实在不容易，他不仅没有嫌弃，反而认真修改，还起个“鬼子抓壮丁”的标题，在《盐阜大众》报上刊登了出来。随后又写了封信给陈登科，表扬他写稿的积极性，同时把一个个错别字指出来。这给陈登科以极大的鼓励，从此写稿积极性大增，并不断努力，不仅写一般的新闻通讯，更上升到文学创作，如当时最有名的活报剧《活人塘》、通俗小说《淮河边上》，后又写出了《淮河边上的儿女》、《赤龙与丹凤》等长篇著作。阿英、钱毅父子为《新知识》和《盐阜大众》报所作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愤恨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盐阜大众》报暂时停刊。钱毅作为最年轻的新华社暨《盐阜日报》特派记者，2月在赴淮安石塘区采访中深入敌占区，在3月1日突围中不幸被捕。敌人迫其“自新”，钱毅义正词严地回答：“宁可枪毙，决不自新！”翌日，敌人将其杀害在石塘镇附近的涧河畔，年仅22岁。3月24日，延安陕北广播电台向各解放区广播了钱毅英勇牺牲的消息。钱毅写下短剧、墙头诗、歌词等100多万字的作品和40多万字的珍贵日记。

钱毅牺牲后，陈毅沉痛地对阿英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搜集他的遗文，编个集子纪念他。”可阿英一直忙于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阿英花了几年时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整理钱毅的遗稿。1977年6月17日，阿英因患癌症不幸逝世。钱毅的姐弟继承其父的遗志，完成了此项工作。198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部用血写的生命之花——《钱毅的书》！

钱毅牺牲后，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邓子恢说：“像钱毅这样的大众人才，华中只有几个！”

1947年4月5日，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部长的李一氓，在去旅大任职途经烟台时，赋《悼钱毅并赠阿英》诗一首，诗曰：

久迟春信到清明，沂水沂山踯躅行。

野冢石塘初哭子，党碑无佑旧镌名。

伫看泰岱阵云起，自有文章意气横。

挥手桃花潭上别，淮南柳色草青青。

同年5月，柳亚子先生为钱毅的题词：

是人民的文学，是民族的精英，从墨写的言词中辉映着血写的生命火花。

1949年10月，黄克诚的题词：

钱毅同志死难纪念，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如今，钱毅离开我们已经68年，已无从追寻那68年前涧河的模样，但透过那68年的历史硝烟，人们却无法磨灭那曾经撕裂的伤痛：1947年2月25日，钱毅参加石塘、平桥区干部扩大会议，这时报社通知他回去，同去的联防队员也劝他回去，但因为砖桥、黄安两个乡的典型材料还没有搜集完成，他便坚持在石塘区采访。28日夜，钱毅随联防队员回到芦受乡蒋舍宿营。不料，因还乡团告密，国民党出动了一个连，由东向西封锁包围了蒋舍，钱毅在突围中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不过，可以告慰钱毅的是：盐阜人民、盐阜大众报社没有忘记您，2013年4月28日，盐阜大众报业集团在报社成立70周年之际，为您塑了一座像，以作永远的纪念。

录自《串场涛声》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