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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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盐城东部的黄海岸边远眺，浑浊的海水扑岸而来，发出了“沙、沙、沙”的呼啸声。大浪淘沙，奔腾而来，潮起潮落，月圆月缺，洪波涌起，日星隐曜。数千年岁月的流逝，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也淘出了盐城市东部沿海的大片陆地，不由人浮想联翩：盘古开辟了天地，大海馈赠了息壤，“沙、沙、沙”的海潮声正是大海母亲的深情呼唤、亲密告白。翻开历史的画卷，往事历历在目。

盐城市北枕淮河，南邻长江，临海襟湖，水网交织，沙冈环列，溪田万顷，挟吴越雄风，奏汉唐古韵，人文厚重，英雄辈出，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除县级东台市外，其地域大致与古盐城县相同，另辖今兴化、宝应、淮安等诸多乡镇。说她古老，因为她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成陆，并有先民居住。阜宁板湖的良渚文化遗址，施庄的青莲岗文化遗址足以证明这一历史；说她年轻，盐城市沿海的海岸线在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才基本形成，直到唐代，澙湖内侧的陆地才基本形成，范公堤以东的滨海、射阳、大丰一带的广大濒海地区，直到近现代才逐步淤长成陆，并在民国初年废灶兴垦。

这一切都离不开沙。盐城为什么能成陆？根本的地质原因就是江苏东部的黄海大陆架。在这个大陆架的缓坡上，长江淮河夹带的大量沉沙在出海口附近堆积，形成沙嘴。沙嘴不断扩大后露出海面向远方延伸。另外部分泥沙流入大海后经海流的再次搬运后，又沉淀堆积，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岸外沙堤。南北江河的沙嘴与岸外沙堤逐步相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浅海湖—澙湖。由于黄淮下泄泥沙的不断淤积，湖中生物残体的堆积，澙湖变为淡水湖，又成为沼泽地，最后逐渐淤浅成陆。这些当年成陆的标志——沙冈，至今仍在。万历《盐城县志》记载了盐城有名的三冈。“沙冈。境内无山，惟沙冈一带，南入大冈，由冈门镇东北接庙湾（今阜宁县城）递起递伏，迨百三四十里。”“东冈（即范公堤，老204国道），由县沿北门接庙湾。”“西冈，由董家桥直北从杨发神庙至绞口冈通朦胧北与庙湾相连。”这三条以射阳湖庙湾出海口为圆心的三条幅射状沙冈正是远古浅海沙嘴、岸外沙堤的遗存。因此盐城多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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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一线，下面是沙冈。大冈、龙冈、上冈产沙，沙层深达十几米、二十几米。阜宁的北沙、羊寨也产沙，响水、滨海的黄河故道更是积沙如山。滨海、射阳、大丰、东台的堤东地区直至沿海滩涂，全是密密层层的细沙，盐城市就是一座由金沙银沙构成的城市。盐城多沙。这个沙不是沙土的“沙”，而是一个地理学名词，沙洲、沙礁之义。如同上海的川沙，祖国南海的东沙、西沙、南沙。《方舆纪要》与《元和郡县补志》上都说唐时“盐城有洲百六十里，在海中洲上有盐亭百二十三所。”这些海中沙洲就是三冈内外的海岸带和沙礁，现今业已成陆。据光绪21年《江苏全省舆图》载，自射阳河口往南至斗龙港口，图上标注的“沙”就有十几个。斗龙港以北亦标有十几个“沙”。同是光绪年间的《江苏沿海图说》载，新洋港“水道极曲多浅沙”，“两岸尽属淤滩”，“口外有拦门沙、大沙及五条沙”，如今这些淤沙、拦门沙早已淤浅成陆。目前黄河虽已改道，但泥沙由于海流的挟带，这个淤浅成陆的过程仍在不断进行。大丰的沿海滩涂每年仍以60米以上的速度向外淤长，每年新增土地约4～5万亩。新版的江苏省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盐城东部海边的长条状的海边沙滩正在向外海扩展。沙是上天赐给盐城人的息壤，盐城成于沙。

旧志记载，盐城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设县，初名盐渎。本西汉初射阳侯国之封地，后改设射阳县，又由古射阳县而分设、管辖射阳湖以东的临湖沼泽地，海边三冈高地和沿海沙洲、滩涂等广大地区。最初“有县无治”。后来有了县治后，筑城也很迟。“盐之筑城，其岁月无考。”（清.乾隆《淮安府志》）明万历《盐城县志》中说：“肇自宋绍兴、乾道间，三次修筑……嘉定八年知县尤焴修。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县尹秦曹经重修，然尚土城也。”这是盐城建城的最早记载。说明直到南宋初年，盐城县才开始修筑土城，而且是在高宗南渡、金兵犯境时期，为了守住江淮之间这一北方屏障，不得已才筑土城，以抗金兵。到了元朝至正十五年，才又重修。从史实看，筑城是为了军事防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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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为了防止倭寇侵犯，又由备倭指挥杨清和守御千户冯善重新修筑了砖城。这个砖城，其形如瓢，又称瓢城。城形如瓢，恐是地形所限。其次，取形为瓢，盖因盐城四面环水，取瓢浮于水上，永不沉没之意，表现了筑城人一种虔诚的祝愿和美好的祈盼。城外有壕河（护城河），城内有市河和两处水关。设东西北三处城门，分别叫朝阳门、安泰门、拱斗门。城高2丈2尺（约7.2米，明制，一尺等于32.7厘米），周围七里一百三十四步（约4339米），东西径二里二百一十七步（约1532米），南北径二里一百八十步（约1472米）.这个大瓢的根蒂或把手在今登瀛桥河东鱼市口一带。瓢的身子即是从鱼市口沿环城西路向东北直至老城北合作商店处，再沿环城北路（老体育场北面）向东，再沿迎宾路向南（北盐中东大门外）至老汽车站，沿南城河路向西，再至新西门、太平桥河北，再回到鱼市口的一个大圆弧。

根据1935年绘制的地图看，旧城墙轮廓更像一口古式的大钟，钟的顶部在今老体育场北环城北路上，钟的口沿在南城河路直至登瀛桥一线的南门大河边。这座大钟形的砖城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日军再次入侵，为了方便人员疏散，城墙被拆除，城墙砖亦为四境乡民搬运一空。盐城的城池虽然修得很迟，但早期对城址的选择却是颇费脑筋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盐城知县陈继美就曾对盐城的城址发出过疑问：“乃奠如瓢一城，孤峙海上，心窃疑之。”他的疑问有两点,一是从行政隶属上看，自唐朝武德年间上溯，盐城大致属广陵（今扬州），宋朝高宗年间改属楚州。因其属扬州，建城当在今县城的西南方向，即楼王、沙沟一带；因其属楚州，建城当在今县城的西北方向的建湖一带，为什么却将城建在了“极于东偏”的大海边上？二是从人们常规的地理知识考虑，“近海必下湿，远海为高阳。”一千多年来，城郭、官署、宗庙、仓库都设在盐城，它凭什么来抵挡东溃的黄淮之水和西向的海潮呢？这两个疑问，后来他自己回答了。陈知县上任不久，盐城遭遇大洪水，清水潭决口，盐城县境一片汪洋，而县城却未沉没。他乘船查看灾情时，终于得知盐城的地势、水势与别处不同。“去城而东，近海则地形渐高，去城而西，远海则地形转下。”现代测量表明，盐城市的基本地形是范公堤一线地势较高，盐城西乡今建湖走马沟一带地势也高，而市境中部建湖一带则是一个锅底洼，是有名的苏北“三大洼”之一，所以古人将城址定在范公堤一线的沙冈最高处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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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海拔高于西部锅底，而且“自东遥望海洋，更有五条大沙以限隔内外。”这些地理条件决定了盐城城池必须建于沙冈高地。陈知县还有一点未弄明白的是县城建于海边，如何抵御海潮侵袭？这与“常丰堰”和“范公堤”有关。盐城孤悬海上，经常遭遇海潮袭击。光绪《盐城县志》说：“未筑堰时，其地为海水漫溢所及，必不可建城。”看来唐朝以前是无法筑城的，即使筑好了，又被冲垮了。直至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修筑“常丰堰”，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200多年后，虽经历代加修，常丰堰仍被冲毁。范仲淹又在此基础上重筑“捍海堰”，海潮肆虐的现象才根本好转。以后海势东迁，陆地淤长，所以到南宋初年，筑城才有可能。《旧唐书.地理志》云：“盐城久无城邑。”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期的盐城城址选择确实颇费周章，大致经历了“有县无治”到“有县有治”，再到“有治有城”三个阶段。盐渎初建县时“有县无治”，和母县射阳县合署办公，分湖而治（或者由射阳县长官代管），并没有派县令县丞直接治理。这个状况从西汉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设县到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首任盐渎县丞孙坚莅任为止。“有县有治”，数历兴废。从公元172年到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为止。其间朝代多次更迭，战乱频仍，屡经兴废。并在晋安帝义熙年间，改盐渎县为盐城县，是为盐城得名之始。“有城有治”，从南宋初1162年直到中华民国，版图和行政隶属才基本稳定。并从南宋初年抗击金兵的土城，改建为永乐年间抗倭的砖城，历明清两朝，至民国年间被拆除。盐渎早期的设县史是模糊缺失的。秦设射阳县，盐渎地区属射阳县。汉初刘邦大封功臣时封给了项伯（缠），建立了射阳侯国。仅仅九年后，“缠甍国除。”“其子睢有罪，不得代。”侯国领土被收归朝廷，以后再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设县，属临淮郡。其间七十多年的历史是模糊的。元狩四年仅仅是一个推断。事出《汉书.地理志》：“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出于北伐匈奴的需要，朝廷财政匮乏，铁质兵器短缺，元狩四年在全国设置了32处盐铁官署，盐渎是其中之一。西汉沿海29县，仅盐渎和堂邑设了盐铁官。盐铁官署遗址今已发掘出土，在今黄海路沙井头一带。后世史家及志书作者据此推断，盐渎至迟在元狩四年设县。

光绪《盐城县志》和《民国续修志》则认为早期的县治不在如今的三冈沙地，而是在今盐城市区西北90里之遥的一个地方，而收成又在西北90里之外，这也是民间说收成原名“首城”的由来。该地至今仍有“城河”、“城南”、“城北”、“建城”等地名。六十年代兴修水利时几次发现夯土层和版筑的墙基等城堡遗址和刀矛箭镞等兵器。此说亦有一定道理。既然分湖而治，从地理位置上看，收成庄正处在射阳湖东岸的走马沟一线的西高地上。从交通角度考虑，濒临射水，向西南可至广陵，向西北可至末口入淮，交通便利。从民生角度看，滩可樵，湖可渔，有民生之利。到底结果如何，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万历《盐城县志》的记述：“先世欲建城射阳，以射阳土不及海边厚，且海可渔，滩可樵，为民生之利，于是乃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