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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建湖走出来的共产党人

发布日期:2021/9/24 10:47:42  阅读:79  【字体:
 

彭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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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唐仲衡、吴广文等人在上海读大学的盐都人仇一民的影响下,回乡成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草堰口党小组,他们是建湖最早的共产党员。早期的党员是没有活动经费的,都是自己掏钱搞活动。因为草堰口党小组的影响,草堰口走出了唐君鄂、唐君照、唐小石、唐秉琳、唐秉煜等党史研究者俗称的“唐氏五兄弟”,红色教育家赵敬之,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江苏大禹”之称的陈克天等。唐仲衡、吴广文、唐秉琳等后来参加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的江阴要塞起义策反工作,其中的唐坚华与妻子仇英为保守党的秘密狱中产子的故事,赵敬之鼓励学生以苦作乐的诗“大地当饭桌,粯糁果腹乐。神龛作铺枕,佛爷共睡觉。廊檐屋山头,上课带歇脚。风雨同路行,星月伴我学”,至今仍有媒体报道着。

建湖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唐仲衡,上海法政大学; 吴广文,黄埔八期 唐君鄂, 上海法政大学; 唐君照,复旦大学; 唐小石,中央大学; 唐秉琳,黄埔十期; 唐秉煜,黄埔十六期; 赵敬之,上海劳动大学; 等等,他们就像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青年人,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与信仰参加共产党的,他们是要推翻自己生活的阶层,为更多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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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湖就有为信仰牺牲的共产党员。2009年4月3日《武汉晚报》的一篇文章《生死大时代》这样写到:今天我们要怀念的,是几位不那么“著名”的烈士,他们的名字没有收入课本,但历史上会有他们的剪影……他们是:林可彝、周达山、吴宗鲁……其中的吴宗鲁是草堰口吴家桥人,19281月14日,武汉当局判为共党要犯,杀害于汉口济生路阅马场,年仅24岁。当局同意只要他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可免一死,他觉得信念比生命更重要。芦沟大崔庄人崔鉴,1930年的共产党员,出身地主家庭,发动佃户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斗争,请求父亲宽待佃户,1934年牺牲,年仅23岁,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生有抱负,马列为我纲……风云任变幻,难更我主张。

《黄克诚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盐城虽然出了些有名的共产党员,如胡乔木、乔冠华、王翰,但他们都在外地,本地没有什么影响。黄克诚提到的乔冠华、王翰皆是建湖人。 乔冠华1939年的共产党员,他的外交风采已经成为建湖的一张城市名片,建湖人人知晓他。王翰是钟庄陈村人,原名陈延庆,复旦大学毕业,1932年的共产党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盐城青年中很有影响力,1954年任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在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被打成右派,是全国著名大右派之一,下放到三门峡铁工厂当了16年工人,仍然坚持讲真话,他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实践着对党的忠诚,赢得了历史的敬重,1998年,《王翰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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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君照奉中共江苏省委群运委员会书记王翰的指示,从上海回到上冈,召集唐小石、陈宗泽、陈宗良等青年,组建盐城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 唐小石任团长。青年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用文艺演出、街头演讲、贴小字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他们在上冈、盐城公演盛行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抗日剧目,轰动一时。同年10月,沿河镇树家桥的树海,上海暨南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暨南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回乡组建了有名的树海大队,乡民们还记得树海威风神气的样子,背着一个盒子枪,神武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很多土匪怕他。树家是地主家庭,他主张把自家的田分给农民。树海和大夏大学毕业,在群英中学任教的孙达伍等一起办读书会、识字班,吸收进步青年,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已经没有了我们印象中大学生的样子,有胆有谋,最危险时,他们白天藏在老百姓家中或芦苇荡里,晚上出来行动,挖公路、炸桥梁、割电线、与土匪谈判,没有害怕的事情,真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1939年5月,季龙、王大林、苏林森、王力章、孙清、朱耀南、王力均七人,化装成到荡西考学校的学生,凭着一腔热血,从楼夏庄坐船至沙沟,路经界首到高邮,寻找党组织。其中的王大林曾提出,为了革命可以三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苏林森还有一个“三找共产党”的感人故事,1945年不幸成了烈士,年仅28岁,季龙凭着努力后来做到了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上冈青年徐亚云也是这样洒脱的年轻人,他是这样回忆自己参加抗日的:1939年春,陈克天由苏中路经沙沟镇,跟树海谈起了高邮湖西三路二团的抗日情况,并说那里有党的组织。我和树海同在沙沟教书,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抗日与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我们辞退了教职,相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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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同年9月,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唐君照任县长,唐采庭任民政科长,其余的多为外乡青年。

建湖的共产党员中,还有为了信仰放弃学业的。1941年10月,乔舍村的乔新民,父亲是开明乡绅,哥哥乔树民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流行病学专家,他放弃了贵州浙大的学业,一路步行辗转到湛江,最后到达离家一百多里地的阜宁,参加了新四军,过着清苦危险的游击生活。民国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1941年4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于共产嫌疑之不别而离校者有曹煜亮、虎罴、乔新民等三人,较之中央与西南联大则少多矣。

建湖的共产党员中,还有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1945年11月2日,就在盐城日伪投降前,年仅28岁的申德辉被活埋。他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他的遗书,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书生革命者,瞿秋白。同样在1945年,一位叫余江的烈士被捕后,民主政府想拿700万元伪币赎他,他舍不得乡亲们的负担太重,说,革命总会有牺牲,请组织上不要筹款,不要搞得人财两空。在3月22日深夜,他选择自缢结束了生命。一个血性的汉子选择自杀,求死的大勇令人心疼。

不同时代的共产党员,用不同的方式完成着对党的承诺,他们以对国家的热爱和信仰的执着,深深感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提醒着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认真工作,建设好美丽的家园,回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义。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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