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淑玲

1

1926年春，唐仲衡、吴广文等人在上海读大学的盐都人仇一民的影响下，回乡成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草堰口党小组，他们是建湖最早的共产党员。早期的党员是没有活动经费的，都是自己掏钱搞活动。因为草堰口党小组的影响，草堰口走出了唐君鄂、唐君照、唐小石、唐秉琳、唐秉煜等党史研究者俗称的“唐氏五兄弟”，红色教育家赵敬之，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江苏大禹”之称的陈克天等。唐仲衡、吴广文、唐秉琳等后来参加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的江阴要塞起义策反工作，其中的唐坚华与妻子仇英为保守党的秘密狱中产子的故事，赵敬之鼓励学生以苦作乐的诗“大地当饭桌，粯糁果腹乐。神龛作铺枕，佛爷共睡觉。廊檐屋山头，上课带歇脚。风雨同路行，星月伴我学”，至今仍有媒体报道着。

建湖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唐仲衡，上海法政大学； 吴广文，黄埔八期； 唐君鄂， 上海法政大学； 唐君照，复旦大学； 唐小石，中央大学； 唐秉琳，黄埔十期； 唐秉煜，黄埔十六期； 赵敬之，上海劳动大学； 等等，他们就像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青年人，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与信仰参加共产党的，他们是要推翻自己生活的阶层，为更多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的。

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湖就有为信仰牺牲的共产党员。2009年4月3日《武汉晚报》的一篇文章《生死大时代》这样写到：今天我们要怀念的，是几位不那么“著名”的烈士，他们的名字没有收入课本，但历史上会有他们的剪影……他们是：林可彝、周达山、吴宗鲁……。其中的吴宗鲁是草堰口吴家桥人，1928年1月14日，被武汉当局判为共党要犯，杀害于汉口济生路阅马场，年仅24岁。当局同意只要他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可免一死，他觉得信念比生命更重要。芦沟大崔庄人崔鉴，1930年的共产党员，出身地主家庭，发动佃户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斗争，请求父亲宽待佃户，1934年牺牲，年仅23岁，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生有抱负，马列为我纲……风云任变幻，难更我主张。

《黄克诚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盐城虽然出了些有名的共产党员，如胡乔木、乔冠华、王翰，但他们都在外地，本地没有什么影响。黄克诚提到的乔冠华、王翰皆是建湖人。 乔冠华是1939年的共产党员，他的外交风采已经成为建湖的一张城市名片，建湖人人知晓他。王翰是钟庄陈村人，原名陈延庆，复旦大学毕业，1932年的共产党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盐城青年中很有影响力，1954年任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在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被打成右派，是全国著名大右派之一，下放到三门峡铁工厂当了16年工人，仍然坚持讲真话，他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实践着对党的忠诚，赢得了历史的敬重，1998年，《王翰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3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君照奉中共江苏省委群运委员会书记王翰的指示，从上海回到上冈，召集唐小石、陈宗泽、陈宗良等青年，组建盐城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 唐小石任团长。青年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用文艺演出、街头演讲、贴小字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他们在上冈、盐城公演盛行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抗日剧目，轰动一时。同年10月，沿河镇树家桥的树海，上海暨南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暨南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回乡组建了有名的树海大队，乡民们还记得树海威风神气的样子，背着一个盒子枪，神武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很多土匪怕他。树家是地主家庭，他主张把自家的田分给农民。树海和大夏大学毕业，在群英中学任教的孙达伍等一起办读书会、识字班，吸收进步青年，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已经没有了我们印象中大学生的样子，有胆有谋，最危险时，他们白天藏在老百姓家中或芦苇荡里，晚上出来行动，挖公路、炸桥梁、割电线、与土匪谈判，没有害怕的事情，真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1939年5月，季龙、王大林、苏林森、王力章、孙清、朱耀南、王力均七人，化装成到荡西考学校的学生，凭着一腔热血，从楼夏庄坐船至沙沟，路经界首到高邮，寻找党组织。其中的王大林曾提出，为了革命可以三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苏林森还有一个“三找共产党”的感人故事，1945年不幸成了烈士，年仅28岁，季龙凭着努力后来做到了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上冈青年徐亚云也是这样洒脱的年轻人，他是这样回忆自己参加抗日的：1939年春，陈克天由苏中路经沙沟镇，跟树海谈起了高邮湖西三路二团的抗日情况，并说那里有党的组织。我和树海同在沙沟教书，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抗日与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我们辞退了教职，相约而去。

4

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同年9月，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唐君照任县长，唐采庭任民政科长，其余的多为外乡青年。

建湖的共产党员中，还有为了信仰放弃学业的。1941年10月，乔舍村的乔新民，父亲是开明乡绅，哥哥乔树民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流行病学专家，他放弃了贵州浙大的学业，一路步行辗转到湛江，最后到达离家一百多里地的阜宁，参加了新四军，过着清苦危险的游击生活。民国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1941年4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于共产嫌疑之不别而离校者有曹煜亮、虎罴、乔新民等三人，较之中央与西南联大则少多矣。

建湖的共产党员中，还有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1945年11月2日，就在盐城日伪投降前，年仅28岁的申德辉被活埋。他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他的遗书，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书生革命者，瞿秋白。同样在1945年，一位叫余江的烈士被捕后，民主政府想拿700万元伪币赎他，他舍不得乡亲们的负担太重，说，革命总会有牺牲，请组织上不要筹款，不要搞得人财两空。在3月22日深夜，他选择自缢结束了生命。一个血性的汉子选择自杀，求死的大勇令人心疼。

不同时代的共产党员，用不同的方式完成着对党的承诺，他们以对国家的热爱和信仰的执着，深深感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提醒着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认真工作，建设好美丽的家园，回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