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光真

 说起上江南，现在好些人或许不大明白。上江南，曾经是一个专门的词语，用来专指江北人去江南谋生的移民潮。这应该是随上海开埠兴起的。这块说的江南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锡常以及浙江的湖州、嘉兴，当时江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大规模地迁移到江南，这里面有的是常年迁移，相当于移居江南，更多的是季节迁移，每到一定季节去江南打工，过一段时间又重返家乡种田。

常年迁移的多是到江南大中城市的码头、工厂打工，一般来说青壮年当码头工人，从事装卸一类的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是拉黄包车。扬州一带的穷人好多是到江南澡堂子里帮工，我们盐城一带的好多是去拉黄包车，或当码头工人。当时在上海有个顾四鼻子，是大亨，好多家乡人到上海就去投奔他。小姑娘多是到纱厂当工人，我的姨娘婆家是恒济周家，全家去了上海，我家姨娘就是纱厂女工。季节迁移则以各种零工散工为主。而江北包括了今天的南通、扬州、泰州、盐城、淮安这样的区域，但因为盐城、淮安这带当时更加贫穷，所以上江南的人更多，可以说当时家家都有亲戚在江南。当时上海大自鸣钟一带全是江北人。

上江南这个潮流，我印象中我们这一带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当时有“吃了玩，吃了玩，吃光用光上江南”之类的说法，也有“泥门塞洞上江南”之类的说法。上江南，后来也叫下江南，应该是共产党在江北建立政权以后，北为大为上，所以上江南也渐渐叫下江南。

上江南，是说江北人去江南，但这个过程又常常与返乡潮相伴。大的返乡潮，我晓得的就有三次。一次是日寇进攻上海，一次是日寇侵占江南，再一次便是建国初期。建国后随着户口制度建立，特别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后，人口大规模迁移便堵死了。上江南也就成了历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有了变化。

当年的上江南，与改革开放后江北人去苏南上海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根本不同之处。上江南是谋生路，如今的去苏南上海是谋发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八岁九岁时两次随父亲上江南，9岁以后江南太乱了，我们全家就没有再上江南了。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13岁那年就去世了，我父亲28岁那年我奶奶去世，当时父亲还未结婚，按风俗在七数里头与我母亲结了婚，那年我母亲18岁。我父亲当时很穷，没田没地，没法养家糊口，所以也很早加入上江南的大潮。最初父亲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的。我父亲把田弄弄，把粮食一收朝家里一屯，九担三斛，一心想着上江南去苦苦，春天来家买头小口牛（牛犊），这样再苦苦能买上几亩地，小日子就能慢慢好起来。正月里结婚，寒天我母亲生了我大姐（后来夭折了），我母亲还在月子里，庄上本家带个信给父亲，说我家里被偷得精光。我母亲哭得不得过生，抱怨我父亲：“来江南做什么？坐家里也吃不掉，一寒还做做散工，叨点钱，这下好，家里全被人家偷得了。”这一哭，把眼睛致下病来，害了我母亲一辈子，绝呢，眼睛捎子有半边豌豆那么大的红的，红肉鲜鲜的，不是发老色，把药放在上面才变色，这就不谈了。更要命的是，第二年春上回家，没得粮食活命，万般无奈去拿了两担高利贷的粮食。哪晓得这下子掉下债坑了。这是个俗称驴打滚的高利贷，两担粮食到年底还四担都没有还清。原来约秋天还，还不了再加两斛，也就是半担，过冬还。过冬还不了，约过年还，再加两斛，原先加的两斛还要算利再加一斛。过年还不了，再加再约。后来债主说本不要了，每年还利四担。这种高利贷，再也不能拿，我父亲那样一等的壮劳力都还不清。可以说，不是共产党来废弃了高利贷，我们一家子单单这两担高利贷就害得永世没得翻身。

我出世后，父母还是带着我们每年上江南。半年江南，半年江北。每年农历八月底麦子一种，就泥门塞洞上江南。所谓泥门塞洞，就是门用土坯垒好，再用泥抹好，和庄上人家打个招呼出发。到了第二年农历三月份下秧季节，大约是清明前从江南回来，先上坟告诉死去的娘老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回来了。再带着江南烧饼各家各户打个招呼，说是回来了，谢谢大家关照。

 我8岁那年随父亲上江南，家里养的猪杀了百十斤肉，腌着带走，养的鸭生的蛋都带着，我们本以来带到江南吃的，其实并不是。上江南，有好多人是跟人家船去。我家父亲会弄鱼，家里有个两吨小船，所以就是这个船上江南。过江时非常危险，后来给钱跟人家的吊江船，颠了不得了。这次上江南，我家换了条大船，但是很破，过江还是要跟吊江船。记得这年第一站是苏州，就落脚在小河滨。

苏州这个小河滨很出名，很多江北人一到苏州就先落脚在这里。当地有句俗话：“苏州小河滨，天天一碗小回汤。”当地的饭店把桌上菜脚子拾起来，再放点水一烧，两个铜板一大盘。我家买过一大盘，吃着味道虽好，感觉很差，毕竟是人家的碗根脚，所以就买过一次，以后再没有买过。

小河滨，有好多家乡人在那块谋生活。有本家唐汉山（光字班），他父亲早先上的江南，他母亲是我表姑子，住在小河滨那块，开的是八鲜行。他父亲去世后，母亲没办法又改嫁，老姑爹爹姓黄。我父亲去，带10斤咸肉、10斤螃蟹、100只鸭蛋把他家，没看见他家把东西给我们，只听见说：“你们就登这里吃中饭，一家子不要走。”但也只是个客气话，并不真留。去了几次，每次去都这样说，反正我们没在那吃过饭。当时我和姐姐年纪小，不理解，后来父亲对我们解释，到了苏州这个地头上，不找个脚力（也就是靠山）不行，有什么事情他家开行的出来打打招呼，路宽些。我们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总觉得那么多猪肉和鸭蛋怪可惜的。

我家二姑三姑家也有人去江南。二姑家姓石，家里有表姐表哥。表姐把大姑家了，表哥叫石有山，我们都叫他小哥哥，那个时间我们才6、7岁。他很早就去了江南。后来曾到我家来过，一只怀表往口袋里一装，带子往对面一夹，我母亲烧蛋撇子茶，还留他吃中饭。走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吃过中饭就走了，下伙来家再看你们哟，我在苏州结婚了，弄的不丑哩。”就这么样，一去就没回来。我家三姑家姓谢，三姑生了6个，一个没成，又抱了6个，只成了一个大表姐，叫大宝。大宝17岁时也上苏州了，长的漂亮呢，方团脸，雪白，一头的乌发。那年回乡也来我家了，还给我和姐姐一人带了一副煮金的铜耳环。我母亲也烧的蛋茶，我们不陪，那个时候没得吃陪不起，就把她一个人吃，后来吃过中饭就走了。因为她就要结婚了，我母亲还给了她钱，走的时候也说结过婚了再回来，也是一去也没再来。后来兵慌马乱的，这些人家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当时上苏州的人很多，能干的开行，开店。大多数穷人只能拉黄包车，挑石头。

 苏州西边有个高景山，高景山那块吓死人呢，人山人海，一天到晚只听见放开山炮，人工打眼，铁棒子“嘿哟嘿哟嘿哟”，就这样打眼，再放炸药炸，一炮开下来“哗啦啦”的吓人呢，点炮之前要喊多少遍子“小心”“注意”呢，没听说伤过人。在那里我们江北的多，有盐城的、阜宁的、涟水的、淮安的，多呢，全是江北人，没得其他本事，只有卖苦力，主要是挑石头。女的也有挑石头的，多数是在家忙家务带敲石头。

我家父亲个子大力气也大，苏南人总赞叹他都（大）块头有力气。在苏州高景山我家挑石头塘口的小老板姓姜，姜堰人，说是老板，生活一样不少，老板娘也挑石头。父亲通过别人介绍投在姜老板塘口，记得去见姜老板时带了10斤咸肉、五六十只鸭蛋。姜老板家在石景山脚下，是个四合院，我家亲哪戚的来了就向他家借宿。那年庄上嵇九和唐光富四哥家两口子一起上江南，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是向姜老板给嵇九借宿，请姜老板找个事情给嵇九做，后来就先给姜老板家看门，混口饭吃。后来我父亲看嵇九小青年身子板嫩，不能挑石头，又把他劝回去了。光富四哥到了不久，在小街上遇到个熟人，在小馆子吃了个食物中毒，差点把命丢了苏州。前后17天，最后两口子和嵇九也一起回家了。他们来去都是坐的唐如仁家的船，唐如仁是运条石的，经常带人从江北到江南，从江南到江北，一个人一个银元。70年后，2003年的时候，我还到高景山去找过姜家这户人家，还真遇到他家孙子，说到老人往事，还真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前面说了，我家父亲力气大，而且人实诚，决不躲奸害懒，一担总要挑到300来斤。当时塘口上也有竞争，有人在小老板面前叽咕，说我父亲坏话，意思就是担子不足，虚报冒称。有两次，小老板叫人一称，都是四百斤的担子。此后小老板对我父亲的担子就不再过称了，说多少是多少。

我母亲在家烧饭带敲石头。敲石头也是件受罪的事。我母亲当年还在月子里就去敲石头，最后一双手跟大锉似的，口子横一条竖一条。父亲把碎石头挑到河边家门口，母亲把石头敲成一定规格，这样才好卖钱。敲石头要用小铁锤敲，有时用毛竹片子按起来，一敲一摇一敲一摇，把石头先敲成半寸见方的小块子，再碎些的敲成瓜子片。大人敲，小孩子也敲。我家主要就是母亲敲，大人不把我们敲，主要是怕崩到眼睛。

一直到5、6岁的时候，在江南不要我们做什么事。姐姐带着我和大弟弟上小街上玩。小街上有个卖大饼的大妈，看到我们来了，把饼篮子朝我弟弟面前一放，说：“小伙子拿，不要你钱，一个手拿一个。”那时大饼贵呢，一个铜板一个，实际上是面耷的，在我们家叫面饼，江南就叫大饼。弟弟拿一个，我跟姐姐望望，她不喊我拿，我们不拿。因为拿了大饼，这位大妈就会跟我父亲讨钱。后来到5、6岁的时候，我们全家还上江南，年年去。我记得7岁那年，我们就会挑野菜了。那个地方雨一下，茅草地上到处是地皮菜，可以用手抓，就像黑木耳那样，就那个味道。春天挖小蒜，又是那个地方，去挖的人多呢。

到了我8岁学煮饭，我比较懂事，晓得出去拾草，煮饭带拾草。有一天跑到我们住地南边的山上，有个中年人在那里砍树枝，他跟我说：“小宝宝，你那草叶子拾家去不耐烧，一燎就燎得了，我砍点树枝子折点给你。”我也不懂，就背点回去，回到家朝火板上一放，赶快煮饭。我母亲回来一看：“没得命了，你把人家树砍得了，我们船还要人家砸得呢，不能要呀，你怎么砍的？”我说：“我没砍，是那个人他砍下来的树枝子给我，说我拾的草叶子一燎就燎得了，叫我明格还去呢。”我母亲说：“不能去，船还要人格砸得了呢。”

头一次煮饭，煮的是烂饭，家里报告我父亲，说是我煮的。父亲很高兴说：“好的。”我小嘴往起来一揪，说：“烂的。”我父亲有个好处，不好也说好，说：“蛮好蛮好，明格煮就更好了。”除了煮饭，还到墒沟边弄苕子头炒菜。苕子那时江南就有，当地叫“油活络头”，我们就弄了吃。后来60年代搞“小江南”，苕子引到建湖做绿肥，也有人割苕子头吃，但可能是那时人油水太少，吃苕子头会头晕头疼。

 9岁那年，我们家上江南去迟了，苏州高景山那里弄不到塘子，便奔苏州黄山。找到老乡陈广大，就是我们庄子东边陈家舍的人，在黄山扒沙子，我家父亲就跟他弄沙子。陈家一家子好了不得了，他家姑娘叫德芳（王兆海中将的母亲），当时14岁，就带住我们去拾草挑野菜。后来，弄了一气，我父亲看看弄不到个钱，又回头到高景山挑石头。我老记得黄山那片圩上朝阳的河滩上，一窝一窝甲鱼蛋。大人说不能挖，还要孵甲鱼呢。

再到高景山，父亲托人找到个塘口，但是个多高子没人要的塘口，当地叫滑档子。这年，我和姐姐一起随父亲挑石头了。滑档子又没路，怎么去呢？我父亲用扁担两头剐子，他勾爬上去，然后先把我们的担子勾上去，再把我们姐妹俩吊上去。下来还是这样朝下下，危险了没得命。我们一天也就挑三四担，父亲是重担，担担都有四百斤。我们小人担子小，也就一尺见方，半筐碎石头。我家姐姐挑一担两个铜板，我只能拿到一个铜板。

弄石头的师傅叫老裴，因为是滑档子，没得人肯上他那里挑，见我父亲去了，欢喜得不能，待我们很好，我父亲对他也很客气，还给他一包香烟。他就问我父亲怎么上来的？我父亲说，马上下去告诉你。其实办法都是一样。

那时，高景山一天到晚是弄石头的声音，热闹得很，山下就是一片敲石头声音。到放开山炮时，就有人不停地喊：“大家注意，开炮了，大家注意，开炮了！”就老不断的喊，喊得一条声。正在安下心来挑石头，可是不长时间江南到处风传日本鬼子进攻中国，要打仗。江南的人纷纷逃难，江北来的人更是赶紧往家逃。本来我们家有条小船，太破了，没得办法过江，所以这个时候船也不要了。我家父亲决定他一个人继续在塘口挑石头，叫我们娘儿6个跟我家二表哥船回来。这是二月份的事，我父亲四月份才回江北。

二表哥姓金，是建阳金墩的，也是弄船运石头到江北。他家船底下装石头，上头坐人。小船好好的行，要行16天，我们这趟路上老打叉，也不知道行了多少天。只就得过了江，到姜堰，水小，金家船重走不了，就停在那块。晚上遇上要饭的，那些要饭的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尺把两尺长的布口袋往竹子一绕，伸到船上，一来就是十几头二十个，一齐声地要饭要钱，不把就不停声。后为我们说：“还要呢，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了。”一直等到大水的时候，船可以走了，又向家乡行去。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雨，好不容易到了家。我们到家了，我家父亲还在高景山那块挑石头。后来鬼子来了，原来一起挑石头的苦力，有的就变得了。听父亲说，阜宁北边有个马家，爷儿3个投了鬼子，在高景山一带横行霸道，什么坏事都干，连江北老乡也不放过。虽说塘口还有人在那块装石头，但马家一帮人专门磨摸人，坏透了。我父亲感到实在干不下去了，也跟别人的船回家了。

 除了去过苏州，我还随父亲到过湖州。那里也有不少江北人，在那边拉车子、上山弄石头。我们庄上紧邻，和我家屋沿搭屋沿的唐光芝，他家就老奶奶在家，父亲母亲及弟兄7位全在湖州。

 我今年93岁了，说起来，我随父亲上江南已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很多细节已经回忆不清楚了。反正觉得那时江北人为上海、苏南等地的发展做了很多的事，吃了不少苦，而穷苦的江北人也在上海、苏南谋得了生路，有很多江北人留在上海，留在苏南等地，成了上海人、苏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是城市人家下放，后来知识青年投亲插队，可算是亲戚又回到故乡。虽说他们在故乡不过几年，但又把江北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江北当时搞乡镇企业实际也得亏这些下放户和知青哩。现如今，大批苏北人又纷纷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发展，可以说，又是家家户户有亲戚在江南了。一句话，江北与江南血脉紧相连，亲情永不断。

唐光真，建湖县高作镇唐家大桥人，1926年2月出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初期任县妇联主任，此后先后任区、镇党委书记，县劳动工资部部长等职。1984年离休，离休前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局党支部书记。2004年被评为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第二届感动建湖十大人物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