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秦庄：华中鲁艺在这里定格

2017年05月03日07:06 来源：文艺报 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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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公堤下，沿231省道西行14公里，便是建湖县庆丰镇北秦庄村地界。村部在南，挨着路边，坐东朝西。门前有一条河，河边有位50多岁的先生在钓鱼，我问他去秦氏宗祠的路怎么走，但他不是本地人，要我问村干部。村部的大门开着，我本不打算找村干部，外面千根线，进村一根针，哪有那么多时间应对？但还是走了进去，在值班室里见到了秦卫东，服务卡上写着，他是民兵营长，听说我要去秦氏宗祠，很热情，给我联系上了秦立生，村卫生室医生，爱好村史研究。

沿村部门前的路南行两公里，便是北秦庄。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庄上的老人们说，他们的祖先是高邮的秦少游，我以为是北宋词人秦观，但他们说不是。更多的人，并不以为秦观与秦少游是同一个人。问起高邮人怎么从无锡迁过来的，他们就无从说起了。这漫长的历史，谁会在意呢？

秦少游宋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任过国史馆编修，绍圣年间死于滕州（今广西滕县），南宋建炎四年（1130）被追赠龙图阁直学士，其子秦湛宋政和年间（1111-1118）任常州通判时，定居常州武进，于是就将秦观之柩葬于无锡惠山（当时无锡为常州辖地）。南宋末年，秦湛十世孙秦惟祯（瑞五）从武进入赘于无锡富安乡胡埭王野舟家，秦惟祯之孙秦彦和在元代末年，从胡埭迁居城中六箭河北岸玄文里，其后裔被族内称“河上秦”。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秦惟祯七世孙秦金又自胡埭之张舍迁居县城西水关，其后裔被族内称“西关秦”。

北秦庄的秦氏是西关秦的后代。

但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谁也说不清楚，族谱上说：“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秦氏祖先约文公自江南水乡无锡迁徙至此。”秦立生说，这个庄子原来叫秦家庄，到清代中叶，姓秦的住户已超过200户，人口近千，秦家庄住不下了，便在庄东南五六里处选址又筑一庄，于是，就有了南秦庄与北秦庄之分。

秦立生将我带到庄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说当年的秦氏宗祠就在这里。现已了无痕迹。收割的菜籽桔杆倒放在路边，田间一半长着玉米，另一半长着黄豆，周边杂草丛生，自由得肆意。这是这个庄子最高的地方，北面有一条小河，呈月牙形，庄前也有一条河，是水网地区的主要通道。当年选址建祠的人一定是懂点相地之术，这里有风的元气与场能，亦有水的流动与变化，气象不一般。

秦立生说，当年，鲁艺的学生就住在这个祠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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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立生所说的鲁艺，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

新四军首提在盐城办学校的是刘少奇，那是1940年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主力部队奉命挺进苏北，落脚点是盐城。刘少奇在率领中原局干部离开淮南前，就考虑到盐城后创办学校。1940年11月，黄桥决战胜利，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会师，刘少奇与陈毅在海安见面时，把办学校的事情提了出来。起初，只是想办一所学校能争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工作，培养文化干部，在征求意见时，同志们认为这所学校应该像延安的鲁艺，于是，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并决定由丘东平、刘保罗、陈岛、莫朴、孟波等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丘东平为筹委会主任。随后，刘少奇在盐城召开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筹委会议，确定学制为6个月，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14个系，第一期计划招生400人，校址设在盐城贫儿院（旧址）。紧接着，华中鲁艺筹委会在《江淮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启事，向各地印发招生简章，并在盐城、东台、海安、阜宁等地设报名点，经过政治考查与专业考试后确定录取。一个月后，已有215名学生报到，大部分来自上海和长江下游的南通、如皋以及盐阜当地的知识青年，还有远自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广东、福建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南洋归来的华侨，也有部分学员是从部队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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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华中鲁艺的开学典礼安排在1941年1月份，“皖南事变”突发，未能如愿。

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震惊中外。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盐城召开。

2月8日，华中鲁艺在盐城举行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

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出席大会，院址设在兜率寺、贫儿院等处。陈毅曾以陈仲弘的署名，给许广平写信，邀请她担任华中鲁艺的院长，并派许幸之前往上海面请。许广平因忙于整理鲁迅全集，未能前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院长由刘少奇兼任，丘东平任教导主任。并由丘东平、何士德、陈岛、孟波、莫朴、刘保罗等六人组成院务委员会。华中鲁艺的学员们抗战宣传激情日益高涨，创作了《新翻版》《汪逆之泪》等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公演了《皖南一家》《王玉凤》《惊弓之鸟》等剧目，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活动，并创作数以千计的以宣传反投降、反“扫荡”、减租减息、参军参战、统战政策等为中心内容的版画、漫画、宣传画，进村入户，激发大家的抗日激情。6月初，为了保卫夏收，保卫根据地，华中鲁艺提前结束了专业课学习，将师生编成三个中队和一个服务团，深入到盐城各地农村，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实习。一边帮助群众劳动，一边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了近2000名农民参加自卫队，或参加新四军，显示了抗战文艺的巨大作用。

随着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华中鲁艺的广泛宣传，苏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如火如荼，盐城也成了国民党与汪伪政府的围攻重地。6月下旬，为应对日伪军的扫荡，华中鲁艺由盐城撤到西20公里的陶家巷，7月23日，军部要求他们立即疏散，分成两队，一队由黄源、何士德、莫璞负责，随军部转移；二队由孟波、丘东平、许晴负责，经吉家庄、北秦庄，去楼王庄。23日傍晚从陶家舍出发，24日凌晨到达北秦庄，由于太困了，学员们纷纷要求就地宿营，等天亮后再走，于是就在秦氏祠堂和附近村民家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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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第一阵枪声的时候，警卫班的周占熊“向场头抽烟的农民打听”枪声的方位，之后报告了丘东平……

秦立生说那个“抽烟的农民”就是他祖父。他说在这里能看到的场头只有我家，他又指了指西边祖屋的位置。他说得有道理，按《北秦庄突围》（戴文兵整理，刊于建湖县委党史办公室1986年编印的《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记载：“全庄一片寂静，只有一个老农民在场头上的小草棚里抽着旱烟，一明一暗地闪烁着萤火虫一样的亮光。”这个抽烟的应该是秦立生的祖父秦建德。秦立生没有见过祖父，他父亲说祖父1957年去世，村里为他开追悼会时才知道他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财粮员，他编的宣传妇女解放的乡村小调，流传至今，如：“谁说乌盆不是盆？谁说女人不是人？针头线脑鞋头祙脑锅头灶脑样样能，没有女人这个日子怎么成！”

北秦庄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西边也有一条河，东南到西北走向，叫黄泥沟，与庄前的河交叉着，这样，庄前就有了两座桥，一座在庄东南，一座在庄西南，呈牛角状，当地人统称牛角桥，也叫东牛桥与西牛桥。丘东平、许晴与孟波弄清了地理位置，分析了敌情后，随即集合师生，过东牛桥去东南，许晴在前，丘东平居中，孟波断后。大概只有一半师生过桥，就停了下来，先是碰到了两个人（后来证实这两个人是日伪军的密探），后又碰到了五区区长魏心一，魏心一说前面有敌人，队伍立即回转，这时枪响了，许晴带着警卫班的战士阻击敌人，孟波带着桥北的师生后撤，丘东平指挥人突围过桥。

许晴组织阻击，当时只有8个人，几根拉栓式步枪，又能有多少子弹？放几枪也就没了，怎么也无法与日伪军的歪把子机关枪比，子弹雨点般压了过来。突围出去的人与桥北的人穿过北秦庄，向西北奔跑，进入了青纱帐，没有过桥的人，有的倒地装死，有的潜入稻田深处，躲了起来，跑在桥上、跳进水中、奋力反抗的人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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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北秦庄之役共牺牲35人，其中，华中鲁艺27人，当地村民8人。

秦立生把我带到庄前的河边，指认东牛桥的位置。这座对于华中鲁艺人来说有着生死之分的桥早已拆除，桥墩的那两堍土依然蹲在那里，隔河相对，守望着如棱岁月。听说我为那年“六月初一”的事而来，围上了好多人，都是长者。当地人对生死之期，都以农历记取。六月初一是“庄祭”，这一天，北秦庄烧纸的人家最多，为北秦庄人，也为那些死去的华中鲁艺人，他们为了一个平等、民主与自由的新中国，远离父母，客死他乡，北秦庄人能不为他们烧点纸？我问，近来报纸上说的“八女投河”，是这条河吗？秦中照接上了话，他说是的，就在月字头。说罢，就带我去。秦中照生于1940年，1974年他是所在地的生产队长，那年华中鲁艺幸存者来这条河边祭拜时，他参加接待，他的“据说”与“听说”更接近于真实。

东牛桥沿河向东三四十米左右，河的南岸有个月牙弯，当地人称之为月字头。秦中照说，当年那里漂尸一片，血染河红。我问这条河叫什么河？庄上的人相互望了望，说不出。建湖属河网地区，沟河很多，有的还真没名字，庄子西有建港河，东有西塘河，没有人在意这条河叫什么，本庄人说这条河上的事，不需要名字，一说都知道。我说，能不能就叫它“八女河”？庄上的人再相望。秦立生说，前面那条河，解放前是一位地主疏浚的，专为迎候出嫁的女儿坐船回娘家，叫“女儿河”，我们这河叫“八女河”也是有道理的。庄子上的人又相互望了望。这河在，这河的月字头在，这河岸的泥土深印着她们奔跑的痕迹，这河水仍有她们映照的影子，这日月总是按时序眷顾着，给她们一个名分，多好！我不知道这河究竟有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庄子上的人会不会从此叫它为“八女河”，但我知道，时空虽逝，大地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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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围中，丘东平过了桥，他是在敌人完全封锁那座桥前，霎时间冲过桥的，幸存者凌新2007年回忆时说（2007年作家出版社《咱们鲁艺的老师》之《见到丘东平最后那一刻》），“到丘东平身旁不远，我使劲喊丘主任快撤，话没说完，一颗炮弹落了下来。”凌新没有冲过桥，她不会游泳，也没有涉水过河，她在稻田里躲了起来，她再次见到丘东平，是在往目的地的路上，与同学朗静一起，遇到了一位村干部，说村前牺牲了一名同志，好像是鲁艺的，走近一看，是丘东平。

丘东平，1910年5月出生，广东海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左联文化运动，1938年加入新四军，任政治部政工科长兼陈毅的外事秘书，华中鲁艺的筹委会主任，也曾担任教导主任。最为出彩的是他文学创作的成就，作品具有七月派作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充满对生活的苦难和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郭沬若称其为“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离开北秦庄，我就顺着道去找丘东平牺牲的地方，我想看看他究竟倒在了一个什么地方。回到231省道，西行3公里，就是东平村的地界。合作化时，这个地方叫东平合作社，文化大革命时，分为两个大队，东边叫东方大队，西边叫红日大队，撤社建乡时，分叫东方村与红日村，2005年撤乡并村时，又合二为一，叫东平村。路标的不远处，有对夫妇在斜坡上翻地，先生叫周加明，72岁，他说十边地，派不上大用场，种几行玉米，栽几棵山芋。我问他知道丘东平吗？他说知道，东平村就是纪念他的，我问丘东平最后倒在什么地方？他转头指着不远处的路对面，说：就在陆家那墩坎子上，两合头白墙那户人家。我问他怎么看待丘东平的死，他说他的父辈们非常待见他，四时八节都祷告，为他烧纸，替他填坟，现在的人不大想到他了，那年代，真不容易。周加明先生也有感慨。

陆家人在场边的田里忙着，主人叫陆风成，72岁，怀里圈着个塑料筒，一把把在撒种，“鸟不食”将手染得殷红，老伴在挖墒。稻麦两季，麦收后的田间，经过耕翻与破伐，加上薄水一层，土味浓郁，复合肥的白色晶体，散落在杂乱的麦茬间，有一种诗意的点缀。陆风成听了来意，就上岸，把我带到他家的西墩坎旁——史料中记载的“三棵小桑树，一个小草堆”的地方，他说：丘东平当年就倒在这里。

丘东平当年是沿着黄泥沟走到这里，因建231省道，此沟被隔断了，路南，沟还在，远望也隐约可见，陆风成墩坎下的沟也在，本来是黄泥沟的尽头，现在断了水脉，成了绝头沟，但依然清水汪汪，荷叶田田。我问陆老，能否竖一块“丘东平殉难处”的纪念碑？他不假思索，说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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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丘东平之死，1985年曾引起争论，这场争论缘于庞瑞垠的小说《东平之死》。

庞瑞垠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故都三部曲”《寒星》《危城》《落日》，写南京的繁华与蒋家王朝的没落，写风雨飘摇年代的日月星辰与人间烟火，赞誉多多。与其他作家相比，庞先生更注重历史人物的直面书写，从细微处剖析人性，表明介于政治与革命中的人，如同万物介于自然，选择，有时也是一种无奈。庞先生写过《姚迁之死》《陈布雷之死》，但像《东平之死》的如此反响，是他始料未及的。

《东平之死》的焦点不是写东平的死，而是东平是怎么死的。庞先生以小说家的思维调用史料，刻画了丘东平这样一个作家在腥风血雨年代中心理的复杂状态，人物栩栩如生，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传记书写所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他的高妙之处在于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与历史人物的正常思维，他告诉人们，丘东平是自杀的，自杀是有原因的。而以草明、孟波为代表的新四军老战士则说庞瑞垠污辱了丘东平，他是被敌人打死的，是牺牲，不是自杀。

作家草明与丘东平早年共事，并于1937年共同创作过一篇题为《给予者》的中篇小说。孟波，作曲家，是北秦庄事件的亲历者，按那天的分工，他断后，因此安全撤离了。草明看了庞瑞垠的《东平之死》之后，给孟波写信，表达了她的气愤。孟波给草明回了信，信的大意是说他不在现场，他曾访问过时任天津话剧团团长的沙惟，沙惟是在丘东平指挥下成功突围的，从他身边走过，但沙惟说东平牺牲时他也不在场。在回信中，孟波同时告诉草明，当时他也问过屋里的一位农民，农民告诉他，他（丘东平）已经在屋后，机关枪扫不到了，孟波认为也不在步枪的射程范围，脑门上的枪眼也不是机枪子弹而像手枪子弹。草明给《小说选刊》（原载《当代》文学季刊）写信，认为《东平之死》在“死的性质的关键之处与事实不符”。并附上孟波给她的信。《小说选刊》把草明、孟波的信转给了庞瑞垠，庞瑞垠就这两封信的质疑提出了事实根据。于是，《小说选刊》把这三封信同时刊出。

据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馆藏资料中孟波、章枚、沙地的回忆录《北秦庄突围》中记载：丘东平“毅然决然地拔出手枪，将仅剩的一粒子弹上了膛，对准自己的脑袋，壮烈地为革命献身了……”建湖县委曾于1957年组成一个调查组，用了6天时间，对丘东平的死做过专题调查，参加调查的谷龙先、吕国爱、金占鏊三个于1957年5月31日写出报告（现在存建湖县档案局）：“他用枪按住自己的太阳穴，一声响，东平同志倒下了水田……”并注明“当时陆应广、陆长关等人看得听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否自杀，都与懦夫无关，都是烈士在当时情境的艰难抉择。我们应该坦诚面对与尊重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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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中鲁艺的校友名录中，我们得知，当时共有师生215名，二分队当时是多少人，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综合现存的史料，7月24日那天牺牲了27人（这个数字很准确，事后就安葬了这么多），包括新安旅行团队2人。被捕61人，其中，留盐城31名，他们在日伪政府做调查统计工作，后除一名做了日本人翻译外，都跑了；送30名去南通，后被保释20人，跑了8人，一女子做了伪军营长的姨太太，邵惟等人被送往上海，后被营救归队。

其实，这是一场遭遇战，事后得知，日伪军是偷袭《江淮日报》的，报社得到情报后，已经撤离，华中鲁艺二分队的师生们一无所知，撞个正着——战争就是这样无情。新四军军部也检讨了北秦庄事件中的华中鲁艺工作，比如，根据地不同于解放区，办学条件是否成熟？没有武装力量的保护，非战斗群体的安全谁来保证？1941年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吸取北秦庄事件教训，解散了华中鲁艺，学员们一部分参加地方工作，另一部分进了新组建的军、师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

从1941年2月8日成立，到8月解散，历史将华中鲁艺定格在北秦庄。

                                                      转载《文艺报》